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會通訊2001.9
會計政策變更研究（上）
上海財經大學 張鳴
一、會計政策變更的本質和形式
會計政策的選擇和變更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企業應該根據經濟環境的變化，作出適時和有效的調整。所謂會計政策變更，是指企業對相同的交易或事項由原來采用的會計政策改用另一會計政策的行為。由于企業會計政策變更必然會直接引起一定時期費用、成本、收入、利潤、資產價值和國家稅收等的變動，并最終導致社會財富重新分配的經濟后果，因此，會計政策變更的本質實際是一種社會利益的調整，對其能否實施有效的控制和規范，不僅關系到企業會計信息的質量，而且對整個國民經濟的良性發展，都會產生重要的影響。
企業會計政策的變更，按其產生的原因可分為三種主要形式：強制性變更、市場性變更和自發性變更。所謂強制性變更，是由于上一層會計制度的制定者強制性要求企業作出相應的會計政策變更，如法律、法規和政府管理機構的行政指令等，要求企業作出必要的變更，不論企業的經管當局是否愿意都必須執行；所謂市場性變更是指企業為了考慮其在資本市場上的影響，和企業未來的資本運作能力等，所作出的會計政策變更，由于其手段受負債契約、報酬契約和政治成本的制約，放具有一種半強制性變更的特點；所謂自發性變更，是完全由于企業的經管當局根據其經營目標和環境變化的要求，為了更真實地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等信息，而作出適應性的會計政策變更，從性質上講，這種會計政策變更的目的是能提供有關企業更相關的會計信息。
在我國最新頒布的會計政策變更的童計準則中也基本體現了這種思路，凡是法律或會計準則等行政法規、規章要求的，用于強制性變更；而凡能更可靠、更相關地提供有關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會計信息的，屬于自發性變更。顯然，那些可能導致人為歪曲會計信息的隨意操縱，是絕不可能被認定為會計政策變更的。
其實，在經濟學家的眼中，人類追求自身經濟利益的行為按社會公眾利益來劃分，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生產性的增進社會公眾利益的活動，它會通過生產和市場的過程來使社會的財富價值得以提高；另一類是非生產性的有損于社會公眾利益的活動，它會通過無效和損害的過程來消耗社會的經濟資源。無論是強制性、市場性或自發性的會計政策變更，凡能增進社會絕大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損害或較少損害其他人利益，或者講這種損害對于大多數人的利益來講是微不足道的，這種變更就屬于前者，并且也能確保符合會計制度制定本身的目標要求。若不能達到上述條件的會計政策變更就屬于后者了。
然而，宏觀上重大會計政策變更的本質，實際是一種政治的選擇。社會各利益集團都會從自身的利益出發，廣泛地游說社會的政治團體和管理機構，某一項重大會計政策的變更，必然會使某些社會團體受益，而某些社會團體受損。各種社會勢力的充分競爭，會在一定程度上達到相對的利益平衡。但試圖完全通過會計政策的變更來達到社會利益團體間的真正平衡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應充分認識的是，合理的會計政策的變更和調整是必要的。因為長期社會利益分配的不平衡，從社會效率和社會成本來講必然會導致嚴重的后果。
會計政策的變更會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并對企業的經管行為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狹義的會計政策變更應該是對目前正在使用的會計政策的變更，不包括采用全新的會計政策和對初次發生的經濟業務所采用的會計政策，但這個定義較難界定。而廣義的會計政策變更應將其包含在內，因為廣義變更的含義應該包含了“重選”、“替代”、“縮小”和“擴大”等形式。其主要表現為以下三種情形：（l）根據規定或自發要求，企業廢棄原定的會計政策，采用過去未使用過的新會計政策，或重新采用原先被否認的（對某些企業來講是新創的）會計政策，這種變更可以是部分的或全部的，這稱之為“替換性（重選性）變更”；（2）嚴格或縮小了原定會計政策的可應用或可選擇范圍，這是一種“縮小性變更”；（3）放松或擴大了原定會計政策的可應用或可選擇范圍，這是一種“擴大性變更”。
另外，廣義的會計政策變更也應包括會計原則、會計方法和會計程序及會計估計等的變更。無論何種形式的會計政策變更，其本質都是社會不同利益團體分配制度的重新調整，無論其采用何種表現形式，我們都應對其變更的原因和合理的程度作深入的研究，才能真正了解這種變更是否合理和必要、變更程度是否恰當、變更后能否提高會計信息的質量、變更處理的方法和程序等是否正確等等。
二、市場性會計政策變更研究——實證理論
