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第二產業的快速發展尤其是工業的增長對我國經濟增長具有較高的貢獻率，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產業，第二產業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較高且發展較快，第一產業比重下降，第三產業比重較低的“低級別”產業結構是我國漸進式轉軌進程中追求高增長的結果。我國轉軌進程中公共投資是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工具，投資拉動型的增長模式決定了我國第二產業比重過高的“低級別”產業結構。
公共投資所涉及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交通運輸、倉儲及郵電通信業、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三大產業對第二產業具有較大的波及作用，因而公共投資規模的擴張會促進第二產業的快速增長。公共投資產業領域在區域間有顯著的產業結構趨同化現象，進而放大了公共投資對第二產業的波及作用。公共投資的體制性驅動力以及消費的體制性約束，決定了投資拉動型增長模式在未來一段時期內仍是我國主要的增長模式，同時也決定了我國當前第二產業比重較高的產業結構而非第三產業比重較高的產業結構“高級化”。
本文將在公共投資―經濟增長―產業結構的框架內實證分析公共投資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并對我國當前產業結構存在的必然性進行了深入分析，從而進一步指出我國下一步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和重點。
１ 我國產業結構的發展現狀分析
我國正處于轉軌進程中的積累階段，以發展第二產業來促進經濟增長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的顯著特征。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第二產業在ＧＤＰ中的比重不到５０％。此后的１０年中，第二產業的比重不斷下降，在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初一度下降到４１％左右，但是隨后，第二產業的比重開始回升，尤其是在“十五”期間持續上升。２００７年前三季度，第二產業在ＧＤＰ中的比重突破了５０％。“十一五”時期，第二產業在ＧＤＰ中的比重有所回落，２００９年為４６．３％，但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第二產業比重有所回升，增長到４６．８％。我國產業結構表現出第一產業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呈現遞減的趨勢，第二產業比重保持穩定增長，第三產業比重總體上呈現逐步增加的趨勢。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產業結構演變表現為在農業基礎不穩固、輕工業尚未發展的基礎上直接發展重工業；在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滯后的基礎上發展加工工業；在產業發展與科技發展體制性分離基礎上重點進行基礎設施投資，發展基礎工業的超越式發展模式。１９９８年以來，在國家積極財政政策的推動下，國家重點投資基礎設施建設，促進經濟增長，基礎設施、通訊設施和交通運輸狀況也得到了明顯改善。第三產業因受到政策性進入的限制，發展仍然相對滯后；此外，產業發展與科技發展的體制性分離、科技開發與運用的制度性問題，也制約著產業結構的快速升級。
２ 公共投資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
政府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改善了諸如交通運輸、郵電通訊、供電、供水、住宅等方面的區域投資環境，為工業化的發展創造了必要的基礎條件。公共投資規模的擴大是否強化了以第二產業占較高比重為特征的“低級別”產業結構，對此，本文將通過構建面板數據模型進行實證分析。
對“低級別”產業結構的衡量將使用反映第二產業高比重的指標，具體包括第二產業增加值與第一產業增加值的比例、第二產業增加值與第三產業增加值的比例、第二產業貢獻率、第二產業就業人數與第三產業就業人數的比例、第二產業就業人數與第一產業就業人數的比例。對指標數據的處理方法將采用因子分析法。構建以“低級別”產業結構（ＥＳｌ＿ｉｎｄ）為被解釋變量的面板數據模型：
ＥＳｌ＿ｉｎｄ＝ｆ（Ｙ，ＰＩ，ＦＤ，ＣＯＭＰＥ，Ｘ，Ｄ）（１）
