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審計風險是指事務所為能對會計報表發表合適的審計意見的可能性，在事務所進行審計定價時必然要考慮到審計風險的影響，進而提高審計收費以補償被訴訟或被迫賠償乃至聲譽破壞造成的可能損失。在2001年之前我國上市公司支付的審計費用沒有要求強制披露，這不僅不利于監管部門對審計收費的管理，同時也不便于政府指導價的實施。隨著我國資本市場，審計市場的逐步發展，投資者對公司信息披露完善程度的要求的不斷提高，以及監管部門對審計市場監管的需要，中國證監會在2001年發布了《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規范問答第6號―――支付會計師事務所報酬及其披露》，明確要求上市公司在年度報告中將支付給會計師事務所的報酬作為重要事項加以披露。這一規定不僅讓公眾了解了公司的審計費用信息，便于比較審計費用乃至會計師事務所的收費情況，還有助于研究者對審計定價展開研究，從而更好地了解審計收費情況，抑制審計市場中出現的不正當競爭現象，更有助于監管部門對審計市場的監管，促進審計市場健康發展，因此，對審計費用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二、文獻綜述
（一）國外文獻 有關審計風險與審計定價的經驗研究，國外始于Simunic（1980）建立的審計定價模型，對審計定價差異的影響因素進行相應的研究，實質是從公司的經營風險與財務風險展開，此后對審計定價的研究基本上是在此模型的基礎上進行修正。Taylor and Baker（1981）、Francis（1984）、Anderson & Zeghual（1994）、Firth（1985）利用simunic審計定價基礎模型，加入適當的變量，分別研究了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等國的審計費用定價的影響因素，發現結論和Simunic結論基本一致，其中Taylor and Baker（1981）用客戶的資產總額來代替客戶的規模，發現客戶的規模與審計費用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但與他們研究有所不同的是， Gul，Tuis and Chen（1998）等則以客戶的銷售收入總額來表示客戶的規模，得出的結論基本是一致的。與這些研究不同，Craswell，Francis and Taylor（1996）研究發現，審計費用與客戶的資產規模并非呈現正相關的變化，他們認為這是因為許多公司選擇審計師的一個重要標準是審計收費的高低，大多數企業偏向于選擇審計收費較低的事務所。考慮到一些事務所采用不正當的競爭手段來承攬業務，導致了審計市場存在所謂的“低價競爭策略”（low-balling）。Ezzamel et al（1996），Simunic and Stein（1996）發現非標準審計意見報告，應收款項和存貨之和占總資產的比重與前一年或前兩年虧損將增加會計師事務所面臨的審計風險，需要增加實施的審計工作量，因而收取的審計費用高，以補償所面臨的風險和所付出的成本，而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后的資產報酬率（ROA）則與審計費用呈負相關關系。
（二）國內文獻 在我國，對這方面的研究是伴隨著中國證監會2001年對審計收費的強制性披露而開始的。羅棟梁（2002）指出，我國審計市場的定價并沒有考慮審計風險的存在，與發達國家成熟的市場有差距，審計定價存在缺陷；王振林（2002）研究了1997年至1999年的審計收費數據，發現客戶規模、會計師事務所規模、服務客戶的年限、事務所變更、上市公司的流通股比例、國有股比例和年度啞變量等均與審計收費顯著相關，該研究結合我國上市公司的實際情況展開研究，得出了許多不同于國外的新的結論。劉斌、葉建中和廖瑩毅（2003）則發現，客戶規模、業務復雜程度與審計收費是顯著相關的；而存貨與資產總額之比、長期負債與資產總額之比、盈虧情況、審計任期和事務所規模對審計收費不具有顯著影響，此外，他們還考慮了我國的地區因素對審計收費的影響，發現上市公司所在地影響審計收費，劉愛東、劉錦芳（2009）也發現，我國上市公司的地域因素對審計收費定價具有顯著的影響，且比較穩定。李補喜、王平心（2005）發現客戶規模，流動比率，ROE，應收賬款占總資產的比重，資產負債率等均為審計費用率的重要影響因素，與之相反，毛鐘紅（2008）研究發現應收賬款占總資產的比重、凈資產收益率（ROE）、資產負債率、流動比率和受到監管部門的處罰或譴責與否等對審計費用的影響不顯著，但是上市公司的資產規模、審計意見的類型、存貨占總資產比重以及是否為ST類公司等是影響審計收費的主要因素，但是伍利娜（2003）并未發現審計意見類型與審計收費顯著相關；劉婷婷、朱錦余（2010）也發現審計意見類型并不是影響審計收費的主要因素；喻凱、邱從龍（2009）研究發現客戶規模、審計復雜性、流動比率、資產負債率、是否為ST公司，事務所的規模、獨立董事人數、上市公司所在地等對審計收費均具有顯著的影響，但是沒有發現應收賬款占總資產的比重、長期負債占總資產的比重對審計收費的影響，此外，還發現存貨占總資產的比重與審計收費顯著負相關這一結論。其他部分研究從不同角度展開，如李壽喜（2004）從單位資產的審計收費角度研究，發現客戶資產規模越大，單位資產的審計收費越低 ，伴隨著凈資產收益率和總資產報酬率的下降，單位資產審計收費不斷提高；張繼勛等（2005）分析了對外擔保額對審計收費的影響；而蔡吉甫（2007）主要從公司的治理結構的角度展開研究，發現有效率的公司治理結構不僅能夠控制公司的代理問題，而且還可以減少會計師事務所收取的審計費用。