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計研究2002.2
會計信息產權的邏輯及其博弈
杜興強
(廈門大學會計系 361005)
【摘要】本文注意到會計信息“面紗”后面蘊涵的利益關系,提出會計信息產權的命題,并著力揭示會計信息產權命題的基本邏輯。會計信息產權的界定是一個持續性的博弈過程,企業所有權分享與會計信息產權界定密切相關,剩余索取權為利益相關者參與會計信息產權界定提供動力,并決定會計信息產權界定的動向。會計信息管制的內因在于矯正企業所有權分享下會計信息產權界定的無效性。
【關鍵詞】會計信息產權 企業所有權分享 管制 交易費用 博弈
一、引言
長期以來,會計界將“會計信息”視為會計信息系統的最終輸出“物”,因此過多地側重于會計信息披露技術環節的討論,過分關注會計的技術屬性而忽略了會計的社會屬性的現實,導致我們忽略了會計信息具有一定的經濟后果,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可能因會計信息而受益或受損的事實。實質上,“會計信息”之于不同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關系而言,其實意味著“權利”。換言之,一旦企業的利益相關者發生利益沖突時,會計信息“面紗”后蘊涵的各項權利就凸現出來。所以,不同利益相關者因為會計信息而受益或受損的事實要求界定會計信息產權。關于會計信息的各項權利問題,是公司治理中的一個關鍵環節,不同國家和組織頒布的一系列公告中也均有涉及(李維安,2001)。對于會計信息的產權問題,曾對會計信息產權的利益主體進行了較為詳細的界定(劉峰,1997);曾專門提供一個關于會計信息產權的基本框架,并以其為基礎研究了國有企業會計信息產權的畸形性問題(杜興強,1998)。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對會計信息產權這一嶄新的邊緣性論題的邏輯基礎及其博弈過程進行論述,并內涵地提出一些可供經驗檢驗的命題。
二、會計信息產權問題的基本邏輯
1 會計信息作為企業產出的替代變量。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實質上是一系列契約關系的契合(Ｊｅｎｓｅｎ,Ｍｅｃｋｌｉｎｇ,1976)和法律虛構(ｌｅｇａｌｆｉｃｔｉｏｎ)———更確切地,市場里的企業是一個由人力資本和非人力資本締結的契約(周其仁,1996)。委托代理關系中,由于個人稟賦的差異、社會分工等因素的影響,人力資本所有者往往居于代理方的角色,而財務資本所有者則居于委托方的角色,而且企業是由人力資本所有者(管理當局,下同)負責日常經營的。由于委托方和代理方之間效用函數的差異,并不能夠排除代理方在某些情況下以犧牲委托方的利益為代價來追求個人私利的道德風險行為。為了防止管理當局“虐待”非人力資本,必須對其進行監督。但由于知識結構和交易費用的制約,資源投入者將不可能選擇對企業的“投入———產出”過程(一個連續函數)和管理當局進行實時監督(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ｍｉｎｔｏｒｉｎｇ),否則資源投入者就毋寧選擇自己直接經營企業。為此,恰當的激勵有時必不可少。激勵方案的存在雖不能夠保證完全消除委托方和代理方效用函數的差異,但是至少可以部分彌合兩者之間的差異程度。然而,要實現監督和激勵的相容性(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必須有充分含量的信息,因為監督需要信息,而激勵可以促使代理方提供信息。