其中，Ｙ表示經濟增長，以各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來衡量；ＰＩ表示公共投資，以人均公共投資（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交通運輸、倉儲及郵電通信業、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三大產業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來衡量；ＥＳｌ－ｉｎｄ表示產業結構“低級化”，用因子分析的產業結構因子得分數據來衡量；ＦＤ表示財政分權，用預算內人均本級政府財政支出與中央預算內人均本級財政支出的比例來衡量；ＣＯＭＰＥ表示地方政府間競爭，用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占ＧＤＰ比重來衡量；Ｘ包括ＥＳｌ－ｉｎｄ×ＥＳｌ－ｉｎｄ，以檢驗產業結構出現的非線性特征；虛擬變量Ｄ包括西部大開發虛擬變量（ＤＵＭＷＥＳ）和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虛擬變量（ＤＵＭＮＥ）以及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為我國的沖擊而采取的宏觀調控措施（ＤＵＭＰＬ）。ＤＵＭＮＥ對２００３年以后享受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的省份（黑、吉、遼三省）賦值１，其余為０；ＤＵＭＰＬ對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８年的賦值為１，其余為０；ＤＵＭＷＥＳ對２０００年以后享受西部大開發政策的省份賦值１，其余為０。數據區間選用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經濟統計數據庫。
方程回歸結果為：
ＥＳｌ－ｉｎｄ＝－０．２０８ ４＋０．１３４ ６Ｙ＋１．３２９ ６ＰＩ＋０．０００ ２ＣＯＭＰＥ＋０．０８２ ２２ＥＳｌ－ｉｎｄ×ＥＳｌ－ｉｎｄ－１．２８５ ９ＰＩ（－１）＋０．２６５ １ＤＵＭＷＥＳ－０．２４７ ８ＤＵＭＰＬ＋0．０４５ ８ＤＵＭＮＥ＋ε
ｔ＝ －６．７６１ ３，３．８１９ ２，３．０４３ ８，２．１２１ ８，７．８９３ ３，－２．７２７ ３，３．８７６ ６，
－７．０７９ ８，１．１２９ ６
Ｒ２＝ ０．９７６ ７ Ｄ．Ｗ． ＝ １．３５２ ３
ＥＳｌ－ｉｎｄ＝－０．２１３ ８＋０．２１９ ４Ｙ＋０．０００ ２ＣＯＭＰＥ＋０．０９ ２１ＰＩ×ＦＤｐｅｒｅｘｐ－０．０８５ ３ＥＳｌ－ｉｎｄ×ＥＳｌ－ｉｎｄ－０．７４９ ２ＰＩ（－１）＋０．２２４ １ＤＵＭＷＥＳ－０．３０５ ３ＤＵＭＰＬ＋０．０４７ ５８ＤＵＭＮＥ＋ε
ｔ＝ －４．４０６ ９，５．５１７ ４，１．８５０ ７，２．１０１ ４，－２．５８９ ８，－１．９６５ ０，３．４４０ ６，－７．６８２ ３，０．６７２ １
Ｒ２＝ ０．９２５ ６ Ｄ．Ｗ． ＝ １．２６９ ５
回歸結果表明，公共投資對“低級別”產業結構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從而驗證了本文的假設。公共投資與財政分權交互項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在投資的體制性驅動下，進一步強化了公共投資對“低級別”產業結構的促進作用。地方政府間競爭對“低級別”產業結構也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財政分權和垂直的政治管理體制下，各地政府為追逐經濟增長而進行大規模的公共投資，并運用財政競爭手段吸引ＦＤＩ，而ＦＤＩ主要集中于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部門，并向工業部門傾斜。外商對我國工業部門的直接投資大部分在制造業，其中加工工業的比重很高，原料工業的比重不大，采掘業和電氣水部門的投資比重較低；輕加工業的比重較高，重加工業的比重較低；同時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比重高于一般加工工業。ＦＤＩ的結構性傾斜強化了我國“低級別”產業結構。３ 結論及政策建議
２０１２年“兩會”及政府工作報告已確定了我國ＧＤＰ ７．５％的低增長目標，在低增長目標下，公共投資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將不再受控于經濟增長的高速度，為產業結構向“高級化”升級、轉換提供了寬松的政策空間。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將是工業結構內部的優化升級，同時為服務業的發展提供更多的有利條件：首先，減少政府對市場的行政干預，推動市場經濟自主運行機制的形成。政府資金應退出競爭性領域，嚴格限制在市場調節滯后及力不能及的領域；其次，實施有利于產業技術創新的財政政策。增加對研發的財政支出，加大對企業自主創新的支持力度；再次，轉變地方政府職能，規范政府行為是治理我國區域間產業結構趨同的根本途徑；最后，控制高能耗產業，淘汰落后產能，加大對節能減排技術研發的投入力度，發展循環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