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筆者認為，公允價值的應用牽涉的不僅僅是會計本身的問題，它還與社會制度、經濟環境、社會環境、法律環境等息息相關。為了更全面地認識公允價值，本文擬從經濟學角度對其進行分析。
伴隨著我國新會計準則的發布，使得公允價值的討論繼2001年后再次成為熱點。而縱觀學者們的討論，大多是就會計學科本身進行論述。
一、國際間制度趨同的內在要求是我國引入公允價值的直接動因
奧爾森認為：國家之間發展差距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資源稟賦和技術因素，而是由于它們之間的制度和政策性質的差異。諾思也認為：用制度差別以及執行能力的差別解釋不發達國家的經濟現實更具有說服力。
因此，完善的制度需要在國際間、政府間建立一種均衡，尋求趨同。也只有制度趨同，才能縮短各主體之間的差別。
從制度經濟學角度分析，一種制度的產生、穩定和變遷，取決于成本——收益的對比核算及以此為基礎的行為。只要改變現有制度、創建新制度的成本低于收益，制度的產生、變遷就有動力，這說明制度穩定或變遷的力量源泉是功利。諾思認為，交易成本最低的制度最有效率。制定制度的國家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般高尚，只不過是“經濟人”而已，國家也同樣是功利的化身。
世界上許多國家不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其理由之一就是中國的會計準則與國際慣例不符。而我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慣例的最大差別點就是我國會計準則中未能引入公允價值。但在西方發達國家，公允價值計量屬性是比較可靠的和應用廣泛的計量屬性。
我國引入公允價值是制度趨同的內在要求。而制度趨同的背后是成本——收益的權衡和制度效率最大化的行為體現。我國必須縮小制度差別，才能拉近我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從我國目前各方面的實際情況看，還不太具備應用公允價值的條件。但是，為了制度趨同，我國必須引入公允價值，這是無奈卻又是明智之舉。著名會計學家威廉姆R·司可脫在《財務會計理論》一書中指出：會計準則制定從根本上來說不僅是經濟決策過程，同時也是政治決策過程；當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不能用契約和市場力量所化解時，他們就會求助于政治決策過程；會計準則制定具有政治色彩。
二、公允價值在我國一波三折——各利益主體多次博弈的結果
博弈論進入主流經濟學，反映了經濟學越來越重視人與人、主體與主體之間的關系的研究，特別是其行為的相互影響和作用、利益沖突與一致以及競爭與合作的研究。
出于向國際慣例靠攏的考慮，我國1998年首次在會計準則中引入公允價值。由于眾多公司利用公允價值大肆操縱利潤，甚至達到失控的狀態；迫于無奈，財政部在2001年修改會計準則時，取消了大范圍的公允價值，只在極少數準則中允許使用公允價值；2006年2月15日，財政部發布的新會計準則又重新啟用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在我國的一波三折，是我國與國際慣例之間、我國與經濟合作國之間、我國政府與企業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長期博弈的結果。這種博弈最終是要尋找到納什均衡，即公允價值在我國是否應該使用？在多大范圍內使用？如何使用？
通過我國與國際間的博弈，從縮短與國際間差別、順應國際發展的趨勢來看，我國找到了第一個納什均衡：我國應該或者說必須引入公允價值。至于我國引入公允價值后，在多大范圍內使用、如何使用還有待于我國政府與各利益主體之間、各利益主體相互之間進一步博弈，再次尋找納什均衡。
三、公允價值在我國不宜大范圍地應用——經濟學觀點
（一）從制度經濟學角度看，會計信息失真的主要原因是制度安排本身不完善以及法制不健全產生的必然結果
?。?沒有可能在制度安排不完善的前提下，要求所有的個體都放棄自身利益，全部做“真賬”，那樣，他們就會成為非理性的經濟人。
制度經濟學最基本的人格假設或人類行為假設即“經濟人”假設?！敖洕恕笔前讶顺橄鬄槔褐髁x、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化身。機會主義動機是“經濟人”人格中的重要內容，既然人是自私自利的經濟人，就一定有損人利己、投機取巧的意向。這種意向變成具體的行為，就是機會主義行為。這種行為是理性的選擇，是正常的思維方式。當然，有意向是前提，而意向能否付諸行為則取決于多種因素。其中，制度完善與否、制度約束力強弱便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
