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相信，此次增值稅轉型改革對于我國經濟的持續、平穩、較快發展將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
為擴大國內需求，降低企業設備投資的稅收負擔，促進企業技術進步、產業結構調整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11月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國所有地區、所有行業推行增值稅轉型改革。
目前，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已波及歐洲、亞洲、拉丁美洲，全球經濟增長出現明顯放緩勢頭，一些國家甚至出現經濟衰退的跡象，金融危機正在對實體經濟產生重大不利影響。在這種形勢下，適時推出增值稅轉型改革，對于增強企業發展后勁、提高我國企業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克服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帶來的不利影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增值稅轉型的內容
所謂增值稅轉型，就是將中國現行的生產型增值稅轉為消費型增值稅。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允許企業抵扣新購入設備所含的增值稅，同時，取消進口設備免征增值稅和外商投資企業采購國產設備增值稅退稅政策，將小規模納稅人的增值稅征收率統一調低至3%，將礦產品增值稅稅率恢復到17%.經測算，2009年實施該項改革將減少當年增值稅收入約1200億元、城市維護建設稅收入約60億元、教育費附加收入約36億元，增加企業所得稅約63億元，增減相抵后將減輕企業稅負共約1233億元。
二、增值稅的特性及分類
增值稅是一個比較新的稅種，但是被各國迅速、廣泛地應用。目前，除美國以外的所有OECD國家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轉型國家均開征增值稅，泰特（Tait）稱之為“無與倫比的稅收現象”。這應歸功于增值稅的“良稅”特性：第一，稅源廣泛，具有普遍性、及時性和穩定性；第二，“道道課征、稅不重征”，符合稅收中性特征，有利于市場上公平競爭；第三，與經濟鏈條環環相扣，形成內部制約、自動審核機制，利于稅收征管，防止偷漏稅。
增值稅從理論上講，是一個相當中性的稅種。首先，增值稅僅對增值部分征稅，轉移價值部分不再征稅，這樣避免了其他流轉稅稅種全額征稅帶來的重復征稅和因專業化、協作化分工不同產生的稅收負擔不公平問題。其次，增值稅不分產品、行業和納稅人的所有制性質，采取統一的，無差別的稅率征稅。再次，增值稅名義稅率單一，對所有產品的影響程度是相同的，因此，對市場的供求影響程度也是相同的、中性的。但從增值稅征收實踐上看，由于各國增值稅稅制的制定上有所差異，增值稅對經濟的影響并不完全是中性的。
各國增值稅稅制受各國經濟發展狀況和財政經濟政策的影響有所不同，以稅基為標準劃分，可分為兩種類型：（1）生產型增值稅，指對購進固定資產的價款，不作任何扣除，其折舊作為增值額的一部分據以課稅，其稅基相當于生產總值。（2）消費型增值稅，指對當期購進用于生產應稅產品的固定資產價款，允許從當期一次全部扣除，稅基是消費品的價值。從稅基上看，生產型增值稅稅基較寬，消費型增值稅稅基較窄；從對經濟影響來看，生產型增值稅稅基包括折舊部分，因此具有抑制投資的作用，而消費型增值稅將當期購進用于生產應稅產品的固定資產價款一次性全部扣除，具有促進投資的作用。目前，世界上絕大多數征收增值稅的國家都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只有我國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實行生產型增值稅。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生產型增值稅已經不再適合我國的現實情況，對我國的經濟發展產生了一定的阻礙作用。
三、增值稅轉型改革的必然性
我國自20世紀80年代初期引入增值稅，由于我國是發展中國家，財政相對困難，需要較寬的稅基，而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中期，我國財政經濟政策又主要以治理通貨膨脹、抑制投資需求為主，所以當時選擇了生產型增值稅。
從近20年的稅收實踐來看，生產型增值稅對于保證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方便稅收行政、治理投資膨脹等，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宏觀經濟基本層面發生了根本變化，由資源約束型轉為需求約束型，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不足是現在、也將成為未來經濟增長的長期制約因素。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宏觀層面下，生產型增值稅本身所固有的缺陷逐漸暴露出來，增值稅轉型改革勢在必行。
第一，生產型增值稅不利于投資。生產型增值稅，只允許從流轉額中抵扣勞動對象的消耗部分，其稅負可以完全轉嫁出去，但投資品因不可抵扣，其所含稅負最終完全由企業負擔。這實際上是在投資前先交一筆“投資稅”，不利于啟動投資，不利于企業固定資產的更新改造與技術進步，不利于企業擴大再生產。
第二，生產型增值稅不利于產業結構調整。雖然生產型增值稅對所有產業都實行17%的名義稅率，且對所有產業的投資品都不予抵扣，對所有投資都是不利的。但因各產業資本有機構成不同，單位產品成本中物耗和折舊的構成比例不同，抵扣不同，因而帶來了實際稅負的不同。資本有機構成低的產業，其單位成本中消耗比重高而折舊成本低，實際稅負低；資本有機構成高的產業，物耗成本低折舊成本高，實際稅負重。據調查，內資企業增值稅實際負擔率（增值稅/銷售額）為基礎行業7.79%，原料與制造5.63%，采掘業5.47%，化工5.35%，食品飲料4.47%，紡織服裝3.87%.由此可見，資本密集型產業，資本構成比例高的企業，增值稅負擔重，這顯然對資源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不利，這與當前的大力發展基礎性工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政策是相悖的。
第三，生產型增值稅不利于地區間經濟結構的優化。從上述分析可見，生產型增值稅對資本有機構成低的加工業影響程度低，對有機構成高的基礎工業和采掘業影響程度高。
從我國地區間產業結構來看，東部地區主要以加工業為主，其實際稅負普遍較輕，中西部地區主要以基礎工業和采掘業為主，其實際稅負普遍較重，這顯然對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是不利的。另外，從稅收管理權限上看，增值稅屬中央地方共享稅，中央分大頭，占75%，地方分小頭，占25%，西部企業承擔較重的實際稅負，多數又被中央分走，更不利于西部經濟的發展。生產型增值稅與我國當前西部大開發的政策是相悖的。
第四，由于我國當前增值稅征收范圍較窄，不利于傳統農業和新經濟的發展。當前我國對農副產品征收農業稅，而不是增值稅，這實際上加重了農民的稅收負擔。1994年稅制改革前，國家對農業投入品實行免稅政策，農民不必負擔農業投入品生產銷售環節的流轉稅。1994年稅制改革后，增值稅政策上對農業投入品按低稅率13%征收增值稅，對生產農業初級產品免稅，對農副產品采購批發階段準予抵扣購進價10%的稅額，造成雙重負擔。在以生物基因為代表的新經濟產業，其提供的產品成本中，允許扣除的物耗部分所占比重低，而不能扣除的技術成本（工資部分征收個人所得稅）所占比重高，抵扣率低，實際稅負較重。生產型增值稅顯然對農業和新經濟的發展不利。
第五，生產型增值稅的稅收優惠政策與世貿組織的原則相左。如對重點投資項目、進口設備免征增值稅，對外商投資企業進口設備及其配件、配套件免征增值稅，為鼓勵外商購買國產設備實行退還增值稅政策等。這些政策實施的結果，造成重點與非重點、內資與外資的稅負失平，不利于內資企業和國產機器設備的市場競爭力。同時，作為世貿組織的成員之一，與世貿組織強調的國民待遇原則、反補貼原則相違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