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造成了歐美等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的顯著差異。我國東、中、西部各地區由于種種原因經濟發展極不均衡，這是否會導致地區性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的不同？企業組織理論在現代管理學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那么與環境保護相關的企業組織結構變遷與環境會計信息披露之間是否存在必然的聯系？從企業外部宏觀經濟發展水平和企業內部微觀組織變遷的視角來考察我國滬市隸屬于污染行業的上市公司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現狀、動機和影響因素，研究結論表明加強政府管制和促進企業內部組織制度的變遷有利于提高企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
［關鍵詞］地區經濟差異；企業組織變遷；企業規模；財務業績；債務水平；企業性質；環境會計信息披露�
［中圖分類號］F234.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833(2012)01006811��
一、 問題提出�
社會工業化程度的加劇不僅帶來了經濟的高速發展，也帶來了生態環境破壞、自然資源危機等一系列副產品，自然環境資源也因此變得稀缺。隨著環境污染與資源枯竭問題的日益突出，環保運動自20世紀后期首先在歐美等經濟發達國家開始興起，隨后成為整個世界都廣泛關注的話題，我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1996年6月發布的《中國的環境保護》報告中也提出了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相統一的經濟建設指導方針。企業作為微觀經濟主體，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必然擔負著保護環境的重任，肖特嘉和布里特認為經濟-生態效益可以作為企業環境會計的目標，其強可持續性的改進通常可以實現經濟業績和環境業績的雙贏[1]。因此，不管是從為滿足自身逐利本能的角度出發，還是從履行為社會提供預期商品和服務的社會契約的角度出發，企業在社會可持續發展過程中必將起著重要的作用。企業披露的環境會計信息是表明企業完成環境資產受托責任、進行了有效的環境管理以及提供企業存在合法性的重要信息來源， 這已開始受到投資者、債權人、銀行等金融機構、環境保護部門、政府監管部門以及社會公眾等企業利益相關者的重視。在我國，一方面，不同層次的政府監管部門下發了一系列文件以規范企業的環境會計信息披露行為，如中國證監會1997年發布的《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第一號――招股說明書》，上海證券交易所2008年發布的《關于加強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承擔暨發布〈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指引〉的通知》等；另一方面，學術界對環境會計信息披露也進行了逐步深入的探討和研究，為企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實踐提供了理論上的指導。�
普遍認為，我國的環境會計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十余年來，國內學者對環境會計的研究步入了一個新的領域，從偏重于財務會計的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轉向側重于環境報告體系的研究[2]。早期的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研究主要是規范研究，如孟凡利探討了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基礎理論[3]；
李洪光和孫忠強提出了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三種模式[4]。近年來，關于環境會計信息披露實證分析的文章有日益增加的趨勢。湯亞莉等探討了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影響因素[5]；肖華和張國清研究了重大環境事故對相關行業股價和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情況的影響，驗證了合法性理論在中國的應用[6]；王建明對滬市上市公司環境會計信息披露、行業差異與外部制度壓力之間的相關性進行了研究[7]；王珍義等分析了紡織業上市公司的招股說明書及年度報告中披露的環境會計信息內容[8]。�
然而，不管是規范研究還是實證研究，大都是針對我國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基礎理論、影響因素、披露現狀和存在的問題，并沒有針對我國這個發展中國家所特有的宏觀國情來研究微觀企業對于環境保護責任的響應問題。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和歐美等發達國家相比有著顯著的不同。相對于環境會計信息整體披露水平較高的歐美等經濟發達國家，環境問題可能在發展中國家沒有什么吸引力，這是因為發展中國家的人們更注重滿足個人的基本生理需求問題 [9]。Smith等研究發現，馬來西亞的投資者可能沒有在他們的投資中考慮環境信息披露的價值，而是更注重企業的財務業績和經濟前景[10]。�
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迅速發展，然而，長期以來東、中、西部各地區由于種種原因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同時，“資源無價”以及“經濟掛帥”的思想主導著人們的經濟發展觀，在這種情況下，因經濟發展差異造成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意識、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顯著不同的結論是否會在我國地區之間得到驗證呢？即地區經濟發展差異是否會成為影響企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因素呢？�
