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山西票號“身股制”的激勵制度,看股票期權在我國的發展
(一)山西票號激勵制度——“身股制”綜述
山西票號是山西商人經營以匯兌業務為主的金融機構,它誕生于19世紀20年代初,曾在中國金融界活躍了近一個世紀,票號“匯通天下”,創造了山西票號“海內最富”的中國近代金融史的奇跡。山西票號的輝煌業績顯然是與以“身股制”為核心的一整套激勵制度密不可分的。通過對比現代西方激勵制度,特別是在爆發安然、世通等經理層舞弊案的背后,使我們深深地感到學習西方的制度固然重要,但探尋中國五千年豐富的文化遺產寶藏更加值得深思。
山西票號實行掌柜(經理)負責制,即財東(所有者、商業資本家)不直接從事票號的經營活動,而是出資白銀若干,委托一個自己信賴的、精明能干的人出任掌柜。掌柜集資金運用權、人員調配權、業務經營權于一身,獨立從事票號的經營活動,而財東平時不干預票號的經營,只是在三至五年的賬期末,由掌柜向財東匯報經營成果并按比例分紅,同時共同定奪一些重大決策。這種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形式,使掌柜在一個賬期內充分發揮其管理才能,獨立自由地調度物資、資金和人員,使票號經濟效益和財東的收益同時達到最大,為實行“身股制”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礎。
所謂“身股”,即受雇于東家的掌柜、伙計雖然沒有資本金,但是可以憑借自己的資歷以及在票號中的功勞作為頂身股入股,而與財東的銀股一起參與票號的分紅。所謂“銀股”,即資本股,是財東在訂立合約時的股資。
并不是所有的員工都能頂身入股,正如前文所述,只有高級員工“憑借自己的資歷以及在票號中的功勞”才能頂身入股并按股參與票號分紅。普通伙計只有入行三個賬期(約10年)以上,并且工作勤懇、沒有過失,由掌柜向財東推薦,經各股東認可后方可頂身入股。這樣一方面可以保證,正式頂身入股的伙計是經過票號十多年考驗的“可靠人員”;另一方面,對于這些辛勤工作、忠于票號的伙計而言也是一種褒獎,同時它也激勵著其他伙計全心全意地為自己的票號工作。
那么對于那些沒有資格入股的伙計則按年領取辛金(即“薪金”),實為年薪制,一年領一次或分兩次領取,到年底還有賞金。學徒也按入票號的年限領取薪金,以后逐年視個人績效增加薪金,領到一定年限或有突出業績時就有資格享受初級的“頂身股”了。
(二)“身股制”激勵制度對發展我國股票期權的意義
1.經營權和所有權的兩權分離,為實行“身股制”打下了制度基礎
在充分實行兩權分離的基礎上,經營者、所有者和企業員工的利益并不是完全分離或對立的,可以通過某種手段巧妙地把他們整合起來,使其達到同步最優,“身股制”在這方面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它對于降低企業治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增強企業凝聚力和同行業的競爭力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2.山西票號“身股制”的企業激勵制度,開創了我國股票期權的先河
財東(所有者)允許掌柜及夠資格的伙計(經理及高級員工)以自己的業績和資歷(人力資本)入股,給他們以頂身股分紅,這樣,就把員工的切身利益與票號的利潤捆綁在一起。“身股制”巧妙地轉化了工作的目的:把直接為票號間接為自己打工的觀念和行動,轉變為直接為自己打工,動力傳遞的過程縮短了,動力消耗降低了,員工“為自己”工作的這一內在動力和需求被十倍百倍地激發出來。不難看出,這是一個利益的正比,矛盾的反比關系:員工頂身股越多,他所得到的利益就越多,他為票號創造的利益也越大,而他與票號整體利益的矛盾沖突就越小。由于分紅總額增大了,財東最終所分得的銀子不是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作為“身股制”這一制度的始作俑者——財東,是近讓小利,遠收大益。
山西票號“身股制”的激勵制度,可以說是股權激勵制度在我國的萌芽,從某種意義上講,它是我國股票期權的雛形。我們只有用心研究前人成功的案例,才能在實踐中不斷地總結規律并把它應用到股票期權的實際操作中。
3.“辛金制”滿足了每一個人對利益的要求
票號的基本工資形式的“辛金制”保證了剛入票號的普通伙計的生存、發展,使得那些沒有享受“頂身股”的伙計也可按其工作年限和業績受到激勵,避免了在激勵制度中只重掌柜和重要伙計的薪酬和獎賞,而忽視普通伙計的現象,從而為票號的穩定成長提供了最根本的制度基礎。
目前我國在實行股票期權激勵制度時,往往特別重視職業經理人的激勵制度的設計,而忽視對普通員工的激勵。由于現行薪酬組合中缺少長期激勵因素和對普通員工的激勵制度,出現了我國特有的“59歲現象”,不能充分、有效地調動人們的工作積極性,容易誘發短期行為。山西票號“辛金制”的經驗,注重發揮所有員工的主觀能動性,使其共同參與企業的價值創造,這種著眼全局的做法實屬難能可貴,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二、山西票號激勵制度對發展我國股票期權的啟示
(一)山西票號衰落的原因
舊時曾有人說: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人。他們的足跡遍布大江南北,在票號鼎盛時期,曾在日本、莫斯科、印度、朝鮮等多個國家設立多家海外金融機構。山西票號有力地帶動了我國對外貿易的增長,極大地繁榮了當時經濟的發展。
