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管理決策目標從“最優化”向“滿意性”轉變。
一般都認為，管理首先要決策，決策是領導者、管理者的首要職能。由此可見，管理決策在整個管理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主導作用。
從現代決策理論的發展，可以看到，同“物本管理”相適應的管理決策，決策目標遵循“最優化”準則，要求決策者從“客觀的理性”（objective rationality）出發，尋求在一定條件下目標函數唯一的“最優解”（Optimal solution）。為此，就要求建立復雜的數學模型，進行嚴密的數量分析，從而把決策模式的重心放在分析性的技術方法上。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美]赫伯特·西蒙教授對這一決策模式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認為這樣做“為的是產生那些非常動人的數學模型，用來表示簡化的世界。在這方面，近年來人們已經提出了疑問，懷疑那些假說是否與人類行為的事實相距過遠，以至根據那些假設所得出的理論同我們所處現實狀況已經不再有什么關系了”（注：[美]赫伯特·西蒙著：《現代決策理論的基石》，作者為中譯本寫的“前言”。楊礫、徐立譯，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也可以這樣說，“最優化準則僅僅存在于邏輯推理中，沒有實踐價值”（注：袁寶華主編：《中國企業管理全書》（上），企業管理出版，1984年2月第1版。）。
隨著現代管理從“物本管理”向“人（智）本管理”轉變，決策目標以“滿意性準則”取代“最優化準則”就成為歷史的必然。
現代管理大師西蒙教授提出的以“有限理性”與“令人滿意”準則取代微觀經濟學原來奉行的“完全理性”與“最大化原則”，是其決策理論的核心理論。其優越性，正如西蒙教授所說：“我認為，我提出的‘尋求滿意的人’這一模型同那種‘尋求最優的人’的古典概念相比，在有關經濟行為的經驗研究中獲得了多得多的支持”（注：[美]赫伯特·西蒙著：《現代決策理論的基石》，作者為中譯本寫的“前言”。楊礫、徐立譯，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在現實經濟生活中，遵循滿意性準則進行決策，適當地應用數學模型進行定量分析，是完全必要的，問題是不能把它強調過了頭，不能見物不見人，把定量分析推向極端。以數學模型的定量分析為基礎，決策者要善于運用自己的學識、經驗和直觀判斷能力對模型輸出的結果進行全面的分析和評價，以實現決策者的智慧和推斷同定量模型的解析相結合，借以獲得更深刻、更全面的認識。在社會經濟系統中，人的因素總是居于主導地位的。決策的層次越高、涉及面越廣、情況越復雜，戰略性、非規范性、不確定性越強，決策人員和決策支持人員的遠見卓識和非凡的洞察力及由此而形成的高屋建瓴式的綜合判斷就越帶根本性。
二、管理會計的新特點
管理會計是融管理和會計于一體的一個專門領域，是企業信息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是決策支持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其特性自然是依管理的特性為轉移，并隨著管理特性的發展而發展。
與上述知識經濟管理上的基本特征相適應，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管理會計呈現的新特點，可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管理會計新方法論的開創。
適應知識經濟時代“智本管理”的要求，以及基于對管理特性的新認識，管理會計應遵循藝術規律，開創出認識上的新的方法論。新的方法論，可歸結為：三個“重于”、三個“并重”。（注：余緒纓：“管理特性的轉變歷程與知識經濟條件下管理會計的人文化趨向”，《財會通訊》，2001年第10期。）
三個“重于”是指：（1）“衡量”（measuring）重于“計算”（counting），正如管理大師Peter Drucker（德魯克）所說，在管理上“我們需要的是進行衡量，而不是計算”（We need to measure，not count）（注[美]彼得·德魯克著：《現代管理宗師德魯克文選》（英文版），機械工業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2）認知性（cognition）重于精確性（precision）：認知性重在整體的質的把握，精確性重在細節的量的描述。（3）悟性重于理性：是上述第2點的進一步概括：重整體的質的把握，屬藝術思維；重細節的量的描述，屬科學思維，藝術思維重悟性；科學思維重理性。
強調這一點，有什么實際意義呢？例如：關于顧客滿意程度消長變化的分析，并不是完全靠計算就能直接掌握的，深層次的問題要靠“悟”——“悟”出在深層次起作用的企業的經營思想上的方向性問題，認真進行改進，才能從根本上消除對顧客滿意程度造成負面影響的種種因素。
三個“并重”是指：（1）量化與非量化并重（對可以量化的因素進行量化，難于量化的因素不強求量化，可以用其他形式如文字說明等進行反映）。（2）量化的各種形式并重：如考核學習成績，100分制是一種量化形式，五分制是另一種量化形式。五分制是把學習成績分成3個檔次。按百分制，認為得76分的人比得75分的學得好一些，是很牽強的。按五分制，認為得80分的人比得70分的學得好一些，更符合客觀實際，因為80分和70分屬于不同檔次。（3）量化的各種形式中，貨幣計量與非貨幣計量并重：也就是不把貨幣計量定于一尊，在管理活動中，許多因素從深層次看，是不能或不宜于進行貨幣計量的。如成員之間的協作配合情況、生產安全情況、員工對工作的滿意程度……，是不能完全采用貨幣計量形式的。
上述認識上的新方法論及其在管理會計中的應用，蘊含著人的因素、精神因素和文化因素在其中的主導作用。
（二）決策支持模式從科學觀向人文觀轉變。
管理會計師，作為決策支持系統中的參謀人員，主要從事決策的研究工作，為決策系統中的決策者正確有效地進行決策提供咨詢服務。適應“管理決策”的要求，決策支持在不同的決策模式下具有不同的特點：
根植于“物本管理”的管理決策，決策目標遵循“最優化準則”，要求運用以“精確的定量”為基本特征的“科學語言”，尋求目標函數在一定條件下的“最優解”。與此相適應，決策支持系統中的參謀人員自然要把工作的重點放在：根據所研究問題的具體特點，對有關資料進行加工、改制，找出存在于有關變量之間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關系，建立相應的數學模型，即借助于模型，對所研究的對象進行嚴密的定量描述，以掌握有關變量之間的相關性；進而把數學模型和最優化方法（技術）結合起來，確定有關變量在一定條件下的最優數量關系，為決策者最終尋求決策目標的“最優解”提供依據。可見，把重點放在分析性的技術方法上，是這一決策支持模式的重要特點。
根植于“人本（智）管理”的管理決策，決策目標以“滿意性準則”取代“最優化準則”。“滿意性準則”是一種自由度較大的準則，它主要不要求“精確定量”，而要求“思辨定性”。因而要求作為決策支持系統參謀人員的管理會計師，圍繞決策目標，擬訂多種可供選擇的方案，并通過相關人員生動活潑地、獨立自主地自由發表意見，對多個備選方案進行分析、論證，權衡利害、比較得失；再以此為基礎，進行綜合分析，幫助決策系統中的決策者擇善而從，做出滿意的選擇，最終得到決策目標的“滿意解”。
在現實經濟生活中，遵循滿意性準則進行決策，更重視決策人員和決策支持人員的智能與判斷，是符合當代歷史發展的潮流的。因為正如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所說：“不管后資本主義社會計算機信息處理技術如何先進，它不能取代管理者的決策行為，只能是一種管理工具。”（注：[美]彼得·德魯克著：《現代管理宗師德魯克文選》（英文版），機械工業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先進的信息處理技術既不可能取代決策行為，自然也不可能取代決策咨詢，因為決策咨詢是整個決策程序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意味著：已經把整個決策程序推進到一個層次更深、境界更高的發展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