我國的審計收費研究中，有關審計收費的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并不存在比較一致的結論，且考慮地區發展水平差異的并不多。本文擬就此考慮在我國這樣一個特殊的轉型經濟國家背景下，分析審計風險對審計定價的影響。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 會計師事務所為公司提供審計服務，從公司收取審計費用。收取的審計費用，如前所述，不僅要補償其審計所付出的成本，還包括事務所的一定的利潤。付出的成本，取決于所提供審計服務的復雜度、工作量等，同時還包含其所發表審計意見不適當帶來的被訴訟的風險。一般來說，事務所面臨的被訴訟風險越大，其收取的審計費用越多，以彌補可能的被訴訟而導致的損失。那么究竟哪些風險因素是事務所所重點考慮的呢？本文擬就此問題進行相應的研究。事務所審計風險主要源于對公司進行審計，未能出具合適的意見報告，從而導致對由此可能引發的損失做出相應的賠償，以及對聲譽的影響。從根本上來說，審計風險主要是由公司風險未能被發現所致。本文根據一般的分類，將公司風險劃分為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由于上市公司的特殊性，還面臨著被監管機構監管的風險，因此本文所分析的風險也包括監管風險。本文將從審計服務的提供方（會計師事務所）角度出發，對公司風險與審計收費之間相關關系展開研究。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規定：經營風險源于對被審計單位實現目標和戰略產生不利影響的重大情況、事項、環境和行動，或源于不恰當的目標和戰略。一般來說，公司面臨的經營風險越大，對于事務所的審計意見報告要求也就越高，事務所務必會付出更多的工作量（如實施更多的實質性程序）以出具合適的報告，從而使得事務所的審計收費越高。因此，提出假設：
假設1：公司面臨的經營風險越大，審計收費也就越高
財務風險可以分為廣義和狹義的理解，狹義的財務風險是由于負債而使公司承擔的風險，而廣義的財務風險則是泛指由于各種因素變化造成公司利潤的不確定性。本文所指的財務風險主要指狹義的財務風險。由于財務風險主要是由負債引起的，因此本文主要考慮公司的短期償債能力和長期償債能力。公司面臨的財務風險直接反映著公司的財務狀況，對與會計師事務所來說，其所面臨的審計風險顯然更高，有提高審計收費的動機。因此，提出假設：
假設2：公司財務風險與審計收費呈正相關關系
由于上市公司監管機構具有保護投資者利益、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等監管目標，因此對于上市公司的違規行為會特別關注，在對上市公司進行處罰的同時，對出具不適審計意見報告的會計師事務所也會產生不利影響。因此，監管風險越大的公司，事務所收取的審計費用越高。在此，提出假設：
假設3：監管風險越大，審計收費越高
（二）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 本文所選樣本為2005年至2007年我國滬深兩市A股制造業類上市公司。對樣本進行下列處理：剔除數據不全的樣本；剔除交叉上市的樣本公司（A+B；A+H）。最后得出的樣本數為1478個，其中2005的樣本數為507個，2006年的樣本數為485個，2007年的樣本為486個。本文所選用的財務數據來源是CSMAR數據庫，部分數據在新浪財經（http://finance.sina.com.cn/）上手工收集，市場化指數來自樊綱、王小魯（2006）編制的中國市場化指數（中國市場化相對進程報告）。文中的數據處理運用的是Eviews5.0和SPSS17.0。
（三）模型建立和變量定義 根據上文理論分析，本文主要構建如下回歸模型對研究假設進行檢驗，具體變量定義見（表1）。
Auditfee=c+∑經營風險+∑財務風險+∑監管風險+∑控制變量+ε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如（表2）所示，審計收費均值在過去三年呈現出逐年增加趨勢2005年審計收費均值為60.8萬左右，而到2007年這一數值已經達到了將近70萬元。（表3）給出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應收賬款、存貨所占比重差別較大，最高達到了68%，最低幾乎為0，其均值分別有13%和17%；不同公司的主營業務增長率差別非常大，最高的達到了2324%，而最小的為-105%；流動比率、資產負債率，在不同的公司均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其均值分別為1.46和51%；最近三年收到證監會處罰或譴責的公司僅占7%，st公司所占的比例只有4%，被出具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的公司占了94%，僅有6%的公司被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有4%由四大審計其年報；凈資產收益率在不同的公司間也存在在著巨大差異，最大的達到了192%，而最小的僅為-1408%；從index指數發現，在我國不同地區的發展水平是不同的，最高地區市場化指數達到了10.41，而最低的僅有2.50，平均來說，達到了7.54。