應用公允價值計量屬性存在最大的問題就是所提供的會計信息的真實性、可靠性令人質疑。由于公允價值在會計準則中規定的模糊性、使用的隨機性、約束的無序性，使公允價值會計準則的制度安排本身存在不完善性；又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各經濟主體必然利用其缺陷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即使制度完善（當然這種完善也只是相對的），執行者也會不斷尋找制度的漏洞和縫隙來謀取自身利益。這是正?！敖洕恕钡男袨榉从?；如果不這樣做，他們就是非理性的經濟人。
?。?如果通過虛假會計信息可以使獲益的交易成本非常低，所有個體都會通過它來獲利。
會計信息對于引導市場資源的有效配置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會計信息具有經濟后果，這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會計信息的質量高低將直接影響到市場上各利益團體的利益分配。高質量的會計信息是信息使用者所渴望的，因為，這對其利益會產生正影響；反之，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對信息提供者即企業管理層來說可能會使其利益受損。因此，利益受損的各團體（企業管理層）不會為追求高質量的會計信息而自愿放棄既得利益，這是理性經濟人的必然選擇。但是，企業管理層利用公允價值操縱利潤的機會主義行為并非無拘無束，而要對通過虛假會計信息獲得的收益與交易成本進行權衡比較。如果他們預期其機會主義行為被發現的概率低、發現后被懲罰的力度弱（郭志明，2004），即如果交易成本非常低，所有個體都會通過它來獲利，誰不這樣做，誰就是傻瓜。
自1998年引入公允價值以來，上市公司紛紛利用公允價值瘋狂操縱利潤，其數額大小不等，多的達到幾億元，而被查處的卻屈指可數，并且懲罰力度極低，根本達不到威懾和制止的作用?！稌嫹ā返谒氖龡l規定：編制虛假財務信息，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沒有構成犯罪的，對單位處五千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的罰款；對責任人處三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的罰款。上述幾千元、幾萬元的處罰額度相對于上億元的偽造金額實在是微不足道。
（二）國外再好的正式制度，若偏離了土生土長的非正式制度，也是“好看不中用”
制度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分。正式制度也叫正式規則，它是指政府、國家有意識創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規。非正式制度也叫非正式規則，它是人們在長期的交往中無意識地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構成代代相傳的文化的一部分。非正式制度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習慣。熊彼特認為，若沒有習慣的幫助，無人能應付得了每日必須干的工作，無人能生存，哪怕是一天。納爾遜和溫特認為，一種行為若能成功地應付反復出現的某種環境，就可能被人類理性固定下來，成為習慣。
從變革的速度看，正式制度可以在短時間內形成、變更或廢止；非正式制度的形成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其改變也比正式制度艱難得多。從制度實施機制看，正式制度依據的是政府的強制手段；非正式制度則主要取決于社會成員的自發遵從。從制度的可移植性來看，正式制度具有較大的可流動性、可移植性；非正式制度由于具有傳統根性和歷史積淀性，它很難在國家或地區間進行移植。