此外，從企業自身來看，將環境意識內化于內部組織制度結構的企業是否會顯著提高企業環境管理業績繼而影響企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的高低呢？各種企業特征，如企業規模、財務業績與債務水平與環境會計信息水平的相關性又是如何的呢？�
本文擬從企業外部所處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和企業內部對環境責任響應發生的組織變遷這一視角出發，運用滬市隸屬于污染行業的上市公司樣本數據分析我國污染企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現狀，并檢驗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與環境保護相對應的企業組織變遷以及企業特征與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相關性。�
本文的后續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論分析、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第三部分是樣本設計與方法描述；第四部分是實證檢驗和分析；第五部分是研究的結論、啟示和局限。�
二、 理論分析、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一） 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環境會計信息披露�
20世紀70年代末，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中國自此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經濟體制變革，不僅建立了深圳等四個經濟特區，還陸續開放了廣東、福建、大連等省市，逐步深入實施東部沿海地區開發戰略，促進了東部地區經濟的飛速發展。1992年，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再次肯定了東部發展戰略的意義。相比之下，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西部的經濟發展速度遠遠落后于東部沿海地區，形成了全國經濟發展區域不均衡的局面。東西部地區發展差距的歷史性存在和不斷擴大已經成為一個長期困擾中國經濟和社會健康發展的全局性問題，以2008年地區生產總值為例，廣東省以35696.46億元位居榜首，而排名最后的青海和西藏分別為961.53億元和395.91億元數據資料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局官方網站http://www.stats.gov.cn/。。實踐表明，生存問題是首要問題，在溫飽尚未解決的情況下談環境保護無異于紙上談兵，世界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上的差異表明，經濟發展程度會影響企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因此，在我國可能會存在著這樣的現象：經濟發達地區的企業具有較高的環保意識，披露環境會計信息的動機也較強，披露水平較高；經濟欠發達地區的企業可能會由于溫飽問題而將經濟發展問題排在環境問題之前，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動機較差，披露水平較低。�
由此提出假設1：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企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顯著正相關。�
（二） 企業組織變遷與環境會計信息披露�
Laughlin認為企業組織只有在被逼無奈的時候才不得不進行改變以適應外界環境的變化[11]。Gray等的研究表明，社會對自然環境真實狀態的關注喚起了企業等組織對環境問題的響應。[12]Larrinaga�González等對西班牙的案例研究發現，企業等組織提供環境會計信息的目的在于試圖向外界傳遞企業與環境相關的行為信息，并認為Gray等的組織變遷理論
是解釋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有用工具，Larrinaga�González認為合法性理論和政治經濟學理論都可在不同的組織變遷水平上解釋環境會計活動[13]。Tilt研究了組織環境戰略管理活動與其自愿性環境會計信息披露之間的聯系[14]。Laughlin和Gray等的研究表明，企業組織的變遷可以分靜止階段和形成階段[1112]，處于不同組織變遷階段的企業，其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應當具有顯著的差別。在組織變遷的靜止階段，企業組織制度與結構沒有發生較大的變化，總體環保意識較差，企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大多是基于需求驅動的，披露水平較低且不穩定；在組織變遷的形成階段，企業開始在組織制度層面進行改變以適應新的環境變化，基于責任驅動的環境會計信息披露進一步減少了對環境規范的違規行為[15]。�
綜上所述，可以提出假設2：企業組織變遷程度與企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顯著正相關。�
（三） 企業特征與環境會計信息披露�
Mathews認為，公司所獨具的特征（如盈利水平、債務風險等）會影響其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數量，英國、美國和澳大利亞的經驗研究表明企業披露環境會計信息的數量和企業的經濟業績、規模以及所在行業具有相關關系[16]。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可能與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存在聯系的企業特征作為研究的控制變量。�
