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現代社會，中國擺脫了西方列強和封建軍閥的控制，實現了國家與民族的獨立和統一，國民經濟也進入到一個全新的發展時期。在這種時代背景之下，中國的城鄉發展又經歷了三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即從建國后到改革開放前的城鄉二元結構形成階段和從改革開放到十六大召開的市場經濟改革階段，以及從十六大召開至今的城鄉一體化戰略階段。
1.二元結構形成—城鄉的互動階段(1949-1978 ) 此時的城鄉關系開始出現互動。建國后，中國仍然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傳統農業大國，國家經濟實力落后，人民生活貧困，國內的一切經濟產業百廢待興。此時的中國最需要解決的矛盾就是如何快速發展國民經濟以滿足國內生產生活的需要，在這種歷史環境和條件的制約下，中國只能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這條道路。這期間，由于經濟實力和技術水平的落后，中國實行城鄉二元分割的戶籍制度，將大量的勞動力捆綁在農業生產上，通過勞動力的密集投入以維持全國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同時制定統購統銷的計劃經濟體制，限制私人資本的發展，通過集權制的宏觀調控，以剪刀差的形式將農業的大部分生產效益分撥到工業進行再生產，以滿足發展工業經濟的需要。這限制了農業的生產規模和生產效率的提高，違背了市場經濟的基本運行規律，也直接導致了工農業發展的失衡和城鄉發展差距的拉大。所以說，此時的城鄉關系呈以制度性為主要特征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
2.市場經濟改革—城鄉的融合階段(1978-2002 ) 此時的城鄉關系開始出現融合跡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開始著手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制，以打破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所帶來的限制。1978年，中國開始了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體的農村改革，調動農民積極性，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實現了糧食產量的連年豐收。隔年，中國政府又出臺了一系列農業政策以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穩定了農業生產效益，有效加大了農業生產效益的回流，使農民在生產收入上有所提高，弱化了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但從1984年至1993年，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又開始向工業企業傾斜，加大了對國有大型企業的扶持力度，我國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突飛猛進，導致城鄉二元對立再次凸現。1993年鄧小平同志南巡發表講話，表示要發揮個體私營經濟的優勢與活力，屆時中國經濟發展又開始進入到新一輪的全面轉型時期。通過鄉鎮企業、三資企業和個體民營企業的建立與發展，緩解了工業與城市的發展壓力，有效解決了就業保障和工資水平問題，提高了農村居民收入，并使這一時期的城鄉二元結構又有所弱化。但是從1996年開始，由于經濟增長過快、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我國的經濟增長開始出現下滑，導致大量的失業和通貨膨脹，再加之受世界性金融危機的影響，迫使我國加強了宏觀調控力度，以力保現代工業發展和城市經濟建設，造成城鄉二元結構的又一次強化。
3.統籌戰略實施一一一促進城鄉一體化階段(2002至今) 此時的城鄉關系開始呈一體化發展趨勢。隨著城鄉二元關系的不斷變化，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了妥善處理好城鄉關系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性，遂決定乘勝追擊，從“三農”問題入手，逐步優化城鄉二元結構。2002年，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了統籌城鄉發展是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任務這一要求，這預示著中國即將進入到統籌城鄉發展的歷史新時期。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又提出了五個統籌的發展新觀念，并把城鄉統籌放在了首要位置。隨后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徹底確立了城鄉一體化的社會經濟發展新目標。到現在，中國城鄉一體化已經成為了一種發展戰略，而如何走好城鄉一體化路道則是中國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著眼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