市場性會計政策變更是指企業為了考慮其在資本市場上的影響和企業未來的資本運作能力等，而作出的會計政策變更。會計政策變更是否會對資本市場產生影響，這是近年來中外學者研究的熱點。通過大量的實證研究，主要形成以下三大理論觀點：有效市場理論、實證會計理論和經濟后果理論。研究結果還表明，市場性會計政策變更將直接和間接地影響會計準則的制定。
（－）有效市場理論。這種觀點認為，在次強式或強式股票市場上，資本市場能夠無任何偏好地對包括會計政策變更在內的所有信息作出反應。稅收是會計政策變更唯一可引起現金流量效應的。在沒有稅收條件下，會計政策變更不會影響股票價格，不論股票價格如何隨著會計收益的變動而波動，最終的股票價格肯定是對股票未來價值的無偏倚的反映。
有效市場理論認為，由于信息交流，資本市場終會了解一家公司是否存在現金變動的內在因素。一家公司絕不可能依靠會計政策變更作為欺騙手段，來達到長期隱瞞其實際的現金變動。一旦被外界發現，那么，次強式以上的股票市場就會對會計收益中隱含的未來現金流動問題作出大致正確的評估并通過當期股票價格反映出來。證券市場不可能總是被會計政策變更而產生的會計收益引入歧途，而會作出對股票未來價值的不偏不倚的估計。即便在某企業的特定會計政策變更并不被外界所知時，有效的證券市場仍將對該企業的未來作出無偏見的預測，并對該會計政策產生的未來預期收益的程序作出正確的評估。
總之，有效市場理論認為會計政策選擇和變更是無關緊要，不影響企業的現金流量和企業價值，有效資本市場將形成不偏不倚的股票價格。
（二）實證會計理論。實證會計理論對會計政策變更的研究是通過對報酬契約、負債契約和政治成本的考察，推導出有關的三大假設。
1．報酬契約假設。如果“管理人員在某種報酬契約下的報酬將隨著報告收益的增加而增加”，那么，若其他條件保持不變，在實施分紅計劃的企業中，其管理人員更有可能采用把報告收益由未來期間提前至本期確認的會計政策。
2．負債比率假設。如果“企業越是與特定的基于會計數據的限制性契約條款聯系越緊密，企業管理人員便越有可能采用可增加當期收益的會計程序”，那么，若其他條件保持不變，企業的負債比率愈高，企業的管理人員便愈有可能采用將報告收益從未來期間提前至本期確認的會計政策。
3．規模假設。如果“大企業的政治敏感性和所承受的財富轉移代價（政治成本）均大于小企業”，那么，若其他條件保持不變，企業的規模愈大，它的管理人員就愈有可能采用那些能夠將當期收益遞延到下期的會計程序。
大量的實證研究結果基本證實了這三大假設。簡言之，實證會計理論表明，由于會計數據特別是會計盈余數據在維持這些契約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會影響外界利益相關者包括投資者、債權人、政府等對企業的評價，進而影響企業乃至管理者的切身利益。因此，只要企業處在一定的契約背景中，管理當局就有動機利用其在企業經營情況信息上的優勢對會計政策作出對其最有利的變更。
（三）經濟后果理論。該理論認為受會計政策影響的企業會計報告會對投資者、債權人、政府和企業決策行為等都會產生影響，不論資本市場如何啟示，會計政策變更都會影響企業價值。這個理論的本質在于，會計報告能夠影響管理者和其他人員所作出的真實決策，而不僅僅是反映這些政策的結果。即從本質上認為企業的會計政策及其變更確實對資本市場和企業本身產生影響。
經濟后果理論的出現，源于“為何存在會計政策選擇”這一命題。其本質依然源于企業的各種契約，特別是管理報酬契約和負債契約等。假設會計政策變更會產生影響，企業所運用的特定會計政策及其時間分布和變更的實質，對投資者而言，是一項重要的信息來源。在實際運作中，管理人員確實也是通過披露會計政策變更這一內部信息，來達到緩解企業內外部利益相關者的信息不相對稱的矛盾。總之，該理論認為，會計政策變更具有直接或間接的經濟后果，雖然可能不影響企業現金流量，但卻能夠影響企業的價值及其股票價格。
綜上三種實證研究理論來看，一般認為，有效市場理論與經濟后果理論在會計政策變更研究問題上是兩大對立學派。前者認為會計政策變更不影響企業的現金流量和企業價值，資本市場能自發調節形成洞悉一切的無偏見的股票價格；而后者認為，會計政策選擇具有經濟后果，必定會影響企業價值。而實證會計研究結果基本傾向于經濟結果理論。筆者認為，由于信息不對稱、內幕信息等問題的存在，信息成本不可能為零，再說，理論上的強勢資本市場并不存在，故資本市場實際并不具備完全洞察企業所有內幕和完全真實評價企業價值的能力。所以，會計政策變更的研究無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具有重大意義。
另外，上述三種理論研究對于會計政策變更的會計準則制定也有重要參考價值。有效市場理論認為，既然會計政策并不對企業價值產生影響，因而會計準則的制定應給企業管理人員留有充分的余地，不必過分限制管理人員對會計政策的選擇，譬如可允許其確定多個備選方案等。實證會計理論認為，會計政策變更的目的是使企業契約成本最小化的整體需求，本身不是壞事情，準則在強調統一性的前提下，應保留一定的余地，避免日后重復簽約的巨額成本。經濟后果理論認為，由于會計政策選擇具有明顯的經濟后果，所以會出現“第三者干預”的社會現象，并使得會計準則的制定復雜化。準則制定機構對這些干預會作出相應反應，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擴大對自身信息的披露；二是讓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參與準則的制定，為他們提供對未來發布的新準則的征求意見稿發表評論的機會。