1． 企業規模與環境會計信息披露�
瓦茨和齊默爾曼認為，規模越大的公司越具有政治敏感度，越容易受到社會公眾的關注，政治成本越高[17]。因此，規模越大的公司越傾向于披露更多的環境信息，以避免政府和社會對其的過度關注。國內外經驗研究中對于公司規模與環境信息披露相關關系的結論比較一致，利益相關者理論和合法性理論都認為，大規模的企業組織更容易受到政治和社會的壓力，因此更愿意披露較多的環境會計信息[1821]；湯亞莉等和王建明對我國資本市場所作的經驗研究也證實了公司規模與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5，7]。�
由此提出假設3：企業規模與企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顯著正相關。�
2． 財務業績和環境會計信息披露�
從理論上看，一方面，根據信號理論，財務業績好的企業傾向于向外部利益相關者發送區別于其他企業的信號，以表明自己的競爭優勢，由此更愿意披露較多的環境會計信息；另一方面，由于環境投資通常是在長期內而不是短期內給企業帶來收益，財務業績差的企業也會關注環境會計信息披露，因為他們可能會試圖利用較高的治理和防止污染的資本支出為其較差的財務業績作辯解，較高的污染投資降低了未來違反環境管制的風險[22]。由此，對于財務業績與環境會計信息披露之間的關系，國內外的實證檢驗結果并不一致。Spicer和Belkaoui發現企業績效與環境信息披露存在正相關關系[2324]；Freedman和Jaggi發現規模大、財務業績差的公司傾向于提供較為詳細的污染信息[22]；Smith（史密斯）等發現馬來西亞上市公司的財務業績與環境會計信息披露存在負相關關系[10]；湯亞莉等研究發現，公司績效與環境會計信息披露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5]；王建明的研究則表明，公司的盈利能力與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無顯著關系[7]。�
由此提出假設4：企業的財務業績與企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顯著相關。�
3． 債務水平與環境會計信息披露�
對于債務水平與環境會計信息披露之間的關系，也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當今的企業生存在一個嚴格注重環境保護的大環境中，環境風險日益凸現，銀行等企業債權人開始關注企業環境保護責任履行情況，以降低環境風險，保證投資安全。由此可以推斷，負債程度高的企業為了向債權人表明其嚴格遵循了環境法規、環境違規風險低，相對于低負債水平的企業更傾向于披露較多的環境會計信息，Roberts的研究證實了這一推斷[25]；另一種觀點，即代理理論認為，債務契約所包含的限制條款會傾向于減少企業管理層在股東和債權人之間轉移財富的能力[26]，因此，具有較高契約成本和監督成本的企業會傾向于選擇增加凈收益的會計方法，而披露環境會計信息的決策會導致環境保護支出的增加從而減少企業的盈余，因此具有較低契約成本和監督成本的企業，即低債務水平的企業會傾向于披露較多的環境保護信息，Belkaoui和Karpik的研究證實了這一結論[18]。�
由此提出假設5：企業的負債水平與企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顯著相關。�
（四） 企業性質與環境會計信息披露�
我國的制度背景與西方發達國家及東南亞國家均有所不同，尤其是滬市上市公司中的國有控股企業占了極大一部分，出于地方政績的考慮，企業是否由國家控制可能會對環境會計信息的披露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本文將企業性質作為控制變量。�
由此提出假設6：企業性質與企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顯著相關。�
三、 樣本設計與方法描述�
（一） 數據來源和樣本描述�
本文選用滬市2009年6個污染行業139家上市公司年度報告作為樣本其中石油業包括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石油加工及煉焦業；采選業包括煤炭采選業、有色金屬采選業和2家采掘服務業；造紙業為造紙及紙制品業的簡稱；化學業為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業的簡稱，電業僅包括污染較重的火電業。，污染行業的選定依據是中國證監會2001年頒布的《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以及環境保護部2008年制定的《上市公司環境保護核查行業分類管理名錄》。剔除2009年和2010年初次上市的公司2家、ST公司15家、2008汶川災害可能會影響到地處四川省的公司5家，最終有效樣本數為117家上市公司，其中石油業8家、采選業24家、造紙及紙制品業10家、紡織業15家、化學業40家、電業20家。手工收集的年度報告中環境會計信息數據來自上海證券交易所官方網站（http://www.sse.com.cn/），財務指標來自巨潮咨詢（http://www.cninfo.com.cn/）。�
（二） 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現狀的簡單描述和初步分析�
117家滬市污染行業上市公司2009年報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情況如下頁表1所示，可以看出披露信息最多的項目是“環境政策或公司關注環境的聲明或討論”，占總體樣本的79.5%；其次是“循環經濟或節能”項目和“政府補助”項目，均占總體樣本的66.7%；披露信息最少的項目是“環境監測”，僅占總體樣本的6.0%；在年報中明確提到設置了環保機構的有20家，占總體樣本的17.1%。這種結果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支持和相關政府管制促進了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
