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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會計緣起，跨入稅務部門我自幼喪父（15歲），被迫失學，于1947年叔父帶我到上海，在華康棉布店當學徒，也叫練習生。當時我文化程度不高，但一直在夜校補習文化，后在立信會計補習學校（夜校）讀初級簿記。在當學徒時，都拜先生的，1949年上海解放，50年4月華康棉布店關閉了，到50年7月，先生帶我到杭州立昌棉布店當店員。來杭州后，我繼續到板橋路8號正信會計補習學校（夜校）讀高級簿記、成本會計，讀完后適逢中蠶公司浙江春繭聯購處招收臨時會計人員。此時，由正信會計補習學校統一介紹我們去報考，當時被錄取的有50多人，我是其中之一，大家很高興，集體留影紀念。浙江春繭聯購處對錄取人員短期培訓一個星期，之后，就分配到各縣春繭收購站任會計，我被分配到海鹽縣練浦廟收購站。當時省里派下去有三個人，一個是副站長，一個是技術員，再一個是會計。正站長是當地鄉長兼的。那個時候是解放初期，到銀行去取錢，練浦廟是水鄉地帶，要坐船，怕危險，正站長長槍背背同道去，錢取回來后交給出納，出納當地配的。一個多月后，春繭收購結束了，工資較高，有100多元。
回杭后，再由浙江省春繭聯購處介紹推薦到市勞動局。這個時候市勞動局正開始要收失業工人救濟金，就將我留下來，分配到中城稅務所收失業工人救濟金工作。企業繳失業工人救濟金與繳稅連在一起，實際上用不著單獨去收，中城稅務所就將我統一調配去搞稅收工作，直到1952年10月才正式轉入稅務部門工作。轉入稅務部門后，先是搞稅務工作，后做企業財務和會計工作，一直干到1993年7月退休。
民主評議打四仗
正式轉到稅務部門，由于我年幼時吃過苦，又年輕肯干，領導也蠻器重我，不久中城稅務所改為中城稅務分局，下設四個稽管征收組（簡稱稽管組），我是四個稽管組長之一。我所在的稽管組叫青年稽管組，地址在金錢巷。我入團入黨都較早，1952年8月24日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53年10月26日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2月就到艮山稅務所任副所長，正所長是南下干部。稅務征收管理范圍包括七堡、彭埠、筧橋，都設有稅務征收站，副所長的職務是分管業務工作。我經常到站里去了解稅收收入進度，并幫助解決一些具體問題，早上出去，傍晚回來，都是靠腳踏車的，一直干到1956年2月。那時企業公私合營了，公私合營后，艮山稅務所撤銷并到下城稅務分局去了。組織上把我調到市稅務局稅政二科工作，在稅政二科與沈煒同志一起，主要是解答各分局提出的稅收問題。1956年10月任市稅務局稅政三科副科長，負責管理全市飲食服務企業的稅收工作。
在1959年2月以前，我做的是私營企業稅收工作。稅收是國家積累資金的主要方式。我國稅收在不同歷史時期發揮不同作用。在我從事稅收那段時間，除了依法辦事，依率計征，努力完成稅收任務，為社會主義積累資金外，在稅收工作中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主要配合黨對私營工商業實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當時稅收的征收方式有查賬計征、民主評議和定額征收三種。大多數行業及企業，是實行民主評議征收的（包括征營業稅和所得稅）。例如，1952年至1953年，我擔任全市五金行業的行業輔導員，負責營業稅、所得稅匯算清繳的民主評議。民主評議時，由行業同業公會開會組織，市工商業聯合會也派員指導協助稅務部門，搞好民主評議。
民主評議前，要做好準備工作。當時對民主評議有一句口號，叫“一年打四仗、四仗天天打”，根本沒有休息日，住在集體宿舍，早上起床先學習政治時事再吃早飯，早飯后外出工作，晚飯后辦公工作到九點半回宿舍休息，天天如此，民主評議開會時經常通宵達旦。