考慮到財務資本投入者是追求貨幣收益滿意化的經濟人,且最為關注貨幣收益,而企業會計又是一個以提供財務信息為主的經濟信息系統(葛家澍,1983),會計信息可以反映一個企業特定時日的財務狀況、特定期間的經營成果和現金凈流量情況,因此可以作為企業產出的替代變量。因此管理當局通過會計信息這種替代變量,供遠離企業日常經營管理的投資者了解情況。同時考慮到投資者對管理當局進行監督和進行相應的決策需要信息,這就衍生出投資者的信息需求和管理當局的信息提供之間的供求關系。會計信息的作用正在于其能夠降低投資者決策過程中面臨的不確定性,從而達到改進決策效用、促進社會資源趨利性流動的功效。在市場經濟中,經過獨立、客觀、公正的注冊會計師審計的財務報表,維系并體現著委托代理契約關系的均衡(ｗａｔｔｓ,1997),而以財務報表作為媒介傳遞的會計信息是衡量企業的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是否相匹配、監督和激勵是否相容的關鍵變量,因此良好的會計信息披露機制也成為公司治理機制必不可少的有機組成部分(杜興強,2001)。必須注意,上述對企業的契約性質的表述既蘊涵著擁有排他性的財產所有權是締約的前提,也蘊涵著如下的思路:當財務資本所有者和人力資本所有者向企業投入了資源之后,其必然相應地要求分享對企業產出的產權。會計信息作為企業產出的替代變量,資源投入者擁有對企業產出的產權相應地要求對會計信息擁有產權。
上述論述內涵的邏輯是:排他性的財產所有權→企業所有權(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對企業產出的產權→會計信息產權。可以說,會計信息產權根源上是從企業所有權分享中找到其理論依據的,更具體地,企業剩余索取權為利益相關者參與會計信息產權博弈提供動力,而剩余控制權則決定著會計信息產權博弈的動向。但同時,企業所有權分享并不是導致有效率的會計信息產權的充分必要條件,適當的情況下,國家作為一種管制者的角色出現,以保護公眾利益為由,通過矯正企業所有權分享下形成的會計信息產權來確保其效率和貫徹、履行。
2 會計信息披露的外部性及會計信息產權界定的必要性。會計信息的供求蘊涵著外部性(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ｙ),而且外部性具有相互性:管理當局的盈余操縱(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行為可能給投資者的決策帶來損害,而投資者的過分挑剔(ｏｖｅｒｃｈｏｏｓｉｎｇ)行為同樣可能使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居于不利的地位,甚至喪失競爭優勢。會計信息外部性的存在還在于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效用函數的不一致性:股東主要關注企業的持久性盈利能力和競爭優勢,債權人主要關注企業的長短期償債能力,而國家有關部門作為社會事物的宏觀管理者,更多地側重于對企業的社會貢獻能力、社會積累能力信息的需求,企業的管理當局則主要關心自我效用的最大化。此外值得提及的是,股東和債權人主要是追逐貨幣收益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而企業的管理當局則既關心貨幣收益、也關注一些非貨幣性收益如更多的閑暇、舒適的辦公環境、更是熱衷于構筑自己的經理帝國(ｅｍｐｉｒｅ)。利益相關者之間效用函數的不一致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企業通過財務報告提供的會計信息具有一定的經濟后果(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企業通過一整套通用財務報告提供的會計信息(包括質和量兩個方面)不可能滿足所有利益相關者的普遍需要。那么,必然就存在著部分利益相關者將因會計信息而受益,而另一些利益相關者則可能因會計信息而受損的情況。