1． 關于“循環經濟與節能”項目的說明�
發展循環經濟對提高我國資源利用效率、緩解環境污染壓力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我國1997年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節約資源法》、2002年頒布了《清潔生產促進法》、2008年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循環經濟促進法》以及1983年國務院頒布了《關于結合技術改造防治工業污染的決定》、1996年國務院批轉了《關于進一步開展資源綜合利用的意見》一系列相關法律法規和意見，黨的十六大提出可持續發展戰略，黨的十七大將科學發展觀寫入黨章。這些都為循環經濟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氛圍，在一定�
注：�n�為該行業公司總數。�
程度上促使企業積極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引導企業從生產的源頭及生產的全過程充分實現廢物的最小化、資源化和無害化，反映在企業的會計信息披露上就是關于循環經濟和節能減排方面的信息披露所占比例相對較高。�
2． 關于“政府補助”項目的說明�
肖特嘉和布里特認為，政府環境政策和行業政策將會支持企業管理當局把經濟-生態效益作為企業的環境會計目標[1]。因此，政府有能力且可以建立支持性的計劃，以獎勵企業節約利用各種能源、材料和水資源等自然資源，鼓勵生產廠商主動承擔整個產品生命周期對環境影響的責任和受托責任，并培育、研究和開發與經濟-生態效益改革相關的宏觀支持環境，從而減緩企業對嚴重環境問題的敏感性。環境會計信息披露中的政府補助項目深刻體現了我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相關環境政策，從披露的情況來看，超過半數的污染企業得到了不同政府部門的資金支持，這些資金支持在引導企業進行環境治理、發展循環經濟等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
3． 關于“或有負債、預計負債、負債、修復和基金”項目的說明�
值得一提的是“或有負債、預計負債、負債、修復和基金”這個項目，從整體上看該項目的披露水平不高，僅占所有樣本公司的17.1%，其中石油業的披露公司數占整個行業的25%，采選業占�62.5%�，造紙業、紡織業和電業這三個行業的披露公司數則為零。這可能和相關的環境會計信息規制有關聯，一是財政部2006年頒布的新會計準則中《企業會計準則第27號――石油天然氣開采》等具體規則規定，石油業對于油氣勘探及開發活動結束時的預期拆除義務和棄置費用的成本的現值應作為預計負債入賬，二是山西省人民政府2007年印發了《山西省煤礦轉產發展資金提取使用管理辦法（試行）》和《山西省人民政府關于印發山西省礦山環境恢復治理保證金提取使用辦法（試行）通知》兩個文件，這些規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石油業公司與采選業公司承擔環境保護責任的主動性，從而他們積極確認環境負債。�
（三） 模型設定和變量說明�
1． 模型設定�
根據假設1至假設6，本文建立下列多變量回歸模型，如式（1）所示。�
Disc為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指數，計量企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的高低；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分別采用三個替代變量，模型（1.1）選用《中國市場化指數―各省區市場化相對進程2006年度報告》中2005年各地區的市場化指數（Market）作為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替代變量[27]，另外，為防止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異替代變量的選擇性偏誤，本研究亦選用各地區2005年生產總值（District05）和2008年生產總值（District08）排名作為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替代變量，如模型（1.2）與模型（1.3）所示，指標排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局官方網站公布的原始數據整理得來http://www.stats.gov.cn/。；企業組織變遷（Change）以企業是否設置了環保機構作為替代變量，假設設置了環保機構的公司至少在組織結構上進行了改變，將環境保護事項作為公司常設機構的日常事項加以管理，制度化程度較高，由此推斷企業已經形成了與環境保護活動相對應的組織制度變遷，本文采用虛擬變量來衡量企業是否經歷了組織變遷；企業特征分別采用企業總資產的自然對數計量企業規模、資產負債率計量債務水平和凈資產收益率計量財務業績；企業性質采用虛擬變量，以最終控制人是否為國有控制人來衡量，具體變量設計情況見下頁表2。�
2． 因變量設計�
內容分析法往往被用于決定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的高低，借鑒Gray、Bebbington和Walter對環境會計中潛在組成要素構成的研究以及Patten對環境信息披露分數的構建方式[2829]，本文通過分析滬市樣本上市公司的年度報告，在對公司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分析的初步描述基礎上確定構成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指數的組成要素。公司年報中披露的環境會計信息按內容和性質分為12項，分別為環境政策或公司關注環境的聲明或討論；遵循環境管制的聲明；循環經濟或節能；或有負債、預計負債、負債、修復和基金；公司污染控制設備及過程的討論或提及、ISO14000或HSE；環境監測；對污染控制或減排的資本性支出；對污染控制或減排的費用性支出；環保機構；研發支出；政府補助以及可持續發展報告（或社會責任報告）。各公司年度報告中每披露其中一項則賦值1分，最高可能得分為12，最低可能得分為0，以顯示各公司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的高低。由此得出的各公司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指數作為模型（1.1）、（1.2）、（1.3）的被解釋變量，分值越高，表明該公司披露的環境會計信息越充分。�
