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會計師制度建設的回顧與前瞻
——在海南省中國會計與改革開放30年高級論壇上的發言
中國總會計師協會會長 劉長琨
改革開放30年，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會計事業在改革中不斷發展，取得了輝煌成就。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結合中國經濟社會的巨變，回顧一下會計改革與發展的不尋常歷程，總結歷史經驗，探索規劃未來，是非常必要非常有意義的。
中國總會計師事業是中國會計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隨著會計事業的發展，中國總會計師事業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卓著成績，無論制度建設還是隊伍建設都有了長足的進步。下面，我想從回顧與前瞻兩個不同視角，談一點對總會計師制度建設的膚淺認識。
一、總會計師制度建設的歷史回顧
我國的總會計師制度建設有一段風雨飄搖的曲折歷程。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東北地區的一些大型工業企業，借鑒前蘇聯經驗設置了總會計師崗位，這可以說是我國總會計師制度建設的起點。“一五”期間，在全國范圍內，一些大型國營工交企業也開始實行總會計師制度，但這一制度尚未來得及普及和完善便遭遇了挫折。1958年的大躍進與相伴而生的浮夸風，使全國剛剛統一、規范起來的會計制度和處于起步階段的總會計師制度建設受到了嚴重破壞。1961年，為了調整工作方針整頓經濟秩序，中央制定頒發了《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提出有條件的企業要設置總會計師。1963年，國務院批轉下發了國家經委和財政部聯合制定的《關于國營企業、交通企業設置總會計師的幾項規定》，明確在所有國營企業、交通企業都應設置總會計師，并明確總會計師是廠長建立健全企業內部經濟責任制方面的助手。但這些文件還沒有完全落實，便開始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會計工作和總會計師制度建設又一次遭到了毀滅性打擊。所以，文革之前總會計師制度并沒有得到全面推行，更談不上完善，可以說是試行階段，這一階段基本上是照搬蘇聯模式。蘇聯模式是與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總會計師的職責范圍很窄，地位較低。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隨著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中國走上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的道路，總會計師制度建設又被提上日程。 1978年國務院頒發了《會計人員職權條例》，《條例》第四章集中寫了建立總會計師制度問題，把設置總會計師的范圍擴大到所有企業，并對總會計師的基本職責與工作權限做了具體規定。此后的《國營工廠廠長工作條例》、《國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等一系列行政法規中，都對總會計師制度建設做出了規定。但這些規定都沒能擺脫蘇聯模式，仍然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一種制度設計。直到1990年《總會計師條例》的出臺，總會計師制度才具有一定的中國特色和時代特征。《總會計師條例》對總會計師的地位、職責、權限、任免與獎懲等方面做了具體系統的規定，明確了總會計師是單位行政領導成員，協助單位主要行政領導人工作，直接對單位主要行政領導人負責，并規定：凡設置總會計師的單位，在單位行政領導成員中，不設與總會計師職權重疊的副職。這些規定使總會計師的職能與地位有了一定的提升，對推動總會計師事業的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總會計師條例》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是我國總會計師制度建設的一個里程碑，同時它又是中國現代總會計師制度建設的新起點。從上述發展軌跡中我們可以看出：總會計師制度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發展；總會計師的地位與作用，隨著會計功能的提升而逐步提升。
二、新形勢下總會計師制度建設的新課題
自1990年至今，形勢又發生了巨大變化，出現了許多新情況。國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確立；絕大多數國有企業經過公司制改造建立起了現代企業制度。這種體制性的變化要求所有配套制度都要與之相適應。另外，中國加入了世貿組織，這對我國經濟運行規則的國際趨同提出了更加迫切更加嚴格的要求。國外：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衍生了許多經濟管理包括企業管理的新理念與新模式。其中很引人注目的一點就是CFO即首席財務官的作用越來越受到重視，首席財務官成為公司治理結構中的一個僅次于CEO的重要角色；首席財務官制度成為現代企業制度的一個重要內容和特征。有專家指出：“首席財務官制度是企業治理結構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的必然產物。沒有首席財務官的治理結構不是現代意義上完善的治理結構。”因此有人建議：“中國構造治理結構也應設立CFO之類的職位”。事實上，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我國的一些企業（既有國有企業也有民營企業）已經在學習國外經驗，設立CFO或首席財務官崗位，但是這種學習往往是粗放型的和形式上的，并沒有真正學到首席財務官制度的真諦，名稱上的CFO或首席財務官并沒有真正發揮其應當發揮的作用。普華永道的一份調查顯示：“在中國，除了一些著名的跨國公司外，大多數國有企業的財務職能仍停留在傳統的記賬階段”，“CFO所做的就是提交一份基于歷史數據的財務報表”。這也就是說，已經引入CFO制度的一些企業，由于不理解CFO的本質意涵，其CFO仍然是一個高級會計師。