既然會計信息供求過程存在著外部性,那么外部性就應該被內部化(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這是Ｄｅｍｓｅｔｚ(1967)觀點的延伸(Ｄｅｍｓｅｔｚ,1967)。按照Ａｌｃｈｉａｎ的觀點(Ａｌｃｈｉａｎ,1965),可以通過產權規則對外部性進行部分的內部化。會計信息的外部性的存在,意味著利益相關者可能因會計信息供求而產生沖突。沖突的解決必然衍生出明確雙方對于會計信息的產權(一組權利)。若沒有明確界定的會計信息產權,那么會計信息供求過程中將充斥著強權邏輯(ｓｔｒｏｎｇｐｏｗｅｒｌｏｇｉｃ)。強權邏輯的存在將給會計信息的供求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而且利益相關者也將因此耗費巨大的交易費用,也容易引發與會計信息相關的不公平現象。會計信息產權與會計信息外部性之間的密切關系在于:會計信息對于各個利益相關者(供求方)的影響之所以成為外部性,是因為讓存在利益關系的利益相關者的某方單獨承擔該會計信息外部性影響的成本太過于高昂,以至于不值得或不可能。為此,若能通過對會計信息產權進行界定或對會計信息產權進行恰當安排,使得會計信息外部性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由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所共同承擔,就可借以內部化(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ｅ)會計信息的外部性。當對會計信息外部性進行內部化的收益超過內部化的成本時,會計信息產權就得以界定和發展起來,不斷地將會計信息外部性進行內部化。外部性的存在,要求會計信息的初始產權界定;外部性的存在導致的公共領域的邊界,詮釋著會計信息產權界定的效率,促使會計信息產權界定的優化發展。
3 會計信息產權界定的基本思路。
會計信息作為企業產出的替代變量,就必然存在一個問題,即作為替代變量是否具有“充分性”的問題。考慮會計信息及其意欲反映的、關于企業產出的耦合度,那么出于成本———效益原則和效率角度的考慮,投資者并不追求完全的、100%的耦合,而只追求進行決策所需的、具有“充分”含量的會計信息即可。但是會計信息披露的“充分含量”,是一個動態的變遷概念,它大致取決于這么幾項因素:投資者的決策模型、決策偏好,環境的不確定性程度和企業經濟活動的復雜程度。若將滿足投資者進行決策所需的會計信息的“充分量”作為契約性(ｃｏｎｔｒａｃｔ)部分,那么與企業產出100%耦合的會計信息含量和“充分量”之間的部分就可以看作是剩余(ｒｅｓｉｄｕａｌ)部分。會計信息產權的界定就可以表述為“在會計信息的契約性部分和剩余部分之間找到一個均衡的過程”。注意到由于交易費用的制約,會計信息產權并不旨在消除會計信息的剩余部分,盡管一些投資者對會計信息的需求具有“貪婪性”,并希冀獲取越來越多的會計信息。界定會計信息產權其實是界定企業產出產權的一個關鍵環節。會計信息產權的內涵在于,其作為企業產出的替代變量,和分配規則共同發生作用,影響企業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產出的分享結果和比例(包括影響潛在投資者的期望),從而影響利益相關者的決策,導致資源的不同配置結果。會計信息產權的邏輯可概括如下:
三、股份有限公司會計信息產權的界定:一個博弈過程
遵從上述關于會計信息產權的基本邏輯,企業的所有權分享對會計信息產權界定的影響是連續性的,而且在這個持續性博弈過程中,剩余索取權份額與企業投資者和管理當局進行博弈的動力相關,而剩余控制權則決定著會計信息產權博弈的動向。在對該博弈過程進行揭示之前,作者認為有必要對企業的所有權進行一番解釋:
企業所有權是一種典型的狀態依存(Ｓｔａｔｅｓ-ｃｏｎｔｉｇｅｎｔ)(Ａｇｈｉｏｎ＆Ｂｏｌｔｏｎ,1992)。假設企業的總收入為Ｒ,Ｗ為工人應該得到的合同工資,Ｌ為對債權人的本金、利息支付額(假設工人的索取權先于債權人)。那么:(1)如果Ｒ≥Ｗ+Ｌ,則自有資本擁有者即股東是企業的所有者;(2)如果Ｗ≤Ｒ<Ｗ+Ｌ,則債權人是企業的所有者;(3)如果Ｒ<Ｗ,工人是所有者;(4)考慮到股東是追求貨幣收益滿意化的、有限理性的經濟人,如果企業管理當局經營結果(譬如以凈利潤衡量)能夠達到甚至超過股東要求的滿意利潤,那么股東并不希冀去監督管理當局,此時管理當局就是企業實質上的所有者。
1 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描述。