3. 自變量設計�
解釋變量的選取與定義如表2所示。�
（三） 描述性統計�
對117家樣本公司的初步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3所示，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指數最高為11，最低為0，即存在未披露任何環境會計信息的公司，說明我國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差異較大，中位數與均值則比較一致，都在5左右。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替代變量不管是市場化指數還是2005年度、2008年度地區生產總值排名，最大值均為30，表明樣本公司中無地處經濟發展水平與市場化程度最低的西藏地區。設置了環保機構的公司有20家，占樣本公司的17.1%，這說明我國污染行業在組織內部經歷了環境保護制度機構組織變遷的企業還不多，大多數企業還處在組織變遷的靜止階段，其披露環境會計信息的動機主要是受到政府管制和外部環境壓力的影響，并沒有在企業的組織結構和制度文化方面形成環境保護的主動意識。樣本公司中95家公司的最終控制人為國家，這說明污染行業的國有化程度比較高。�
四、 實證檢驗和分析�
（一） 變量相關性檢驗�
在對模型（1）進行多元回歸前，為觀察解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顯著相關關系，首先對解釋變量進行相關性檢驗，檢驗結果如下頁表4所示，除了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3個替代變量Market、District05和District08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787、0.757和0.985外，其余解釋變量之間的系數都低于�0.5�，因此運行模型（1.1）、（1.2）、（1.3）不會產生解釋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二） 多元線性回歸結果分析�
模型（1.1）、（1.2）、（1.3）的多變量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不管是以市場化指數作為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替代變量的模型（1.1），還是分別以2005年度和2008年度的地區生產總值排名作為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替代變量的模型（1.2）和模型（1.3），其回歸結果差異很小，具體分析有以下三點。�
1． 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無顯著相關關系�
不管是以市場化指數、2005年度地區生產總值排名還是以2008年度地區生產總值排名作為經濟發展水平指標，結果均表明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無顯著相關關系，假設1被拒絕，原因可能有以下三點有意思的是，王建明的研究中存在一個有趣的現象，在變量相關性檢驗中，公司地區與環境信息披露指數呈顯著負相關關系，即西部地區環境信息披露指數相對較高。這在一定程度上為本文的猜想提供了經驗證據。。�
（1） 雖然由于歷史性原因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極不平衡，但是，西部不發達地區大都是擁有豐富資源的地區，發展潛力很大。為了減少東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差異，1999年《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西部大開發的若干意見》提出了推進西部大開發的十條意見。2000年1月，國務院成立了西部地區開發領導小組，重點開發西部經濟。西部大開發規劃在其奠定基礎階段，即2001年到2010年，重點是調整結構，搞好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和科技教育等基礎建設，目的在于初步改善西部地區投資環境，初步遏制生態和環境惡化，使得經濟運行步入良性循環，經濟增長速度達到全國平均水平。由于西部大開發戰略在開始規劃時就注重生態環境與經濟的協調良性發展，與東部地區20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的經濟發展模式大為不同，因此在本研究中出現東西部地區雖然經濟發展水平具有差異，但環境保護意識沒有顯著差異的現象也是合理的。�
（2） Clarkson、Li和Richardson指出，企業過度遵循環境規制的動機包括3個：綠色商譽的創立、創新的動機和提高競爭對手的成本。這些動機都與企業的潛在增長利益相關，但在實際生活中，低污染的企業享受到了上述增長利益，高污染的企業產生的削減污染的支出卻沒得到與之相適應的利益增加的回報，因此，在實踐中高污染企業遵循的是最低的環境規制水平[30]。由于本研究選擇的是污染行業的樣本，其受到的關注程度較高，因此可能會受到一些軟制度約束，被迫披露環境會計信息，以表明企業存在的合法性，不至于因違反國家層面的環境法律法規而被取締。表1的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初步描述也發現了披露環境會計信息最多的項目大都是在國家宏觀行業和經濟發展政策的推動下引起的，因此，本研究得出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對環境會計信息披露影響不顯著的結論也是可能的。�
