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對123家同時適用中國會計標準（CAS）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的2003年報凈利差異作了匯總，發現中國會計準則確認的凈利潤為525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為550億，少了25億元，平均每家少確認2063萬元凈利潤。
單純從這個數據來看，我國會計準則更為穩健。但這是否意味著CAS在資產計價和收益確認上比IFRS更穩??？
中國會計標準（CAS）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的主要差異我國會計標準有很多方面是比IFRS更穩健，在很多情況下，CAS與IFRS相比，有推遲確認收入、提前確認費用現象，但這只是損益確認的“時間性差異”。
中國會計標準（CAS）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的時間性差異主要有：
1、開發費用：中國直接進入當期損益，IAS可以資本化。
2、公允價值超過賬面成本：中國資產不能重估，不能確認交易類投資未實現利得；IAS可以確認重估收益，如“可交易”短期投資升值所得。
3、無形資產支出：中國全部進入當期損益，除了專利注冊費和律師費外；IAS研究費用也直接進入當期損益，但開發費有條件資本化。
4、無形資產推銷：中國不長于10年，IAS是20年。
5、固定資產修理費用：中國全部收益化，IAS有條件資本化6、無形資產后續支出：中國全部收益化，IAS有條件資本化。
7、建造合同：中國合同成本不包括借款費用，IAS規定，如果公司的會計政策是將借款費用資本化，則包括。
8、政府退還的增值稅款，中國收到現金時確認，IAS權責發生制。
9、IAS可以計提重組準備，中國不可以。
此外，還有不少項目是永久性差異，也就是中國永遠不能確認收益，而國際是作為當期損益的。
中國會計標準（CAS）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的永久性差異主要有：
1、非公允關聯收益：中國規定進資本公積，IAS直接進入當期損益。
2、子公司、聯營企業增資擴股損益：中國不確認，IAS一般確認。
3、債務重組、非貨幣性收易：中國不確認，IAS確認。
4、政府補貼、社會捐贈：中國規定進資本公積，IAS進當期損益。
實際上，國際調減的差異反而不多，但也有一些重大差異。如：住房補貼，中國直接從權益走（1998年12月31日前的“老人”），而國際進入當期損益；中國不計提養老金準備，國際要計提；中國職工福利費等三項經費搞基金制，國際直接進入當期損益；開辦費中國是等經營開始時直接進入當期損益，而國際是發生時直接進入當期損益等。
當然由于很多境內外差異是“時間性差異”，過去保守了，現在就激進了，過去激進了，現在就保守了。所以有時，激進的會計標準下確認的收益反而比保守的要少。
境內外一大差異是企業合并及合并報表核算，因為我國的購買法與國際的購買法不一樣，國際購買法是基于公允價值為計量基礎的，中國是歷史成本的，除非收購的股權是100%，才可以按評估值調賬。
這樣一來，國際會計準則下的購買法并表時抵銷與我國就有很大差異，商譽的確認和攤銷差異也很大，所以只要有并購行為發生，一般都會產生差異，而且這個差異可能很大；國際會計準則要求確認子公司超額虧損，而中國列為未確認的投資損失等。
此外，國際會計準則所得稅會計適用的是資產負債表的債務法，與我國適用的三種方法都有顯著差異，所以在所得稅這一塊境內外差異也往往很大，如南航航空（600029）境內外都適用債務法，但也出現巨額差異，包括“因調整所得稅率而引起的對遞延稅項變動”國際調減1.2億元、“沖銷不可轉回的遞延稅項資產”國際調減1.2億元，解釋稱按照IFRS，對以前年度確認的遞延稅項資產在本年度重新評估后被認為在今后不可能轉回的項目予以沖銷，這些項目在中國會計準則及制度下一直未予確認。
境內外還有一個差異就是“會計估計”差異，按證監會2001年規定，同一管理層對同一會計期間內的同一事項不能作出不同的會計估計。
因而就同一事項，兩份財務報告不應存在會計估計差異。但實際上，有些會計估計境內外就是不能保持一致，如無形資產攤銷期限，國際是20年，我們是10年?，F在問題是，對于固定資產折舊問題，境內外會計準則都沒有作出明確規定，但很多公司在折舊上也出現很大的境內外差異。
如東方航空（600115）“由于不同可使用年限而造成飛行設備折舊差異”國際調減3.29億元，同時“由于不同可使用年限而造成飛機及發動機折舊和出售盈虧的差異”國際調增2.35億元，海南航空（600221）也有 “折舊調整”國際調增1.37億元，不知道這種差異是否符合證監會規定？
辯證看待CAS穩健現象我國會計改良主要目的是提高會計信息質量，我國會計標準這幾年趨勢是越來越穩健，最典型的就是債務重組、非貨幣性交易不確認收益、非公允關聯損益不確認、政府補貼或補助要么進資本公積、要么采取收付實現制確認收益等。
尤其是回避公允價值的使用，使我國會計標準與國際會計準則出現更多的差異，如：
1、IAS－16 《不動產、廠場和設備》，我國是歷史成本，IAS允許重估價，亦即公允價值計量；非貨幣性交易以公允價值計量，確認利得與收益，但我國是以換出資產的賬面賬價值計量，不確認利得或損失。
2、IAS－17 《租賃》 在承租人對融資租入資產和相關租賃負債計量規定上，我國“按出租人原賬面價值與最低租賃付款額現值之較低者”，IAS是“公允價值與最低租賃付款額現值之較低者”。
3、IAS－22 《企業合并》 在商譽計量上，我國是“購買成本與被購買企業凈資產所占份額的差額；如果購買一個公司100%股份，則按獲得的凈資產的評估值為基礎計量”；IAS是“購買成本與購買企業在獲得的凈資產公允價值所占份額之間的差額計量”；在少數股東權益計量上，我國“必須按歷史成本”，IAS“可以按公允價值或歷史成本計量”。
4、IAS－28 《對聯營企業投資會計》 在權益法核算中商譽計量上，存在與《企業合并》商譽一樣的差異。
5、IAS－38 《無形資產》 在所有者作為資本投入的無形資產計量上，我國是“投資各方確認的價值計量，但IPO投入的無形資產按投資方的賬面價值計量”，而IAS規定要按公允價值計量。實際上，所有者作為資本投入的資產，不管是固定資產，還是流動資產，IAS都規定以公允價值計量，而我國規定按投資方各方確認的價值計量。
會計標準具有引導及規范經濟行為的功能，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這種“引導與規范”有良性的也有惡性，也就是有“善法”及“惡法”之分，如何看待財政部這些有別于國際慣例的會計標準呢？
一方面，我們看到這些會計標準出來后，利用資產重組、關聯交易操縱利潤的現象減少了，對于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質量的確起到了良好作用。
但另一方面，上市公司為了規避這些規定，增加了交易成本，這種利用會計標準反會計黑洞的作法雖然有立竿見影之成效，但其代價是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背道而馳。
而且實際上這樣“堵”也“堵”不住，債務重組、非貨幣性交易、關聯交易表面上迅速減少，但實際上由于會計準則的經濟后果，產生了更多不是以市場規律而是以會計規則為導向的經濟行為，如債務重組設計為資產（股權）轉讓、非貨幣性交易分解成若干筆貨幣性交易、關聯交易非關聯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