當企業規模擴大從而轉向社會公眾籌集資本來滿足進一步擴張的需要時,股份有限公司這種組織形式就開始出現了。面向社會籌集資金帶來了委托方數目的急劇膨脹,每個人的出資額在企業中占據的地位(百分比)逐漸下降,甚至微不足道。小投資者往往將追求定期的收益(股利或者利息)放在第一位,一旦他們不能夠獲得預期的收益,他們往往采取“用腳投票”的方式,即以“市場退出”的方式來對管理當局進行“懲罰”,而并不希冀去撤換、控制或監督管理當局。其實早在公司制度創立的早期,亞當·斯密就曾經在《國富論》中指出“小股東對于公司的經營業務往往一無所知,他們只是心滿意足地接受每年或每半年公司分配給他們的股利,而并不找公司管理當局的麻煩”(斯密著,王亞南,郭大力譯,1974)。此時,財務資本所有者作為股東擁有的是一定比例的企業剩余索取權,而剩余控制權實際掌握于管理當局手中。財務資本所有者實際上完成了委托方角色向投資者角色的轉換。
在此種情況下,分散的委托方(投資者)理智地認識到,對公司的管理當局實施監督所引發的成本可能大于實施監督所帶來的利益,因此他們往往會對積極地監督管理當局持有理智的冷漠態度(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ｐａｔｈｙ);隨之,每個股東都希望其它的股東積極地行使監督權利而自己由于“搭便車”(Ｆｒｅｅ-ｒａｉｄｅｒ)而獲得利益,結果由于眾所周知的“囚徒困境”(Ｐｒｉｓｏｎｅｒ ｓＤｉｌｅｍｍａ)原理使得無人行使對管理當局的控制權而由管理當局“信馬由疆”!因此著名的法學家Ｓｔｏｃｋ作出結論:“在股權十分分散的經濟中,希冀股東監督管理當局是徒勞的。”
2 會計信息的初始產權。
了解股份有限公司中存在的上述狀況,對我們分析其中會計信息的產權大有裨益。這帶給我們的思索就是,由于股權的零散性和過于分散性,使得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并不匹配。股東擁有終極的剩余索取權,但是剩余控制權更多的只停留于法律規定的、形式上的層面上,實質上的剩余控制權掌握在職業經理(管理當局)手中。當投資者需要會計信息了解企業的基本情況進行相關決策,但原來的契約中又沒有考慮到這些情況而未注明且缺乏外部強制力的情況下,圍繞會計信息的博弈中,占據優勢地位的就是管理當局,因為管理當局實質上掌握了契約中未曾注明情況下的決策權。除非眾多的分散投資者能夠形成一個強勢集團將企業的剩余控制權從管理當局手中奪過來,從而在會計信息的產權博弈中占據優勢。但這需要借助于集體行動,并往往因為交易費用的高昂幾乎不可能。作者認為,上述情形的出現,可能是基于以下的原因:
①會計信息初始產權界定使然。股份有限公司出現的初期,由于投資過熱、過渡期內資金供大于求,以及投資者對投資以后會計信息的重要性缺乏認識(由于未來不確定性所導致),使得會計信息的初始產權被隨意地忽略了。那么此時會計信息產權界定的支配權掌握于管理當局手中,投資者幾乎沒有具備會計信息的任何產權。會計信息產權界定的這種狀況不足為奇,甚至可以說是當時環境的使然。因為投資者認為在初始狀態下(企業規模擴大初期)于自己是有利的。但不幸的是,后來的“累積性效應”出乎了眾人的最初想象或者愿望。
②當投資者意識到會計信息的重要性之后,會計信息產權初始界定的“累積效應”就開始呈現出其特有的頑固性。前期關于會計信息產權的界定極大地影響到會計信息產權的嗣后界定。即使投資者意識到會計信息公開是有益的,也根據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原則要求披露會計信息,而根據“相對福利要義”和“制度悖論”原理,此種會計信息的產權要求在這段時期內并不會實現。首先立法機關可能并不愿意立即采納要求公開披露會計信息的諸多措施,盡管它可能是對投資者整體而言是明顯有益的,原因在于立法機關認為一旦采取了會計信息公開的措施,管理當局可能是首先受損(至少一無所獲)的一方,他們完全可能、也有能力對之進行抵制。事實上,在1900年到1933年間,600家股份有限公司擁有美國65%的制造性資產,2000多名職業經理實際上控制了美國的經濟生活(Ｅｄｗａｒｄｓ,1961)。公司的管理當局決定著財務報告和會計信息,他們掌握的公司正成為一種社會勢力,在爭奪經濟權利之外還爭奪政治權利(ｃｈａｔｆｉｅｌｄ,1977)。
