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非稅收入的內涵
(一)非稅收入概念。非稅收入是指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社會團體、企業主管部門(集團)、政府或行政事業單位委托機構(簡稱部門和單位)為履行或代行政府職能,依據國家法律和具有法律效力的規章以及憑借國有資產(資源)、政府信譽、國家投入而收取、提取、募集的,除稅收以外的各種財政性資金。非稅收入就資金性質而言,與稅收相同,都是財政性資金,并與稅收共同構成政府收入。
(二)非稅收入的種類和范圍。按照現行的預算管理辦法,非稅收入可分為納入國庫管理的非稅收入、納入財政預算外專戶管理的非稅收入和制度外管理非稅收入。其中的前兩項合并起來,就是納入財政管理的非稅收入。按照來源的不同,非稅收入又可以分為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性基金、罰款和罰沒收入、彩票公益金和發行費、國有資產經營收益、以政府名義接受的捐贈收入、主管部門集中收入等。其中主要的組成部分包括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基金、罰沒收入和國有資產經營收益。其中的大部分都已經納入財政管理。
預算內管理的非稅收入。預算內管理的非稅收入是非稅收入管理中較為規范的部分。其項目的確定均有法律法規作為依據,標準核定也均通過法定程序,收入全額納入國庫,支出由財政部門核撥。這部分非稅收入政策調整權限基本由中央財政控制,而且對地方而言比較透明。
2.預算外管理的非稅收入。這部分非稅收入管理的規范程度明顯低于預算內管理部分,但原則上仍是有軌可循的。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基于特定的背景,國家對預算外管理非稅收入的范圍做出過數次界定。盡管在不同時期,這部分非稅收入的內容有所不同,但在現實工作中,這部分非稅收入實質上是各級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履行職能時的財力補充。
3.制度外非稅收入。在我國的政府收入體系中,制度外非稅收入最具機動性和波動性,而且歷史較短,透明度最低,是轉軌過程中逐步擴張的收入。制度外非稅收入不納入財政管理范疇,由政府部門、事業單位及社會團體直接支配,其用途廣泛,不僅用于經濟建設,而且還用于事業發展、政權建設、社會保障和公職人員津貼等。
二、非稅收入的理論依據
政府取得收入是為了實現自身的職能,政府職能規定了政府收入的合理性以及形式和數量。非稅收入一方面由政府的經濟職能所決定,另一方面是由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資金補償方式所決定。
(一)政府經濟職能的歷史總結。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政府的經濟職能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的變化,發生了相當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變化。在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政府只是“守夜人”;20世紀30年代第一次全球性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后,凱恩斯提出了“國家干預論”,從此政府開始步入經濟領域,正式實施對經濟的干預,從而使政府的經濟職能獲得了空前的發展。20世紀里,與資本主義經濟不斷調整發展的過程并行,世界上先后出現了社會主義模式以及拉美模式和東亞模式。在種種模式之間,一個重要的主線就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關于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經過一個世紀的長期探索之后,人們得出了某些共同認識:
市場是迄今為止人類發現的最有效率的一種資源配置方式。但市場在提供公共產品、消除自然壟斷、提供充分信息、實現公平分配和消除經濟波動等方面存在明顯缺陷。
2.一個有效的政府對于提供商品和服務以及規則和機構是必不可少的。這些商品和服務可以使市場繁榮,人民過上更健康、更快樂的生活。沒有一個有效的政府,不論是經濟、還是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都是不可能實現的。
3.有效的政府包括哪些內容,這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是不同的。與其找出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政府經濟職能模式,不如針對本國的市場發育程度、經濟發展階段和所處的國際環境,有重點地定位本國政府在某個階段中的主要經濟職能,并隨著發展階段和國內外環境的變化而不斷加以修正。正確的思想是:凡是市場能做的,應該放手讓市場去做。引進政府是為了使市場失靈的范圍和程度縮小,使市場機制能夠承擔更多的配置功能,而不是為了用政府來代替市場。
4.政府選擇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是至關重要的,有五項基礎性任務處于每一個政府使命的核心地位。這五項任務是:建立法律基礎;保持非扭曲性的政策環境包括宏觀經濟的穩定;投資于基本社會服務與基礎設施;保護承受力弱的階層;保護環境。
5.法制和民主是政府取得日益擴大經濟職能的合法性的前提。一旦政府權力失去制衡,不但無從保證政府會自愿退出競爭性經濟領域以利于市場的發育和成熟,而且極易導致政府的****和濫用權力,最終影響經濟的長期發展。
(二)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資金補償。現代經濟理論把社會產品分為三大類:私人產品、公共產品、混合產品。按照政府和市場的分工,政府負責提供公共產品和部分混合產品。
純公共產品的資金補償。因為純公共產品是被共同消費的,具有非排他性,理性個人將不會在使用公共產品時自動按價格付費,而是變成“免費搭車者”。因此政府職能采取強制性的手段和方式來籌集提供公共產品所需的資金,稅收正是這種強制性籌集資金的手段。但稅收不是政府提供公共產品資金補償的唯一方式,雖然所有個人同時消費同等數量的產出,但他們從同等產出中獲得的總收益和邊際收益通常是不同的。在這種情況下,稅收方式是不公平的。由此可見,當政府向特定對象提供特定服務時,是不能用稅收彌補其成本的,而應采取非稅的方式彌補政府所提供服務的成本。
2.混合產品的資金補償。純粹的公共產品是不多的,僅有國防、政府行政、外交、司法、公安以及基礎教育等。現實生活中更多的是介于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之間的混合產品。政府在提供混合產品時,向使用者收取一定標準的使用費,既可全部或部分的補償其成本費用支出,避免公共服務的過度供給;又可以做到誰收益誰付費,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搭車”現象,有利于有效抑制消費者對社會公共事業服務的過度需求。因此政府在提供混合產品時,運用收費方式實現資金補償比征稅方式更為合理。收費體現了“誰收益誰負擔、多受益多負擔”的原則,易被繳費者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