三、強制性會計政策變更研究——尋租理論
強制性會計政策變更是利用行政法律的手段來維護既得的經濟利益或是通過影響契約和政治成本對既得的經濟利益進行再分配。本文認為這類情況產生的原因是尋租（rent－seeking）理論下的驅動因素所致。如企業管理當局采用會計政策變更手段，期望的結果是他們既可獲得市場又可獲得報酬的好處。這樣一來，他們寧愿花費較大的成本來說取社會和管理機構作出對他們“優先照顧”的制度安排，維護他們的既得經濟利益，甚至于從社會財富的再分配中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與此同時，其他企業卻負擔由強制性變更引發的原本不該由他們承擔的成本，進而導致已平衡的社會財富的再分配，損害了他們的既得經濟利益。這樣，就有可能在行政法律的掩護下，強制性變更使得某些社會利益團體這種壟斷性“租約”行為變得合法化。
但是，從辯證的觀點來看，強制性變更也能促使“租約的消散”。利用會計政策變更的尋租行為，只是一場社會利益競爭的“負和博弈”，因為會計政策變更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從長遠看，尋租者本身就締造了避租者與之抗衡，其結果可能會造成社會經濟資源的“內耗”，甚至導致兩敗俱傷。如有這種跡象出現時，強制性變更就會作出相反的運作，即當壟斷性“租約”行為可能會導致社會利益分配的嚴重不平衡，傷害到大部分社會團體的利益，阻礙了社會經濟的良性發展時，強制性變更手段就會進行直接或間接的干預，來保護社會絕大部分經濟團體的利益。因此，從此意義上說，會計政策的強制性變更也有利于租約的消散，并最終會確保會計制度及相關會計政策的變更能符合其制定的根本目標。但要認識到的是，這種不斷趨向合理的過程，并非是自發的，而是由整個社會的成本——效益原則的選擇所決定的。因為社會會計政策的制定和變更將直接導致社會成本和政治成本的發生，而如何使得這些成本最低，即社會整體效益最好，這才是會計制度和會計政策變更所要追求的根本目標。
關于社會成本，主要是指以企業為基礎的各種社會契約成本，如代理契約、報酬契約、權益契約和負債契約等，它們既規定了企業的經營職責、資本保全和負債條款等，也規定了報酬依據、權益收益和風險責任等。這些社會契約成本的合理性對確保社會經濟的良性循環會產生重要的影響，不恰當的會計政策變更會使這些契約的制定和執行帶有一定的機會主義色彩，有時甚至會嚴重影響現在及未來契約的制定和執行。
譬如，契約的執行和評價，采用的是會計政策變更后的信息，而契約的制定是根據變更前的會計政策，這就會存在一定的利益調整的可能。作為強制性會計政策變更是要使這種調整產生正向的效應，即使社會成本最低。因此，強制性會計政策變更，廣義上包括必須變更和不能隨意變更兩部分內涵。
強制性會計政策變更使企業的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發生變化，并直接導致對現有契約執行結果的評價產生不一致結論，而最終引起利益分配的變動。另外，強制性會計政策變更也在不同程度上改變了未來契約制定和會計政策選擇的成本，從而改變了最理想的訂約技術。由于客觀存在的信息不對稱，而企業經管當局永遠是信息優勢的一方面，所以他們會從自身利益出發，在契約制定和執行過程中，盡可能降低強制性會計政策變更所帶來的風險，而不顧對股東和債權人利益的損害，便可能導致整個社會契約成本的上升。例如，FASB發布的SFAS19中禁止經營石油和天然氣的企業采用完全成本法，這一規定增加了原來采用該種核算方法企業的成本，雖然這種方法其實是該類企業最理想的契約制定和執行的會計方法，但經管當局不會采用，會計政策變更的成本會以股價下跌的形式由股東負擔，及以企業風險的增長由債權人來承受。
關于會計政策變更的政治成本也可稱為政治契約成本，實際上它很難明確計量，但從性質上分析，主要包括直接和間接成本兩部分。直接成本主要指不同社會利益團體游說經濟學家和管理機構，使法律和政府制定和頒布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會計政策而發生的競爭成本。間接成本主要指社會和管理機構在會計制度的制定中所規定的各種強制性舉措和強制性變更，使管理當局失去了經管上的靈活性，而使企業的經營完全暴露在制度風險之下，從而間接地增加了政治成本。
實際上社會的所有利益團體都是由一系列的契約相聯結，其所承受的制度風險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所以社會和管理機構在會計制度的制定和變更時應該相當慎重，制度的決策者必須認真權衡各方的成本利益關系，盡量避免由尋租行為而帶來的對社會公眾利益的擾動。同時，制度應當給以第二層次的自發性會計變更以一定的選擇權，從而降低社會總成本。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