當時正值清朝末年,隨著現代金融的發展,西方股份制銀行逐漸進入中國境內展開業務,清政府跟進、效仿,開辦官方銀行,在金融市場上大大擠壓了山西票號的生存空間,隨著業務的發展,稱霸中國傳統金融業一百多年的山西票號逐漸衰落。究其原因,有外部市場的變化,但其制度本身固有的存在方式和思維方式應該是主要因素——中國的公司制度演化總是自覺不自覺地滑回到傳統組織邏輯的軌道。
從思維認知的角度看,繁榮了一個多世紀的山西票號,在新的形勢面前,也逐漸認識到票號與銀行競爭中的制度劣勢,但在“合組西式銀行”的問題上,作為各大票號的財東們,受當時歷史條件和思維方式的限制,無法理解與傳統組織理念相沖突的公司制度。從現今的視角看當時財東們的顧慮,似乎很迂腐,但這實際上恰恰是基于中國傳統組織邏輯的深思熟慮。在當時,一方面,票號難以抵擋西方銀行資本合作的制度優勢;另一方面,他們也無法認識到各票號資本合作的可能性,更無法從中國傳統商業組織的邏輯去考慮公司如何運作的種種復雜性。
山西票號衰落的原因暗示我們:也許只有先回到前人的組織理念上思考,才有可能在制度的進步方面體現真正的創新。
(二)中國的股票期權之路
1.目前的基本做法
股票期權,是指企業所有者向公司內以首席執行官為首的高級管理人員提供的,按某一固定價格購買本公司普通股股票的選擇權的一種激勵的報酬制度。由于股票期權通常是授予公司的經理層,因此,經濟學界也將其稱為經理人股票期權。股票期權作為企業的一種長期激勵機制,起源于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從此它便登上公司治理的舞臺,成為知識經濟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征,并被稱為“自公司制之后資本主義的第二次制度革命”。
我國對股票期權的一些制度規定:
1998年12月,中國證監會下發了“停止發行公司職工股”的通知,開始規范股份公司職工持股制度;
2005年12月31日,證監會頒布了《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我國正有選擇地在一些上市公司對管理層正式啟動股票期權激勵計劃;
2006年2月15日,財政部頒布了《企業會計準則第11號——股份支付》,以公允價值為基礎,股份支付交易費用化的確認計量原則,將我國公司股權激勵計劃轉入國際化會計規范軌道上來。
2.啟示
(1)股票期權不是免費的午餐
目前我國能享受到期權的人分為以下幾種:外企雇員、在海外上市的中國公司雇員、實行類似期權的薪酬制度的國企或民營企業雇員。這種期權激勵的范圍應當有所調整,借鑒山西票號“辛金制”,普通員工更適合由制度來進行激勵和約束,因為他們的貢獻基本上是平均的。但高層管理人員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需要期權這樣特別的合約來留住人才。如果高層管理人員和普通員工都采用一樣的方式激勵,那么這種激勵制度就成為人人都可以享用的“大鍋飯”。
事實上,絕大多數上市公司的職工持股制度不夠規范,本質上與公司普通股并無區別,由于認購成本的低廉和上市時間的推遲,導致了設置內部職工股的激勵目的不能很好實現。他們往往通過出售手中低成本的可流通性股票來獲利和套現,這決定了他們很少從長期投資者的地位出發關心企業的經營狀況,很少把自己當作企業的主人來看待自己持股的意義。
(2)建立完善的約束與監督機制是實行股票期權制度的前提
研究山西票號的管理體制,發現票號伙計全部為親朋引進,形成“熟人集體”。一旦伙計作弊,不僅被開除,而且追蹤到老家、失信于親朋,并且其他票號也一概不予錄用。這種靠美德和自律的“熟人集體”在一定條件下會起到強大的約束作用。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在兩權分離的經營模式下,監督與激勵機制同等重要。當一些高級管理人員的收益達到最大化后,他們的創業精神衰退,自滿保守,這也是山西票號后期難以應付國內外新興金融機構的競爭,日趨衰落的原因之一。
沒有監督的權利必然導致權利的濫用,而完善監督與約束機制是實行股票期權制度的前提,這也是研究中外期權制度發展帶給我們最大的警示。由此可見,當激勵機制沒有制度約束時,它將成為鼓勵人們為貪欲鋌而走險的驅動力。
(3)股票期權制度應該以業績為中心,突出激勵功能
山西票號激勵制度視業績大小,晉升身股數厘。正如前文所述,一般經過三次賬期(約10年)以上,且頂身股逢賬期保持動態增長。通常級別越高,頂身股越多,并且頂身股上調的幅度也不一樣,它取決于員工的工作年限和工作業績。這種措施的實施避免了票號職工股制度福利化、實物化的弊端,形成了一種經營層之間相互競爭和彼此監督的機制,有效地防止了高級經理的短期行為。
目前我國規定企業授予股票期權總額不得超過股本的10%,這種規定過于簡單和籠統。相比“頂身股”每逢賬期從一厘增加至十厘(一股)的做法,不妨考慮在若干年內將股份分期出售給職業經理人,并根據其業績適當調整,突出激勵功能。股票期權作為一種激勵制度,應根據不同的業績表現,規定股票期權的激勵力度。
借鑒山西票號激勵制度發展我國股票期權(3)
(4)股票期權激勵——創業期高科技公司的偏好
期權制度并不適合傳統企業,這也是期權被濫用的重要原因。傳統產業大都屬于資本密集型,行業性和資金性因素對成長前景更加重要,收益預期也比較穩定,期權制度的激勵意義不大,而且很容易享受期權制度帶來的稅率優惠,將企業真實的財務狀況隱藏起來。所以,期權制度最適用于創業期的高科技公司。
筆者研究山西票號激勵制度的真正意義并不是復古,而是讓五千年古老的文化轉化成今天的行動。在后金融危機時代,這場企業創始人和經理人之間的博弈還將長期持續,并將創造新的傳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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