③在1900年到1933年期間,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化和投資者的分散化,越來越多的企業“所有者”(股東)事實上已經被和平“剝奪”了企業所有權,尤其是剩余控制權。他們唯一的選擇就是決定是否持有一個企業的股票。如果他們根據各種正式或者非正式途徑得到的消息(更多的是非正式途徑所得到,但都未必是會計信息)判斷不應再持有該公司的股票,那么他們將利用股票市場特有的“退出機制”來對管理當局進行懲罰。此時,寄希望于股東采取集體行動來限制管理當局是不現實的。曾經有一些人力圖如此做,但是一則他們自身對經營者的直接影響十分地微弱,由于眾所周知的“理智的冷漠”態度和“搭便車”的心理使他們根本得不到公眾的強有力的支持,因此就不可能將其主張轉換為法規;二則他們本身并不能夠約束管理當局改變既定的會計信息產權狀態,更不能迫使管理當局提供會計信息。最終,會計信息產權的初始界定狀態處于絕對僵持狀態,并未被打破。
④概而言之,締結契約時,由于會計信息使用者的個人有限理性和對未來不確定性認識的局限性,使得會計信息的初始產權未曾等到良好地界定,這種累積效應直接影響了管理當局和會計信息使用者再次就契約中關于會計信息各項權利的協商和討價還價。而資本市場追求公平和效率、保護投資者的目標又賦予了投資者對會計信息應有的產權,此種矛盾日益激化,陷于一種絕對僵持的狀態,最終影響到社會的發展和資本市場的良性運轉。在這個過渡期間內,欲打破會計信息產權界定的絕對僵持狀態,用于保護投資者對會計信息產權的外部強制力量的介入勢不可免。這就是對會計信息的管制。
3 企業所有權分享下蘊涵的會計信息產權界定的無效性。
在管制出現前,會計信息產權主要取決于利益相關者對企業所有權的既定分享狀態,這導致由此確定的會計信息產權仍然不能夠將相當部分的外部性進行內部化。因此,當缺乏外部力量介入時,單純由企業所有權分享因素界定的會計信息產權無法有效地將會計信息披露導致的外部性進行內化。原因在于:
①借助于企業所有權分享界定會計信息的產權,對外部性的內部化是存在著限度的,很大程度上受到交易費用的制約。交易費用的存在使會計信息產權作為內部化會計信息披露的外部性的一種機制不可能非常完善。作為締約方的使用者(利益相關者,下同)出于理性的考慮,只愿意在“邊際收益大于邊際成本”的約束范圍內與管理當局就會計信息的產權進行討價還價和博弈,一旦使用者的“邊際收益小于邊際成本”,這個討價還價過程將會終止,留下相當一部分有價值的資源置于“公共領域”(ＰｕｂｌｉｃＤｏｍａｉｎ)之中。“公共領域”的存在意味著關于會計信息產權博弈暫時、動態的均衡,公共領域內的外部性就無法得到內部化。注意均衡存在時并非說外部性已經消失,而是使用者個人在“成本———效益”約束條件下不愿意就公共領域內的外部性與管理當局進一步展開博弈,結果公共領域內因為會計信息提供導致的外部性就由使用者默默(而極不情愿)地予以承擔。一言以蔽之,當會計信息產權是使用者和管理當局之間依托企業所有權分享進行博弈的均衡結果時,任何內部化處于公共領域內的外部性都因過高的交易費用而意味著不經濟。
同時應該注意,借助于企業所有權分享、通過締結私人契約進行會計信息產權界定,因為交易費用的高昂性,留下了一定的公共領域,這意味著在該方式下沒有投資者繼續愿意對公共領域中的會計信息的產權進行攫租(ｒｅｎｔ-ｃａｐｔｕｒｉｎｇ)。但是,企業所有權分享方式下的公共領域邊界不應該是它實際呈現出的那樣大,歸根結底在于股份有限公司內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的不匹配。企業所有權分享方式下,最初體現為財務資本所有者的個人理性抑制人力資本所有者的個人理性,換取會計信息產權的效率;后是人力資本所有者的個人理性超越財務資本所有者的個人理性。財務資本所有者個人理性需要宣揚,因此財務資本所有者之間個人理性超越集體理性,導致會計信息產權界定長遠來看的低效率。