為了搞好全市五金行業1952年度所得稅民主評議和匯算清繳，一是做好分析工作，將全市50多戶五金企業逐戶分析毛率水平找出差距；二是挑選一定比例企業戶數，到戶逐戶檢查全年的銷貨發票，發票是否連號，是否存在大頭小尾等偷稅情況；三是檢查存貨有否賬實不符；四是檢查現金、銀行存款、往來賬與發票存根核對，有否漏計銷售收入；五是發動企業護稅積極分子，揭發檢舉偷稅、漏稅。在充分掌握偷漏稅材料的基礎上，在行業同業公會的組織下，召開民主評議會，評議確定每戶企業的納稅所得額。五金行業1952年度所得稅的民主評議和匯算清繳是全市搞得比較好的行業之一，受到浙江省稅務局的好評，當時省局宋德甫局長帶領我與下城稅務分局機鐵行業輔導員陸某某，到上海參加由華東稅務管理局召開的1952年度所得稅民主評議和匯算清繳匯報交流會。
企業財務管理中的兩次清產核資
1958年9月市財政、稅務機構合并。當月肖振華局長帶我到市委鋼鐵辦公室工作（臨時），到12月回局。1959年1月任市財稅局基建科副科長，管理全市基建撥款工作。1960年1月任市財稅局工業財務科副科長。
1960年至1967年2月，那時期黨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財政工作除了貫徹執行“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大力組織收入外，在具體的工作中，主要圍繞貫徹八字方針，開展財務工作。
第一，1962年較順利完成全市工業企業清產核資工作。在全科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較順利地完成任務。那次清產核資：
一是清得比較全面徹底。在整個清查過程中，除了按照上級清查要求貫徹執行外，還結合按照本市情況加以補充或作出規定。例如，如企業材料核算中總賬少于明細賬的賬賬差異問題，經同志們反映，及時下達了補充規定，督促企業調整上報，這既減少損失，又達到賬賬相符；又如，在清查期間，發現杭州搪瓷廠低價處理等外產品給廠內工人，即派人調查核實，通報全市，并作出規定，企業多余積壓物資、產成品、等外品不準低價售給個人，從而減少了國家損失。
二是核定資金先進合理。那時企業流動資金兩部分來源，定額內的由財政供應，定額外的向銀行借款。整個核資過程中，主要抓了三個環節。首先抓清產復查。在復查中特別對那上報盤盈不實的企業，作為重點抓。其次是研究確定核定定額流動資金政策（簡稱核資）。核資依據，即生產計劃按計經委的下達作為依據；原材料儲備天數市內采購30天，省內采購60天，省外采購90天，進口物資180天。全市流動資金定額核得比較先進合理，定額流動資金核定的資金水平，按57年不變價格計算，每百元產值是14元多點。
第二，物資處理得當。對企業清理出來的多余積壓物資，按上級有關規定，由物資部門收購外，對不收購的多余積壓物資，建議集中處理，在市領導的支持下，由原市人委（即市政府）作出規定，將關停企業和生產企業的多余積壓物資，資金、物資全部轉移到市生產資料服務公司處理，科內配備專人，管理公司多余積壓物資的處理和資金收回等工作。集中處理既快又好，并減少了國家損失。
第三，扭虧為盈。清產核資結束后，全市成立了扭轉虧損辦公室（臨時）。我兼做辦公室工作。在這一工作中，我與辦公室同志一起，一是對全市虧損的企業，逐個分析排隊，通過企業自已分析和我們調查分析相結合找準虧損原因；二是抓企業扭虧規劃。凡是虧損的企業，在分析清楚虧損原因后，督促企業制定限期扭虧的規劃，定期檢查；三是抓扭虧為盈的典型總結交流推廣。通過將近一年和同志們的共同努力，全市的虧損有了明顯減少，辦公室亦隨之而撤銷。
1967年2月以后到1979年1月，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工作做得不多，著重講一下第二次流動資金定額核定工作。1972年那次核資，其背景是文化大革命動亂期間，反映企業財務上是不講紀律（財經紀律）、不講管理、不講制度、不講會計核算、不講產品成本、不講國家積累。核資工作，省是財政金融局（財政與銀行合并）以銀行為主，杭州市沒有合并，是以財政、銀行、物資抽調人員組成辦公室（臨時）以財政為主，財政部和省局對核資的具體政策沒定下來，所需新增資金，省分配給全市（包括各縣）只有5200多萬元，初步測算差距很大，當時任務的艱巨性可想而知。文化大革命未結束，我們頂著“穿新鞋走老路的壓力”，先在組內（科改為組）統一思想認識，具體核資政策按上一次辦，接著省局在紹興召開全省清產核資會議，我將內部討論的核資政策向省建議，省局接受了我們建議，在全省作了統一規定，從而我們在上一次經驗和重點調查的基礎上，全面算賬，形成了一個數據比較充分的方案，又與1962年的核資水平作了反復比較（包括物價上升因素），將這一方案與有關同志一起，一直匯報到財政部工交財務司呂培儉司長，最后終于增撥我市（包括各縣）流動資金5000萬元，基本滿足全市的資金需要，每百元產值資金是17元多點。
