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鄧波 王海兵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各種資產并購與轉讓活動方式方法不斷創新，個人股權轉讓的數量也逐年增加，轉讓的形式也在不斷創新。但是，從稅收政策制定和執行的角度講，還存在一定的滯后性，政策缺失和政策操作層面的瑕疵使得轉讓過程中涉及的稅收問題更加凸顯。尤其是對于個人投資者通過附加對賭條件的轉讓協議轉讓持有的股權時，如何確認轉讓收入存在不少爭議。
“對賭協議”通常作為“股權收購協議”或者“資產收購協議”的補充協議，是投融資雙方在簽訂并購協議時，由于信息不對稱而對于未來不確定事項的約定，一般以目標公司的業績作為對賭條件，即：當公司達到約定的業績，融資方可以行使一定的權利;當約定的業績條件未達到，投資方可以行使一定的權利。對賭協議是投資協議的組成部分，是投資方衡量企業價值的計算方式和確保機制，其目的是為了盡可能地實現交易價格的公平合理。通過合理設計對賭條款，既可以有效保護投資人的利益，又對融資方起著激勵作用。
綜合最近幾年監管部門的表態及司法機關的判例來看，盡管對賭協議在我國已經得到監管層面和司法層面一定意義上的認可，但現有的稅收政策對此仍屬一片盲區。目前，理論界和實務界對“對賭協議”的稅務定性爭論頗多，有“捐贈說”、“違約說”、“合同價格變更說”、“期權說”四種主流觀點，但都是關于“對賭協議”生效執行階段的探討。對于含有對賭條件的個人股權交易在發生時，如何確認收入和損益、如何繳納所得稅等征管操作問題，卻缺乏權威意見。
有人認為，可以借鑒企業所得稅收入確認的思路來解決個人股權轉讓的對賭問題。按照《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企業取得財產轉讓等所得企業所得稅處理問題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0]19號)，企業取得財產(包括各類資產、股權、債權等)轉讓收入、債務重組收入、接受捐贈收入、無法償付的應付款收入等，不論是以貨幣形式還是非貨幣形式體現，除另有規定外，均應一次性計入確認收入的年度計算繳納企業所得稅;《國家稅務總局關于貫徹落實企業所得稅法若干稅收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10]79號)第三款則規定，企業轉讓股權收入，應于轉讓協議生效、且完成股權變更手續時，確認收入的實現。參照上述兩個文件的規定，那么附加對賭條件的股權轉讓收入就應該在協議生效、股權變更時按照合同金額全額確認轉讓收入。國內很多地方稅務機關在實際征管過程中，對于涉及對賭的股權轉讓，通常也確實是按照這一方式確認收入和損益并向納稅人征收個人所得稅的。
筆者認為，對于不涉及對賭條款的普通股權轉讓，按照上述規定確認收入、計算繳納所得稅是正確的。但對涉及對賭條款的股權交易，也按這樣的方式進行稅收處理則明顯存在不妥。
首先，有違收入確認原則。根據我國現行財稅制度，收入的確認必須滿足四個條件：與所有權相關的主要風險和報酬已經轉移給購買方;出讓方沒有保留與所有權相聯系的繼續管理權，也沒有實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額能夠可靠計量;成本能夠可靠核算。對于涉及對賭的股權交易，對賭條款是整個交易的重要組成部分，收入的金額也受對賭協議的影響，在交易時并不能確定。如果忽視對賭條款對收入的影響，確認收入和損益，有違所得稅收入確認原則中的收入金額能夠可靠計量原則。
其次，可能造成多征或重復征稅。對賭協議是股權轉讓協議的補充協議，是對交易雙方簽訂的股權轉讓協議預估價格的調整，以使股權交易價格達到雙方認可的公允價格。如果在股權交易完成時，依據股權轉讓協議價格確認收入并征收所得稅，那么當約定的業績條件未達到時，轉讓方向受讓方進行補償或者退還部分轉讓款，是否應沖減轉讓收入、退還多繳稅款，目前稅收政策對此沒有明確作出規定。因此一旦出現個人所得稅納稅人對賭失敗，其實際取得的轉讓價款肯定會比預先確定的金額有所減少，如果不作納稅調整，納稅人就會出現多交所得稅的情況。
因此，對于附對賭條件的個人股權轉讓收入的確認，應該結合根據《股權轉讓所得個人所得稅管理辦法(試行)》(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4]67號)的精神來把握。該管理辦法第九條規定：“納稅人按照合同約定，在滿足約定條件后取得的后續收入，應當作為股權轉讓收入。”根據對該條款的公平理解，轉讓方如果對賭成功獲得后續收入應并入股權轉讓收入，補征個稅。同理，如果轉讓方未完成業績承諾，以自有資產方式補足對賭差額時，當初多交的個稅應當退還。
也就是說，對于附加對賭條件的股權轉讓，只要還在對賭期內，則說明該股權的風險和報酬并沒有完全轉移，股權轉讓交易合同雙方也沒有履行完畢。要確認準確的股權轉讓收入，應當在對賭期滿、合同履行完畢后核算總收入。在稅收征管中，對類似轉讓事項，筆者建議首先以合同約定的轉讓價款全額申報繳納個人所得稅款，并由被投資單位單獨建立臺賬，報稅務機關備案;然后等股權轉讓合同中對賭條款履行完畢后，再結合協議執行情況對已征的個人所得稅進行清算，實行多退少補。這樣才能真正體現稅收的公平公正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