②在上述分析中,作者進行的一個隱含的假設是將會計信息使用者看作是一個整體(假設使用者的同質性),但事實并非如此。會計信息使用者可以分割為若干利益集團,譬如國家宏觀管理部門、債權人、股東等,這些利益集團的利益并非一致,甚至存在著沖突。此外,單個的會計信息使用者擁有的企業所有權份額、稟賦(可以用知識結構來簡化表示)和由此決定的談判能力 是存在差別的,那么將導致不同會計信息使用者在會計信息的獲取上面臨差異,甚至對于反映企業基本情況的會計信息,管理當局在提供時也可能存在著歧視(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這樣,大的投資者可能因其財富顯示信號導致的博弈能力而獲得更多的會計信息,從而內部化大部分會計信息帶來的外部性;而小投資者和潛在的投資者將獲得較少的會計信息,或者甚至被愚弄,外部性對于他們而言,要么默默地承受,要么以用腳投票的方式拒絕承擔外部性。由此可能產生大股東和管理當局共謀(ｃｏｌｌｕｓｉｏｎ)損害小投資者和潛在投資者的情況。而衡量一個資本市場健康和成熟與否的一個重要標志恰恰是看其能否保護小投資者和潛在投資者的利益。
③在上述分析中作者的另一個隱含假設是投資者愿意,并能夠與管理當局就提供的會計信息展開博弈。但事實并非如此。首先,使用者未必愿意直接與管理當局就會計信息產權展開博弈。一則由于信息不對稱,使用者并不能夠立即辨別管理當局是否提供了充分的會計信息,或者管理當局提供的會計信息是否真實、公允地反映了企業的基本經營情況———對管理當局的上述行為進行判斷,在時間上具有嚴重的“滯后性”,需要根據管理當局提供的會計信息進行決策的結果呈現以后才可以進行相應的判斷,而此時木已成舟,為時晚矣;二則對于股份上市的企業而言,投資者面臨著諸多投資選擇,當投資比例不大時完全可能以市場退出的方式將其投資進行轉讓(“用腳投票”),而不愿意耗費人力物力(交易費用的體現,還包括時間的機會損失)與管理當局就會計信息討價還價。其次,使用者也許并不能夠與管理當局就會計信息展開博弈。原因為:投資者可能只持有企業很小比例的股份,所以他們往往保持一種如前所述的、“理智的冷漠”態度,希望“搭便車”的心理使得無人愿意主動與管理當局進行會計信息的博弈。因此,管理當局在與投資者針對會計信息進行的博弈中,一般來講處于一種強勢集團的地位,單個投資者無法與其處于平等的地位進行討價還價。這是一種“公共知識”(Ｃｏｍｍ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理性投資者當然會意識到這一點,所以往往并不希冀與管理當局進行會計信息的博弈。那么投資者是否可以締結一個聯盟(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與管理當局進行會計信息的產權博弈?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該聯盟同樣是松散的,由于聯盟內部每個投資者持股比例有區別,所以仍然存在寄希望于“搭便車”的人,況且交易費用終將阻礙該聯盟的自發形成。
由于股東之間聯合通過公共選擇(ｐｕｂｌｉｃｃｈｏｉｃｅ)來制定共同政策的不可能性(在股權高度分散的情況下尤其如此),也由于會計信息的使用者是一個十分復雜而廣泛的群體,所以財務資本提供者逐一與管理當局締結私人契約要求,會計信息的交易成本十分高昂,而且考慮到不同企業間會計信息的不可比性,這決定了需要標準契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ｏｎｔｒａｃｔ),即管制來約束會計信息提供的迫切性。
4 會計信息管制對會計信息產權的矯正。
企業所有權分享作為界定會計信息產權的一種方式,在交易費用為0(假設)或交易費用較低時(譬如在業主型企業、合伙制企業或投資者數目較少的有限責任公司中),可以借助企業所有權分享、通過私人契約的方式對會計信息產權進行比較有效的界定,其結果是一方的個人理性(財務資本所有者)抑制了另外一方的理性(人力資本所有者),以此為代價確保會計信息產權的局部效率。但是,當企業組織形態比較復雜時,人力資本所有者的個人理性借助于財務資本所有者集團內部成員之間的個人理性沖突、獲得了個人理性的優勢。出現這個結果的原因在于每個財務資本所有者的個人理性使得集體理性受到削弱、甚至蕩然無存。理性的沖突帶來了這樣的結果:借助企業所有權分享界定會計信息產權的低效率或不可能。這樣,大量外部性未能夠得以有效的消除,相當有價值的會計信息的產權被留置于公共領域之中。