市財開公司的前身：“小貸”
經濟決定財政，財政影響經濟。1974年適時恢復“小型技術措施貸款”（簡稱“小貸”）。“小貸”60年代初就有的，文化大革命時期被停辦了，當時內外要求恢復“小貸”呼聲很高，外地有的已經恢復，我積極建議領導去外地學習。在局領導帶領下，學習了蘇州、常州等地的經驗后，適時恢復了“小貸”。一是制定“小貸”管理辦法。根據以往經驗，辦法中提出：掌握一條原則——即投資小、收效大；避免二個沖擊——即避免沖擊財政收入計劃和市場物資；堅持三個不貸——即土建、后方設備、工業企業運輸設備不貸；二是籌集貸款基金。原來省撥的405.34萬元貸款基金都已分散了，存款只剩余8.57萬元，當時經研究后我向局領導提出四條措施，經局領導采納后執行。一是對批準的貸款項目和金額，按工程進度和設備到貨撥款；二是抓收回，對“小貸”停辦前未收回的貸款，逐項清理，凡是項目已經完成，有效益的，督促收回貸款；三是，凡是符合超支處理規定的，重新處理收回貸款；四是項目由我局審批，基金不足無法撥款時，請企業主管部門臨時墊支。四條措施，基本上解決了當時已批準項目280余萬元的資金需要。“小貸”的恢復對支持生產發展，增加財政收入發揮了良好作用，以后在“小貸”基礎上成立了杭州市財務開發公司。
專管員和會計老師
1979年1月至1982年8月，這期間文化大革命已結束。回顧我參加工作43年，一直在市財稅部門工作，極大多數時間，應該還是比較順心、穩定的，唯一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挫折。1979年1月從工廠勞動回到一分局后到1982年8月，擔任杭州市電子儀表系統專管員，并帶領新進局的同志——鄭向煒，管理杭州儀表廠等七戶企業的財稅工作。我接收工作后，首次到主管部門或企業，先聲明我什么“長”都不是而是具體辦事員。在工作中盡心盡職，不僅將七戶企業的工作做好，而且將整個電子儀表系統的工作力所能及地做好。除做好日常一般工作外，重點放在調查了解、檢查企業的財務管理、成本核算、賬務處理上。在三年多時間中，多次到原杭州無線電專用設備一廠、杭州刀具廠、杭州儀表廠、第二電子管廠、杭州電視機廠等企業，幫助健全賬務處理和產品成本核算，產品成本審查，經過對產品成本審查后，三年中，多計、少計相抵后，糾正多計產品成本少計利潤400余萬元。例如，1980年檢查杭州專用設備一廠，經倉庫的庫存報表與財務科材料明細賬核對，竟發現設置了一個完整的賬外倉庫，其物資價值136071元。其中已進入產品成本的賬外物資67120元，基建投資核銷的賬外物資68951元。1981年檢查該廠線切割機成本，報表反映單機成本比上年下降350元，經分析后主要是工費下降，原產成本反而上升，進一步檢查在產品保留數，發現線切割部件價值51564元，全部留在賬外。同年在檢查杭州儀表廠電度表成本時，原材料計劃價格與實際價格差異，均計入管理費用，庫存原材料以計劃價格代替實際價格，1980年度多計入產品成本49999.91元，同時審查產品中材料成本時，原材料投料數大大超出產值增長數，而在產品保留數又比年初大幅大降，經清查，結果少保留在產品成本41.05萬元。同年在檢查杭州電表廠產品教育儀表成本時，發現教育儀表原材料成本中的外殼組合件材料價格，低價出高價進，提供對外協作廠時，每套為0.76元，收回外殼組合件時，每套按1.50元計算（加工費另計），共計多支付價款8.14萬元，后經交涉收回多付價款2.44萬元，該產成品成本進一步檢查時，發現按定額成本每只5.13元計算進入產品成本，而實際每只是4.46元，多計產品成本21.20萬元。杭州無線電六廠等三個企業80年壓低庫存產品成本多轉銷售成本47.49萬元。通過對企業的賬務檢查，不僅健全了賬務和產品成本核算，還極大地提高自已的會計水平。
