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司治理中，以對經理人的約束和控制為例，經理人在決策中需要運用會計信息，這是不言而喻的。但經理人在決策時，如果沒有相應的財務控制（具體表現為一系列財務制度和機制約束），他就可以利用甚至操縱或歪曲會計信息，作出有利于內部人而有損于所有者或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決策。另外，不經約束和控制的經理人的決策有可能導致失誤，引致企業經營和財務風險，既損害與企業利益相關人的利益，也最終導致企業和經理人利益的損失。而通過財務控制的經理人的決策，首先保證了財務會計信息的真實性、準確性，可以避免經理人由于頭腦發熱而引發的非理性決策；其次，財務制度的程序化控制和規范化操作也可以抑制經理人的“自違規”、“超法規”意識，從而有助于在公司內部確立“依法治廠”、“法規面前人人平等”等觀念；最后，由內部控制鏈中的內部審計進行的再把關，將從內部再一次制約管理層的操作失誤和經理人的有意違規。當然，后者的力度相當有限。正因為如此，我們在下文中還要強調公司外部機構控制和監管的必要性。
由于長期契約是因不對稱信息而存在，這種不對稱的信息必然引致契約的不完全性。契約一旦簽定，對違約事項勢必要訴諸法律。那么法律是如何對待這種不完全契約的呢？艾倫·施瓦茨認為，不完全契約在法律上和經濟理論上的解決依賴于契約條款的補充和修正。他通過對長期契約所使用的四種需求方指數的研究，提出“長期契約包括多種風險分擔和重新協商的條款”，“再協商是帕累托改進”。
以委托代理關系為基礎的企業長期契約的再協商、補充和修正是需要通過公司治理來完成的，即通過公司治理內部和外部兩方面的約束、監督和管理而起作用。這樣不但要在公司組織結構中設置內部監督機構——董事會下設的審計委員會或監事會，力求從制度設計上保證監督的效力，而且要在公司外部形成有利于監督的環境——政府部門的監管、中介機構的外部審計、行業協會的自律和有關誠信的社會輿論的呼吁。
然而，由于信息的不對稱性和人的局限性，這種監管仍是有限的，代理成本中仍要支付由于監管不力造成的“剩余損失”。我們可以把這種監管的不力歸結為契約的不完全性。
阿洪和博爾頓利用契約的不完全性發展了一個企業資本結構的理論，他們研究了企業家和投資者之間的這種不完全長期契約“即初始的契約結構能否以及如何使當事人的目標達到一致；當初始契約不能達到一致時，控制權應該如何配置。當重要的變量不能在契約中寫明時，控制權的分配就變得非常重要”。可以看出，控制權的分配可以解決原始契約的不完全性，或者說契約的再協商、修正和補充需要通過企業的控制權分配來進行。在具體執行中，實施企業的內外部控制就顯得格外重要。
如前所述，財務控制是連接會計控制和管理控制的重要結合口，在公司財務治理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所以，在企業控制中需要特別強調財務控制中的契約再協商、修正和補充。在公司內外部，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出于不同的動機，對公司財務控制的目標不同。從內部控制契約的初始設計和我國目前的實際看，內部控制權的分享最薄弱的一方為債權人，盡管他們的存在關系著企業的生存和發展，然而內部控制權的分享僅限于借款契約簽訂前的資信審核；在資金籌集到手之后，債權人的控制權幾乎是一片空白，債務人隨意改變借款用途、逾期不還或有意賴賬等情況也為數不少。
另外，對外部資本市場、經理人才市場的控制與約束幾乎還沒有提到公司治理的議事日程上來；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雖然在不同程度上從外部對企業進行著控制與約束，但近期一再出現的會計丑聞說明在事務所自律機制和外部監管機制不健全的情況下，事務所與客戶合伙作弊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也相當嚴重。
由于契約的初次設計中的不完善以及企業內外環境的變化使原有契約約束不力，使公司治理模式出現缺陷或控制環節出現漏洞是完全可能的。因此，筆者認為，需要在財務控制中通過組織控制、程序控制（含授權控制、預算控制）以及戰略控制等手段進行層層設防，以不斷解決由此引發的控制失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