政府采購一詞雖出現于現代，但政府采購行為卻在中國歷史上由來已久。最早在西周時期就已有了關于政府采購行為的記錄。按東西方政治文化融合的角度分析，可將政府采購在中國的發展劃分為兩個階段：古代的“政府采購”（公元前1046年至1840年），以及現代的政府采購（1949年以后至今）。各個歷史時期的政府采購有其不同的特點和作用。
奴隸時期：尚未自覺的政府采購
奴隸時期（西周、東周時期），中國的政治體制基本上采取諸侯分封制。各諸侯的治國理念雖各有差異，但基本上以小國寡民思想為主。《老子》：“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隱含的意思是說國家疆域小，百姓易于安居樂業。部分體現出了當時科技極不發達水平下統治階級治國的基本思想，以百姓安居樂業為根本目的。這個時期的“政府采購”也順應了統治者的治國思想，以“疏通”為主。據《周禮·地官·泉府》記載：“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褐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意思是說，泉府掌管鑄錢的職責，應當視市場的具體情況，將市場中賣不出的、或積壓在百姓手中的貨物買入，并表明其價格，將來再以同樣的價格賣出。可以看出，此時的“政府采購”還處于蒙昧未自覺的狀態，僅僅可以算是“經濟調節器”，逆經濟局勢而動，承擔著調整經濟的功能。如同攔水壩，水源枯竭時，放下壩門積蓄水源；水源豐盛時，打開壩門泄水。
封建時期：較為成熟的政府采購
進入封建時代，從先秦至清末，中國經濟水平一直居于世界的先列。南宋中期，中國經濟達到最強盛時期，經濟總量占世界的75%以上。即便是鴉片戰爭前，中國的經濟總量依舊占據全球的1/4以上，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1/3以上。當時的“政府”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中國即是“天下”，中國太平穩定了，“天下”也便繁榮昌盛了。在這種認識的指引下，各朝“政府”大多采納了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治國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均平”便成了治國的核心關鍵。“均”是手段，“安”為目的。取富庶之地重稅，用以兼及貧苦之地。
正是基于這一治國思想，此時的“政府采購”是“均”的一種手段。據《太平御覽》記載：“秦始皇四年七月，立太平倉，豐則糴，欠則糶，以利民也。”而在《宋會要楫稿》中記載“選官于京師置市易務，商旅物貨滯于民而不售者，官為收買。”可以看出，封建時期的“政府采購”已初步具備了調節市場經濟的功能，承擔著“看不見的手”的職責，“豐則糴，出則糶”，“賤則買，貴則賣”。因而，亞當·斯密在做《國富論》時，將中國視為市場經濟的楷模。
現代：不斷完善的政府采購
鴉片戰爭以后，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體制遭受了巨大沖擊，直到新中國成立，中國才重新凝聚成一個整體。但新中國已不再閉關鎖國，不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是放眼整個世界。由于國際貿易、科技以及西方思想的沖擊，中國政府的治國思想也已發生實質性改變。中國政府更多地思考如何建設好這個落后的國家，如何將新中國重新立于世界強國之林。“公平”和“效率”便成為了爭論的焦點，如何在維持國家穩定的基礎上，爭取最快最好的發展。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政府不再隱藏于市場經濟的身后，發揮著“看不見的手”的作用，而是走到市場經濟的前端，以“看得見的手”引導經濟的發展。
政府采購順應世情國情，融合了西方哲學、經濟學的基本思想，同時發揮著“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的職能。“政府采購應當有助于實現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政策目標……要從政府采購政策功能上支持國家宏觀調控……積極研究支持促進中小企業發展……”而從當前政府采購的具體管理手段看，應提高采購過程的合法化、規范化，加強對采購結果的監管，促進市場競爭，發揮政府采購對市場經濟的引導作用；加快采購信息化、標準化建設，促進公開、公平、公正原則，提高采購效率，同時兼顧公平與效率；通過特定手段扶持民族企業發展，如批量集中采購、節能產品采購、公務機票購買等，對特定行業進行扶持，以個體引導全局，共同促進經濟發展。現代政府采購已不僅僅是經濟調節器，而是更多地承擔了引領市場經濟、促進民族企業發展的功能，是解決公平與效率的一種手段。
政府采購制度是政府干預市場經濟，與市場進行溝通的重要手段。在各個歷史時期都表達出不同的治國思想。但總體而言，隨著時代進步，政府采購制度也在不斷改變與完善。
（作者：王峰林 劉懿萱
單位：中國民用航空局清算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