1982年至2002年我還在杭州市人民中學、杭州市會計業余學校、浙江省中華會計函授學校杭州分校、杭州電大分校、浙江財經學院財會大專《專業證書》半脫產班，任會計教師。我在當專管員時，當時人民中學辦兩個會計職高班，向我局要會計老師，局領導指派我和屠叔華等四位同志前去任會計老師，兩個人負責一個班，都是在工作時間去授課。這也是我第一次任會計老師。其余學校均是業余時間授課，先后達十年之久。當時屠叔華開玩笑說：“你是因禍得福，如果你在中層領導崗位，不可能去教會計，會計水平也不可能有那么高。”
改革初期：切實抓好企業的財務會計整頓工作
1982年9月，我任市財稅一分局副局長。當時在企業中，文化大革命的后遺癥尚未消除，反映在財務會計工作中存在：1.發生會計業務不按規定辦理會計手續；2.辦理會計事項未按規定取得或填制原始憑證；3.受理的原始憑證手續不健全；4.辦理收、付款后，沒有在原始憑證上加蓋“收訖”或“付訖”戳記；5.沒有建立稽核制度；6.對空白支票、發貨票等票據，沒有建立領發、注銷和保管制度；7.物資進出不計量、不辦手續；8.物資消耗無定額；9.原始記錄不健全；10.債權債務久懸不結。從而造成會計核算不實，會計監督不力的局面，影響了會計職能作用的發揮。
1983年至1984年，我根據財務會計工作整頓的要求，親自實踐，以點推面。當時一分局分管的企業，通過整頓驗收，基本上達到了整頓財經紀律，健全財務會計工作的要求。
一是以點推面。整頓工作一開始，在83年9月份，我帶領分局同志，在機械局財務科同志的配合下，對杭州發電設備廠的財務整頓進行了為期七天的預驗收工作。通過預驗收，取得財務整頓驗收的經驗，我整理了書面材料印發分局各股，后市局又將我整理的典型材料印發全市，這對推動全市的財務會計整頓驗收工作，起了一定作用。
二是整頓工作面上開展后，對一些大中型企業先進行預驗收，在預驗收中對財務會計方面，碰到的復雜問題較多，為了處理好預驗收中的問題，我與同志們一起，參與了杭州齒輪箱廠、橫山鐵合金廠、電視機廠、杭州玻璃總廠等1 0 余戶大中型企業的預驗收工作。在以上這些企業預驗收檢查中，我既以檢查成本核算和會計事項處理為主，又幫助同志們處理檢查出來的疑難問題。例如電視機廠材料、產品成本核算都很混亂，檢查的同志一時難以查清，我都一一幫助解決。在我參加的12戶企業通過預驗收，共計增加利潤394.45萬元，其中增加財政收入314萬元。檢查增加的利潤有相當一部分是產品成本計算不實造成的，如發電設備廠我通過檢查發現少保留在制品成本就達68.91萬元。
三是幫助整頓財務會計核算混亂單位，找出存在問題的癥跡，清理了混亂而復雜的賬目，健全了核算制度。如中藥二廠在預驗收中發現嚴重賬實不符，賬賬混亂，企業財務部門和預驗收同志到已無法搞清楚的地步，該廠祁興玉書記、馮根生廠長求援市局周玉玲局長，邀請我前去“診斷”。我去廠后，經過五天時間，翻閱了兩年的轉賬憑證和有關資料，終于搞清了記賬十分混亂，錯賬嚴重等問題，例如有20個月漏記賬目，漏記金額達41.30萬元。我不僅幫助清理健全了核算制度，而且還核實了82、83兩年的利潤，受到企業和主管部門領導的好評。
通過預驗收，不僅整頓了財經紀律，由于我在掌握中，堅持驗收標準，促進企業進行整改，為正式驗收打下了堅實基礎，進一步健全了財務管理和會計核算制度。
破解難題：處理好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的分配矛盾
在經濟體制改革的新形勢下，財稅和財會工作碰到的矛盾都較為突出。例如既要做到宏觀控制、微觀搞活；又要做到在有限的地方財力的可能范圍內，積極支持企業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尤其是在處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的分配關系上，矛盾更為突出。面對這種矛盾，我認真地學習黨中央一系列的路線、方針、政策，深入調查研究，當好領導參謀，支持企業改革、開放、搞活作出貢獻。
一是84年11月我隨同周玉玲局長參加了省計經委代表省府抓杭州五個大中型試點企業座談會，研究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如何放寬搞活的問題。會議上討論涉及到財稅的問題，我回分局后，經過調查算賬，提出了處理意見，供領導決策，領導極大部分采納了我所提的建議。