上述形勢與情況，迫使我們不得不進行制度建設的思考：面對形勢的變化，我們究竟應當走一條什么樣道路？是像當年學習蘇聯那樣，照搬外國模式？還是認真研究、深刻領會外國經驗的精髓，結合中國國情，創建一套既有中國特色又與國際接軌的先進制度？毋庸置疑，我們應當選擇后者。我看到一篇文章，對學習國外首席財務官制度發表了這樣一種觀點：“從本質上講，CFO在現代治理結構中的真正含義，不是其名稱的改變、官位的授予，而是其職責權限的取得，在管理中作用的真正發揮。所以，如果僅僅改變稱謂，而不調整職責、賦予權限，即使設立了CFO崗位，也不能說中國企業治理結構完善方面的任務已經完成。”我完全贊成這一觀點。基于這樣的認識，我認為，我們當前的任務不是另外建立一個首席財務官制度或CFO制度，而是要借鑒外國首席財務官制度的經驗，把握其本質，實現總會計師制度與首席財務官制度的國際趨同。這是在新形勢下總會計師制度建設面臨的新課題。從實現總會計師制度與首席財務官制度國際趨同這一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說：中國現代總會計師制度就是首席財務官制度，總會計師就是首席財務官，就是中國的CFO。
三、實現制度的國際趨同，關鍵是實現總會計師與首席財務官職能地位的國際趨同
總會計師制度建設的一個關鍵環節與核心任務是對總會計師職能與地位的科學界定。中國總會計師與外國首席財務官的差距主要體現在兩個角色職能地位的差距上。很多調研材料與研究文章都反映了中國總會計師與外國首席財務官職能地位上的差別，指出“國外的CFO較之中國總會計師職責權限要大、要廣”，并指出這種差距是中國公司治理上的一大缺欠，制約著中國企業的發展。美國《財富》雜志曾經刊登過一篇題為《超級首席財務官》的封面文章，文章對首席財務官的地位與作用作了這樣的表述：“新興的首席財務官們正在改變公司財務的傳統地位，通過控制貫穿公司的流程，首席財務官們制定企業戰略，引導重大變革，并以一種真正的伙伴關系同首席執行官一起決策。” 另一篇文章這樣寫道：“CFO是現代美國公司中最重要、最有價值的頂尖級管理職位之一，作為一名執行層高級管理人員，地位僅次于CEO”，“CFO是現代企業管理中重要的高級管理職位，是站在股東和經營管理者之間的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是公司重要戰略決策的制定和執行者之一。”普華永道在進行廣泛、深入地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出版了一本論述首席財務官職能、地位的專著，把首席財務官譽為“公司未來的設計師”，書中寫道：“很少有人能認識到，世界級財務的真正定位在于決策支持。同時更少人能意識到CFO作為公司設計師的潛力——他們塑造企業去滿足全球市場的需求，負責新方案的制定與執行，從而建立股東價值。”從上述的這些表述中我們不難看出，我們的總會計師，目前還沒有達到這樣的地位，也沒能發揮這樣的作用。
在實踐中我們看到，隨著形勢的發展，總會計師的地位與作用已經在逐漸發生變化。現在的總會計師已經不再是計劃經濟體制下從原蘇聯引進的那個總會計師的概念，新形勢賦予了總會計師這一概念以新內涵，它的職能與地位正在向國外CFO演變，有一些企業的總會計師，不再僅僅是企業財務與會計工作的最高主管，而是已經成為企業全面運營與發展的最高策劃者、決策者與組織者之一，成為領導班子的核心成員。這是一種可喜的變化，但這種變化還不普遍，還沒有得到法規制度的支持與認定。
四、關于修訂《總會計師條例》問題
上述情況啟示我們，實現中國總會計師制度與首席財務官制度的國際趨同，一個根本性的工作就是修訂《總會計師條例》。對新形勢下總會計師的職能與地位予以科學的法制化界定。前面已經說過，《總會計師條例》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文件，它的一些內容具有前瞻性，對于總會計師隊伍建設與總會計師事業發展，發揮了重要的歷史性作用而且現在仍然在發揮著作用。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總會計師條例》終究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制定的，它不可避免地帶有計劃經濟體制的色彩和時代的局限。現代總會計師制度應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總會計師制度又是一個與現代企業制度相配套的制度，二者必須相容相通、相輔相成。從這一意義上說，如果總會計師制度不完善，現代企業制度以至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不可能得到真正徹底的完善。因此，修訂《總會計師條例》是一項勢在必行的工作。最近，我從財政部會計司劉玉廷司長處獲知，財政部已經在考慮修訂《條例》問題，并已開始啟動前期調研。另外，財政部也已委托上海國家會計學院，進行“CFO能力框架”重大課題的研究。這都是令人鼓舞的消息。總會計師制度建設，必須在財政部的主導與領導下進行。我相信，在財政部的領導下與主導下，《總會計師條例》修訂工作一定會取得巨大成功，修訂后的新《條例》一定會成為總會計師制度建設的一個新的里程碑，中國總會計師事業也會因此而取得更加健康、更加迅速的發展。（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