（3） 表3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表明，最終為國有控制的企業占總體樣本的81.2%，因此也可能是為了地區政績，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謀求本地區經濟的高速增長，從而其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反而不是顯著高于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地區。�
2． 企業組織變遷與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呈顯著正相關關系�
以是否設置環保機構為替代變量的企業組織變遷與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經歷了組織變遷的企業與沒有經歷組織變遷的企業在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上具有顯著差異。經歷了環境保護組織制度機構變遷的企業，由于企業內部組織制度背景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環保意識主動性大大提高，有將環境保護概念融入企業文化價值觀的趨勢，因此更傾向于披露高水平的環境信息，假設2得到驗證。�
3． 企業特征、企業性質與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之間關系的驗證�
除了企業規模在1%的水平上與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顯著正相關以外，其余的債務水平、財務業績等企業特征和企業性質都與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無顯著相關關系，假設3得到驗證，假設4至假設6被拒絕。這說明在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財務業績和債務水平這些企業特征以及企業是否由國有控制均不能解釋污染企業披露環境會計信息的動機，在社會環保意識逐漸增強、環保法規越來越嚴厲的今天，污染企業披露環境會計信息的動機可以用合法性理論來解釋。規模較大的污染企業更容易受到社會和政府相關環保部門的關注，因此，這類企業為表明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越易披露較多的環境會計信息。�
五、 研究的結論、啟示和局限�
綜上所述，本文的研究結論是：第一，污染行業的企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無關，這可能是由于我國東西部經濟發展模式不同造成的全國整體環境保護意識比較一致的結果，也可能是由于隸屬于污染行業的企業受到行業管制的影響較高，存在強制企業披露環境會計信息的軟制度約束，還有可能是因為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是以犧牲環境質量為代價贏得經濟的高速增長。第二，經歷了為適應外界環境保護壓力而發生組織變遷的企業，其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顯著高于未經歷組織變遷的企業。因此，加強企業內部環境保護機構的組織建設，建立健全企業內部環境保護組織制度，樹立企業環境保護文化價值觀對提高我國企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至關重要。第三，企業規模與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的相關關系再一次得到驗證，其余的企業特征均不能用來解釋污染行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的差異。�
本文的啟示：為了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高企業的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在我國目前東、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還極不均衡的情況下，一方面應加強政府對微觀企業的環境規制，關注建立環境會計信息披露制度約束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應從企業內部著手，促使企業加強環境保護組織制度建設，在企業內部制度層面保證其環境會計信息的披露水平。�
本文研究的局限：第一，僅僅研究了滬市隸屬污染行業的上市公司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與地區經濟發展差異、組織變遷之間的關系，忽視了非污染行業企業的相關研究，此外，上市公司的研究結論是否可以推廣到非上市公司也值得商榷。第二，由于目前我國缺乏第三方對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評價，本研究關于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指數的構建主觀性較強，組織變遷的替代變量也僅考慮了環境保護組織機構的設置，未能進一步考慮到企業文化的建立問題。第三，對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內容分析沒有區分正面信息和負面信息，由此得出的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指數可能會存在“綠色漂洗”的情形事實上，作者對97家上市公司年報的分析發現，樣本公司披露的負面環境會計信息極少。。第四，本文僅選取了2009年一年的截面數據，不能體現出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持續性、一致性與企業組織變遷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歷史聯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