公允價值計量屬性是我國從國外引入的，并且構成正式制度內容。但是，公允價值在應用中遇到的最大的難題是“公允價值的確認和計量”。由于公允價值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因此，對其確認、計量主要依靠會計人員的主觀估計和判斷。而對未知事項進行主觀估計和判斷又是我國會計人員乃至國民所不擅長、不習慣的。我們傳統的做事習慣尤其是做會計工作，講究的是“照單抓藥”，習慣于“有章可循、有據可依、有證可查”。也正因為如此，歷史成本計量屬性不僅長期占據主導地位，而且倍受歡迎，應用起來也得心應手。幾十年來，我國會計人員已經習慣于這種會計處理方式，而且深有體會地認為這是做好會計工作的根本。而對“虛無縹緲”的會計事項作出職業判斷，我國會計人員不僅沒有這樣的經歷，也沒有這樣的習慣，加之我國會計人員的職業水平所限，因此，歷史成本計量屬性將長期占據主導地位，公允價值計量屬性只能在一定范圍內使用，作為歷史成本的補充。
本文原文
新制度經濟學家認為，正式制度只有在社會認可，即與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況下才能發揮作用。1993年，諾思在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發表演講時指出，離開了非正式制度，即使“將成功的西方市場經濟制度的正式政治經濟規則搬到第三世界和東歐，就不再是取得良好的經濟實績的充分條件”。因此，國外再好的正式制度，若遠遠偏離了土生土長的非正式制度，也是“好看不中用”（袁慶明，2005）。
?。ㄈ┎煌愋偷漠a權主體界定了合約關系的不同內涵——信息需求屬性差異
產權作為一種財產權利，總有其歸屬的主體。一般可將產權歸屬主體分為私有產權和共有產權。產權關系的不同規定了不同的企業組織形式：主要有單人業主制、合伙經營制和公司制。除了上述三種類型的企業形式外，還有以下幾種企業形式，無論是在市場經濟國家還是非市場經濟國家都是比較常見并且是比較重要的，即非營利性企業和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是其財產所有權屬于一國或地區全體公民的一種帶有公共產權性質的企業形式。對國有產權從理論上講，每個公民對全民所有的國有企業資產都享有產權，但同時國有產權又不屬于任何公民個人所有，屬于全體公民共同體所有；在實際中，由全體公民一起實施產權主體職責又是不可能的，只能由國家（政府）代替公民行使產權主體的職責。遺憾的是，這種產權主體又是“虛位”的。由于國有企業這種產權性質所決定，國有企業資產的增減變化，相對于每個公民來說其影響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公民作為國有企業的最終所有者，他們缺乏能夠保護、監督國有企業資產的激勵。政府作為國有產權的代表，由于委托代理關系的高成本和政府所擔負的社會功能，決定了政府也很難保護好、監督好每一個國有企業的資產。因此，保護好、監督好國有企業資產的歷史重任責無旁貸地落在了國有企業各項制度合約的肩上。
從產權經濟學出發，會計準則本身是產權制度的一種或者說是產權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任何一種會計準則都體現了對某些特定主體產權的保護。會計準則的基本結構是產權經濟模式的自然反映。從契約經濟學的角度出發，任何會計準則又都反映為一種合約關系，無論這種關系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是顯性的還是隱性的；是自愿履行的還是強制履行的。會計準則的合約關系規定每個企業在會計交易管制中的權利與義務，界定了人們在會計交易的關系中可以做什么與不可以做什么，誰違反了這些規則應該受到怎樣的懲罰以及衡量人們是否違反這些規則的標準。
但是，不同產權主體的會計準則合約關系的內涵是不同的，因為不同產權主體的企業目標不同，進而對會計目標的定位也是不同的。從我國目前情況看，上市公司是企業組織形式的一種，我國只有一千多家上市公司。國有企業則是數量龐大的企業群體；另外，還有合伙制以及私人制等。這些產權主體的企業目標不盡相同，當然，對會計職責的要求也不會一致。
將公允價值計量屬性引入會計準則的主要動因在于其所提供的會計信息具有決策相關性，可為現有投資者和潛在投資者服務。因此，公允價值會計準則一般最適合于上市公司企業組織形式，盡管其信息的真實性、可靠性可能是致命的；而我國龐大的國有企業群體，其會計信息的需求者、使用者主要是國家（各級政府），又由于國有企業產權性質所決定，國有企業會計職責的第一要務是保護、監督國有資產的安全與完整，會計信息的最高質量是真實、可靠，只有歷史成本計量屬性才能承擔此任。
從上面論述可以得出結論：不同產權主體對會計信息的需求屬性不同；公允價值一般只適合于上市公司，不適合于龐大的國有企業；公允價值不宜大范圍地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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