因為交易費用的高昂,財務資本所有者之間個人理性沖突,導致集體理性的削弱和采取非合作的方式,人力資本所有者(管理當局)從而取得了會計信息產權博弈的優勢。但是,這是不正常的,盡管我們并不否認人力資本所有者應該擁有一定的會計信息產權。然而從本質上講,企業會計信息的產權是奠定于企業所有權分享的基礎之上的,利益相關者對會計信息產權的擁有程度,體現為一種剩余控制權,應該與其分享的企業剩余索取權相對應。否則,財務資本所有者/投資者在企業中的剩余索取權和其他將無法得到保障,其投資也將置之于巨大的風險之下,如管理當局可能“虐待”其投入資本。如此,風險將威懾投資,資本市場、乃至國民經濟將不會發展,經濟增長也因此出現障礙。
企業財務資本所有者應該擁有與其分享的企業所有權相應的會計信息產權,但個人理性使得如此界定的會計信息產權缺乏效率。對于這個現實與邏輯、現實的會計信息產權低效率和會計信息產權理應具有的效率之間的背離,最終需要通過一種補充措施,來試圖克服通過企業所有權分享界定會計信息產權導致的無效的狀態。由于會計信息產權界定關系到,至少間接關系到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風險和投資關系、乃至國民經濟的發展,國家強制力將勢必介入,進行干預或管制,對會計信息產權進行界定。管制界定會計信息產權,是通過克服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相悖的方式,以不同于企業所有權界定會計信息產權的方式來施行的。管制的目的、至少初衷是“矯正會計信息產權”(ｇｅｔｔｉｎｇ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ｒｉｇｈｔ),力圖以一種中立的身份在個人理性和集體理性之間找到契合點。
通過管制矯正(本身也是一種界定)會計信息產權從本質上講是離散的,當且僅當會計信息的外部性和企業所有權分享界定的會計信息產權時的不確定性無法實現對會計信息外部性的有效內部化時,管制才可能“反應性”地產生。這個論斷可以從整個歷史發展的縱向和歷史發展的橫截面中得到解釋,美國對企業會計信息進行管制就是典型的例子。通過管制界定通用會計信息產權總是從通過企業所有權分享界定會計信息產權留下的“公共領域”的邊界開始的,目的在于為會計信息產權的嗣后界定和博弈提供一個依據,使利益相關者對于會計信息形成一種理性地預期,因為會計信息產權博弈對初始產權界定是具有很高的敏感性的。會計信息管制的功效就是進可能地將會計信息的各項權利分配給最能有效運用他們的利益相關者,以促使利益相關者之間形成一種激勵,維持一種有利于經濟高效運轉的分配格局。但是,由于執行成本方面的原因,管制也留下了一定的、與其聯系的“公共領域”,在該公共領域中,企業所有權分享對會計信息產權界定起著補充的作用。
四、會計信息產權:小結及進一步研究的可能性
會計信息產權起源于會計信息的外部性,企業所有權是會計信息產權博弈的基礎,剩余索取權為會計信息產權博弈提供動力,而剩余控制權決定會計信息產權博弈的動向,會計信息管制是矯正會計信息產權的一種機制。應該指出的是,本文主要是以股東導向的企業治理為背景進行的研究,正如作者注意到的,會計信息是企業治理的一個關鍵環節,那么不同的企業治理框架下會計信息產權博弈是否會呈現出不同的特征?會計信息產權的應用應怎樣借助其理解穩健性原則、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的關系問題等都是有待研究的課題。此外,本文的一些結論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經驗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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