二是調查研究，幫助企業解決復雜而又是實際的問題。85年一季度，市政府杭政（1985）23號《關于增強工業企業活力的若干暫行規定》文件下達后，我隨同周玉玲局長參加了市委、市府領導組織的有關部門領導聽取市各系統大中型企業領導對改革的意見座談會。各系統在座談會上對財稅部門都提出了許多意見和要求。面對許多意見和要求，我都認真聽取，深入調查，能解決的積極幫助解決。例如在棉紡系統座談會上，杭二棉廠長提出由于用“生產發展基金”歸還貸款，導致新任廠長無自有資金，日子難過。對此，我與同志們經過深入調查后，既搞清了為什么用生產發展基金歸還貸款的真實原因，又指出了企業在貸款項目管理上和還貸上的不足之處，并實事求是地提出了幫助解決資金77.94萬元的意見，得到領導的采納，及時解決了較復雜又是實際的問題。
三是制定了落實杭政（1985）23號文件中有關工資、獎勵問題的實施辦法，試行工資總額與上交稅利掛勾。在這方面，當時上級沒有具體規定和辦法的情況下，我與葉慶年同志，根據外地的經驗與經委、勞動等部門一起，擬定了實施辦法。辦法和測算表，最后由我審核后報局領導定，并在全市批準31戶進行試點。在試點中，以我為主共組織四個同志參加，與經委、勞動聯合組成測算小組，我與同志們深入熱水瓶廠等企業，與有關部門一起，現場審核、研究、定案。對工資總額和上交稅利兩個基礎，該增的增，該減的減，既堅持政策原則，又掌握實事求是。批準31戶試點企業核定上交稅利基數13827.63萬元，比主管部門審核上報數核增255.30萬元；核定工資總額基數3738.85萬元，核減194.21萬元，核定浮動系數1：0.671，核減0.077。
工資總額與上交稅利掛鉤按市定辦法核定后，國務院下達了國發（1985）2號文件和中央勞動、財政等五部委下達了《國營企業工資改革試行辦法》的通知，文件明確指出“工利”掛鉤原則應改按國家統一規定執行，自定辦法都要改過來，省強調早改早主動，不改要被動。改過來后，各試點企業方案，逐級統一報國務院工資改革辦公室批準后執行。這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國家的辦法與市定的辦法政策不一致，經過測算分析按國家辦法，市批準的31戶工資總額基數要削減250.70萬元。這對企業是難以接受的。對此，為了不使企業由于辦法的變動發生大的波動，我們在認真調查分析的基礎上，我提出了三條原則意見：即（1）由企業自行選擇，按國家辦法可一定三年不變，市定辦法只能試行一年；（2）在企業自行選擇的基礎上，改按國家辦法的，盡可能采取上動下少動，即對上按國家要求列表上報，力爭批準，對企業盡可能按辦法少做變動；（3）企業中遺留下來混崗的集體職工與全民職工在掛鉤活動中應一視同仁，徹底解決。以上意見得到領導的采納后，我們又分三片召開廠長會議進行貫徹，終于在領導和各部門的支持下，在市試點的31戶企業，其中有24戶改按國家辦法，加上省試點企業華豐造紙廠一戶，全市按國家辦法試點經國務院工資改革辦公室批準，共計25戶。經測算按國家辦法改過來后，與市定的辦法比較，職工人數比市定辦法增加842人，上交稅利減少233.74萬元，工資總額減少27.52萬元。其余7戶企業按市辦法，試行到85年底止。一個復雜而棘手的問題，終于較順利地獲得解決，領導和企業均較滿意，并受到省各有關部門的好評。86年初我們又將25戶試點企業“工利”掛鉤執行情況進行調查分析，對執行中存在問題，向財政部和省財政廳作了匯報反映，供上級在完善“工利”掛鉤辦法中參考。
按國家辦法和市的辦法，批準執行“工利”掛鉤浮動試點后，我又會同有關同志擬定了工資改革有關財務處理的意見，分別下達各試點企業執行。
85年根據市府23號文件，對紡織、絲綢、化纖三個行業實行崗位工資制。紡織行業實行崗位工資制我市是全省最早的。我和葉慶年等同志，根據紡織工業部《勞動規范》的規定，從本市實際情況出發，與有關部門共同商定，提出了七條具體意見貫徹執行。當時根據三個行業，第一批批準的27個企業，實行崗位工資的職工18217人，增加工資指標5788268元，從85年7月開始分三年進入成本。以后又根據財務負擔的可能，逐步擴大到三個全行業，實行崗位工資制的職工共計45368人，增加了崗位工資1449萬元，當年實增423.68萬元。
紡織等三個行業，85年7月份起實行崗位工資制，這對穩定紡織工人思想，促進生產，提高經濟效益起了較好的作用。