（二）相關性分析 為了檢驗變量之間的是否存在共線性，檢查了主要變量間的相關系數，如（表4）所示，從表中發現，被審計單位的規模（size）與審計費用（auditfee）之間的相關系數達到了0.666，且在5%水平上顯著，這說明被審計單位的規模與審計費用正相關，被審計單位規模越大，審計費用越高；資產負債率（lev）與流動比率（lratio）之間Pearson系數和pearman系數均達到-0.699，且在5%水平上顯著，說明資產負債率與流動比率呈顯著負相關關系，具有共線性。其他解釋變量與審計費用之間的相關系數均比較小，不存在共線性問題。
（三）回歸分析 從（表5）中，在回歸一中看出，客戶的應收賬款占總資產的比例（reratio）與審計費用在10%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說明應收賬款所占比重越高，審計費用越高，與simunic（1980）、伍麗娜（2003）等的結論一致，但是與Low、Tcn and Koh（1990）等不符；存貨占總資產的比例（inratio）與審計費用正相關，但不顯著；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growth）與審計費用呈負相關關系，不顯著，但是其系數符號與預期相符；流動比率（lratio）與審計費用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流動比率越高的公司，其審計費用越低；在回歸二中，資產負債率（lev）與審計收費負相關，但并不明顯；公司是否為ST，與審計收費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說明會計師事務所對ST上市公司審計收費會更高；有關上市公司在最近三年受到是否處罰或譴責以及凈資產收益率（roe）與審計收費均沒有明顯的相關關系；在控制變量中，事務所出具的審計意見、是否為“四大”、客戶的規模以及地區發展水平，與審計收費均有顯著正相關關系。
（四）進一步檢驗 我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公司普遍存在著預算軟約束，由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其金融市場相對比較發達，處于該地區的預算軟約束的程度會有所減輕，會提高公司的財務風險，據此事務所在審計定價時就可能提高審計收費。本文研究發現，資產負債水平對審計收費并沒有顯著的影響，那么處于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的上市公司，財務風險增大，審計收費是否更高呢？本文用公司的資產負債率來衡量上市公司的財務風險，以市場化指數來表示經濟發展水平，從而代表地區的金融市場發展水平，展開進一步的研究。描述性統計表顯示，lratio與lev、lev*index與lev和lev*index與index之間均存有顯著的共線性（限于篇幅，描述性統計表未列示）。從（表6）回歸結果可以看出，lev*index與審計收費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且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在地區發展水平越高的地區，其財務風險越大，審計收費越高，這也證實了江偉、李斌（2007）的研究結論；其他變量的回歸結果與前述基本一致。
五、結論
本文對2005年至2007年我國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數據進行研究，結果表明：上市公司的經營風險中應收賬款占總資產的比重對審計定價具有顯著影響，其他對審計定價并不明顯；事務所審計定價主要與公司的流動比率有關，而與資產負債率并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在上市公司面臨的監管風險中，是否為ST公司是影響審計定價的重要因素，其他不明顯；進一步研究發現，在地區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公司所面臨的財務風險越大，審計收費越高，這一結論充分說明，在我國公司普遍存在預算軟約束的情況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其金融市場比較發達，預算軟約束有所減輕，公司面臨的財務風險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大，審計收費增加。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事務所在審計定價的時候，會對公司的經營風險、財務風險以及面臨的監管風險加以考慮，且對這三類風險構成中的應收賬款所占比重、流動比率以及是否特殊處理（ST：special treatment）比較重視。本文的研究為物價部門正確制定審計指導價提供了更為有效的指導，為我國審計市場監管者制定更加有效的市場發展戰略提供了理論支持；在理論上，豐富了現有事務所審計定價的相關經驗研究，同時使對事務所的審計定價行為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