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
對于在政策實施過程中需要關注的問題， 龍英鋒指出，首先在稅收條約方面，一是要考慮剩余國家的稅收協定簽訂問題，即64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還有10個國家未與我國簽訂稅收協定;二是為了使稅收條約能夠反映新的經濟形勢變化，比如跨境電商、營銷性無形資產等，考慮對存量稅收條約的重新磋談，尤其是著重解決此類新經濟發展模式產生的國際稅基劃分問題。既要消除雙重征稅問題，也要打擊雙重不征稅問題。
其次，要考慮稅收爭端解決模式的多樣化，尤其是替代性爭端解決機制的開發。比如除了傳統的相互協商程序之外，考慮雙邊達成稅收仲裁條款以及稅收調解與和解等方式。
再次，加強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雙邊稅收協定的修訂與完善，尤其是基礎設施投資等方面的稅收激勵措施;加強雙邊稅收協定為基礎的稅收信息的交換以及非居民金融賬戶信息的相互提供;推動帶路國家間FTA下間接稅的協調與合作，以促進帶路國家間的商品、服務貿易。
“稅收政策的實施，需要根據境外業務形態進一步明確操作細則和責任主體。”梁紅星具體談到，以境外抵免的稅收分割單為例，稅收抵免應遵循“誰繳稅，誰抵免”的原則比較公平、合理，即抵免比例可依境外總承包商和分包商的項目利潤或應納稅所得額的比例。為便于稅務機關的管理和審核，可要求總承包商提供境外當地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報告，其中成本費用表中應附加總承包商和分包商雙方認可的確認書，即將經當地注冊會計師審計過的與分包商相關費用和成本數據作單獨的確認和說明，進而根據其分包收入，計算出分包商相應的項目利潤(應納稅所得稅)，最終確定其應承擔的企業所得稅額及境外稅收抵免的比例。
根據在服務“走出去”企業過程中的體會，蔡偉年從另一個視角出發提出，現在最需要關注和完善的并非是國家層面的稅收政策，而是企業自身的合規意識。中資企業在海外有任何的稅收爭議問題，尤其是涉及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國家層面即國家稅務機關都是盡全力快速配合。
實際中，“走出去”企業面臨的稅收風險或額外稅收成本的增加大部分是因為對當地的稅收政策不了解或了解得不夠透徹而產生的，因此，優化“一帶一路”稅收問題需要在企業層面加強合規性意識。蔡偉年表示，只要做好稅收合規管理，很多項目做起來就會很穩妥。
而對于企業不能夠完全了解投資國稅收政策和稅收環境的因素，蔡偉年指出，原因有多方面，主要在于文化差異和語言的理解。從企業管理的角度來講，由于之前沒有涉及到國際稅的項目，導致這方面的人才儲備嚴重缺乏。我國企業真正“走出去”是從2008年開始的，屈指算來也就十來年的時間。而在國內辦稅和國外辦稅的環境肯定是不一樣的。
蔡偉年表示，目前對于國際稅人才的需求非常大，需要一些有足夠經驗的人才去主導一些海外項目的稅收問題，在過去五六年已經加強不少，但還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當地稅務機關很難保證可以給予足夠的技術支持，因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相對比中國要落后很多，有些國家的稅收政策、法規和稅務部門的技術及服務從質量的角度看本身就存在很多問題，再加上辦稅人員缺少國際經驗，在許多環節上容易出錯，導致在國外的稅務處理問題上防不勝防。
蔡偉年舉了一個代表性的例子。某企業在某國洽談一個鐵路基建項目，當時兩國的國家級領導人都參與了項目的洽談，簽約時對方領導人也答應給予各項稅收優惠，這聽起來似乎讓人覺得很踏實。而到該項目所在地實際落實的時候，由于缺乏當地稅收法規的支撐，導致項目落地困難。而這樣的稅收風險基本是沒有辦法預計和規避的。蔡偉年表示，如何利用好當地的現有法規去保護中資企業的利益，需要掌握復雜的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