對其他面上的企業，為使獎勵基金發放來源不足4個月工資水平（240元）的60個企業，我組織分局主要力量，經過反復測算分析，實事求是地提出了處理意見，得到領導的采納，較好地處理了企業獎金發放中的困難。
建立健全財務決算逐戶審查批復制度
企業財務決算批復制度雖早已建立，但執行不嚴格，有的審查批復，有的不查不批。從1985年開始，對1984年企業上報的決算，我提出了具體審查意見。要求：（1）逐戶審查批復；（2）下達審核批復意見書；（3）對審查中應糾正處理的問題，在下達的意見書中，作出會計調整分錄，調整好有關指標的年末數，督促企業調整好賬戶。由于這一工作抓得扎實，在分局干部的努力下，1985年對1984年的決算審查批復調整增加利潤1448.70萬元，其中增加財政收入1140.18萬元。這一制度以后每年都堅持了下來，并被省財政廳肯定，并定為全省的一項基本管理制度。
組織稅收財務大檢查。例如85年是國務院第一次布置財稅大檢查，我除了擬定《關于大檢查中有關財務處理的若干規定》外，具體還抓好了企業的自查和重點檢查工作。在重點檢查中，我們邀請了企業20余名會計師和有水平的助理會計師，組織7個重點小組深入企業交叉檢查（即企業的會計師不查本企業）1 5 個重點單位，由于方法對頭，措施得當，抓得扎實。這一年自查、互查調整增加利潤1016.30萬元，其中補交所得稅、調節稅642.82萬元；補交產品稅、增值稅、營業稅135.23萬元。重點檢查增加補交稅利471.24萬元。
會計職稱改革
1986年8月，我被組織調任市財稅局會計事務管理處副處長。在此期間的會計事務管理，抓職稱改革是一項主要工作。1986年我們接到中央職稱改革工作領導小組關于轉發財政部《會計專業職務試行條例》和《實施意見》的通知后，主要抓了：一是調查摸底，到1987年6月底止，全市現職財會人員30876人。其中屬全民單位的12444人，縣以上集體單位6949人，城鎮街道和鄉鎮單位11483人。有中專以上學歷的3704人，占總人數11.99%；高中及以下的27172人，占總人數88.01%。二是組織好輔導考試。參加輔導學習的考生共有4268人，這對提高考試成績和業務素質，起到了積極作用。三是精心組織考試。全市參加考試的人員達3000余人，考后評卷結果：達到中專程度的《政經》及格率58.36%，《會計基礎知識》及格率85.76%，《專業會計與財務》及格率84%；大專程度的《政經》及格率61.27%，《會計原理》及格率84.8%，《專業會計》及格率77.24%，《財務管理與分析》及格率58.17%。四是擬定一系列辦法、規定等文件，根據上級有關規定，擬定下發的文件包括：組建中、初級評審委員會的報告、通知；杭州市會計專業職務任職條件考核辦法；推薦中、高級會計師程序的通知及補充通知；關于工交企業中對會計專業設崗的意見及轉發市紡織機械廠會計專業定編設崗的通知；杭州市會計專業評審工作職責和工作紀律的通吞等。做好以上四方面工作后，從而對會計專業職稱改革工作的順利進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兩次重大的會計改革
在我30余年企業財會工作中，在1963年、1993年先后搞了兩次會計改革。1963年那時工交企業貫徹工業7 0 條后，掀起學習“鞍鋼”群眾參加管理經驗。對企業財務管理提倡“班組核算，群眾理財”。為了適應群眾理財需要，提出改革借貸記賬方法，如何改革？各有各的看法和方法，有的說收付記賬法好，有的說增減記賬法好，還有的說來去記賬法也不錯，究竟哪種記賬方法好，根據省財政廳先搞試點的指示，此時，市領導指示如何依靠工人階級辦好企業，市里由張書仁（市經委主任）為組長，組織市計委、經委、統計、財政等部門派員參加蹲點調查小組，到杭州儀表廠蹲點調查，我局派我和金長樂同志參加，到廠里實行同吃、同住、同勞動，每個星期勞動兩個半天，其余時間可結合本職工作進行。那時，企業財務科共四位同志，我們的工作就在財務科，與科長姚鵬程、主辦會計朱漢民研究將借貸記賬法改為增減記賬法。并總結出：（1）記賬符號。以“增”和“減”作為記賬符號。直接記錄經濟業務是增記增，是減記減，因此“增”和“減”作為記賬符號，也具有數量上增加、減少的涵義；（2）賬戶（科目）分類。根據資金來源等于資金占用的平衡公式，把全部賬戶固定劃分為資金占用和資金來源兩大類，不能設置資金占用和資金來源的設共同性賬戶（如其他往來）；（3）賬戶結構。各個賬戶的基本結構都是設置“增加”、“減少”、“余額”三欄，增加減去減少即為余額，不論是資金占用和資金來源賬戶，發生的增加數都記入賬戶的“增加”方，發生的減少數都記入“減少”方，余額都在“增加”方。個別賬戶出現減少方余額時以“-”號表示；（4）記賬規則。以“兩（異）類賬戶同增或同減，兩類必相等；同類賬戶有增有減，增減必相等”作為記賬規則；（5）試算平衡。采用兩類賬戶增減發生額的差額進行試算平衡。平衡公式：資金占用增加金額－資金占用減少金額＝資金來源增加金額－資金來源減少金額。在杭州儀表廠經過三個多月的蹲點，與財務科同志一起，總結了試點增減記賬法的經驗，而后在全市、全省的工交企業推行增減記賬法。
1993年財務、會計改革，是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完善和發展，為了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財政部適時地于1992年底和1993年初，先后發布了《企業財務通則》《企業會計準則》和十個分行業的企業財務制度、十三個分行業的企業會計制度，這一次是對企業的財務會計制度進行全方位模式性轉換的改革，并定于1993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當時任務重、時間緊、涉及面廣，局里經研究后，成立由濮蘭英副局長任組長，我任副組長，有關分局長、處長、主任科員參加的杭州市“兩則”實施指導小組。小組成員經參加省財政廳培訓后，首先，編寫教材。以《企業財務通則》《企業會計準則》和新發布的有關行業財務、會計制度為編寫依據，構思了教材內容。全書共分五講，其中第三講成本、費用、收入、利潤及其分配，分工業企業、商品流通企業、旅游企業三部分，第五講新舊財務會計制度銜接，又分國有工業企業、國有商業企業、集體工業企業、集體商業企業、國有旅游企業、國有交通運輸企業、鄉鎮企業七部分。此外附1.運輸企業財務會計制度說明；2.工業企業練習題；3.商品流通企業練習題。該教材理論聯系實際，針對性強，財務與會計有機結合得好，具有很強的操作性，深受全市廣大財會人員的歡迎。其次，組織培訓。在編寫好教材的基礎上，先內后外，即先在內部干部中進行試講，在試講后進一步修改教材的基礎上，再對外分全民、集體、鄉鎮、工業、商品流通等企業，每期五天，分期分批，前后連續兩個多月，將全市所有財會人員輪訓一遍，每個財會人員都有機會參加培訓。此次培訓是誰編寫教材，就由誰擔任主講老師。由于教材實際聯系緊密，主講老師講解明白透徹，培訓規模是空前的，反映普遍較好，市絲綢系統，原準備到有關院校接受培訓，聽了我們講解后，不去院校培訓而接受我們培訓。再次，是新舊會計制度銜接調賬。此次財務會計改革，不僅順利成功地完成了新舊會計制度轉換，而且還培訓鍛煉了干部，也進一步提高了財稅部門在企業的威望。
退休后轉戰注師行業
1993年7月我從局里退休，被聘到浙江省注冊會計師協會，至2000年10月從事注冊會計師審計工作，主管審計、驗資、資產評估等業務工作，跑遍了全省財稅部門掛鉤的154家事務所的123家。工作主要做了：一是培訓注冊會計師審計、驗資業務，承擔培訓講課，每年自已先接受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舉辦的培訓，回來后聯系浙江實際進行回授，7年多時間中，培訓3000多人次，效果較好；二是建立健全會計師事務所內部制度建設。1994年修訂會計師事務所收費管理辦法和收費標準；和陳寶德同志一起制定了《浙江省關于會計報表的審計操作規范》和《浙江省關于驗證企業資本的操作規范》，1995年制定審計、驗資工作底稿，以有關“獨立審計具體準則”為依據，就審計、驗資業務的開展情況，制定了一整套完善的工作底稿，以后每年隨著會計具體準則的發布，修改完善底稿，這套底稿，審計業務190張，驗資業務50張。除浙江天健、浙江東方、寧波永德三家事務所外，發給全省其他所有會計師事務所使用；三是調查了解、檢查審計、驗資業務執業質量，通過調查或檢查，對極大多數事務所是指出問題，幫助改進提高，對寧波甬江等三家會計師事務所，不講職業道德，出具虛假審計、驗資報告，提請浙江省財政廳予以撤銷；四是幫助事務所解決稅收、會計、審計、驗資中的具體或疑難問題。為規避驗資風險，總結出十不驗證：
1．應建立的會計賬目沒有建立；
2．應提供的文件、依據、證據沒有提供的；
3 ．合同、協議、章程不全或內容不符合法律、法規的；
4．內資企業委托第三者出資的；
5．按法律、法規規定，實物資產、無形資產出資，應評估、確認，而沒有評估、確認的；
6．進口物資出資，該價值鑒定而沒有鑒定的；
7 ．外商投資除國內其他企業投資分得的利潤，經分得利潤（人民幣）所在地外管部門批準可予以驗證外，其他不得用人民幣投入；
8．用個人存折、存單投入的：
9．投入資產應有證書而沒有的；
10．生活用住宅投入的。
以上十不驗證，作培訓驗資業務內容之一，從而提高了驗資質量，避免驗資風險起到了很好作用。
由于積累了較豐富的驗資工作經驗，2001年3月受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邀請，我作為全國八名專家之一，參與修訂《中國注冊會計師執業規范指南第3號——驗資》一書，由中國財經出版社出版，發行20000冊。
五是傳遞經濟、稅收、財務、會計、審計法規信息，我與陳寶德同志具體經辦《浙江注冊會計師》刊物，初辦時是雙月刊，二年后每月一期，解決了廣大注冊會計師法規信息渠道不暢的問題。
2000年11月我與陳寶德同志被浙江萬邦會計師事務所聘任為總經理特別助理，協助總經理，把好總所和麗水、金華、寧波三個分所的審計、驗資、資產評估、稅務代理質量關。在事務所近四年工作中，兩人一是培訓執業人員，提高執業水平；二是完善審計工作底稿，按照浙江省注冊會計師協會的底稿，結合事務所的實際情況進行修改，修改后的底稿在我離開事務所后仍在使用；三是嚴把出具審計、驗資、稅務代理質量關。近四年中總所出具的有審計、驗資、稅務代理報告及工作底稿，均認真復核，嚴格把關。直到2004年8月底，因老伴骨折需要照顧，我才辭職離開工作崗位。
老會計人的幾點體會
我自一個沒有正規學歷的農村孩子，到商店當練習生開始踏上社會，再到參加機關工作，并能基本適應稅收、財政財務、會計、審計各個時期的崗位，主要是靠勤奮學習、逐漸成長。在5 0多年的工作實踐中，我深深體會到，要做好工作，必須熱受工作，邊干邊學、學中干、干中學，學習不僅要從書本上學理論知識，更重要的是到最基層實踐中學，在我的經歷中曾經到原杭州儀表廠等企業蹲點搞會計改革，再聯系書本知識，對我精通會計這門學科， 在認識和理解上是一次深化和質的飛躍。要干到老、學到老，要不斷更新、充實知識，直至今日還是認真堅持學習，財政部發的16個會計準則28個審計準則，新的企業會計制度、金融會計制度以及大量的稅收法規，均認真地不至幾遍進行學習和鉆研，從而才能得心應手開展工作。
干財政、稅收、會計、審計等工作，都不能就事論事。如財政、稅收工作，不能單純以財政論財政以稅收論稅收，做的一件件均是具體工作，但必須緊密結合經濟發展形勢，服從于、服務于經濟形勢的發展，只有經濟發展得好，才有充裕的財源。1972年的清產核資，1974年的恢復“小貸”，我們頂著“管、卡、壓”和“穿新鞋走老路”的種種壓力，堅持走發展生產的路子，終于給企業增加流動資金10200多萬元，增加“小貸”資金數百萬元，支持發展生產、增加了財源，目前，改革開放以來，推動了社會的進步，經濟的極大發展，在財政、稅收、會計業務中又發生許多新的問題，要有與時俱進的精神，深入實際調查研究，認真對待解決，以促進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
一個國家工作人員，干幾十年的工作，總有順利或不順利的進候，甚至個別出現逆境的時候，總應盡心盡職，不計較個人一時的得失，如果我1979年從一個中層干部到一個管理企業的專管員，不正確對待，不積極工作，不精心盡責，不但對工作沒有好處，也沒有今天我還能為社會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最后說一點題外話。我回家后種種花、養養鳥，兒、媳、孫輩們個個孝順。外孫在銀行任會計，大孫子在證券公司企業融資部任分析師，小孫子在企業任財務經理。這都對我50余年的辛勤努力是極大的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