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企業內部控制對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的影響機理，以2008-2012年我國遭受反傾銷指控的50家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采用多元線性回歸實證研究方法，揭示企業內部控制對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的影響問題。研究顯示：內部控制對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影響顯著，其中風險評估對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的影響最為明顯，控制活動、內部環境以及內部監督次之，信息與溝通對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的影響相對較弱。該研究為企業內部控制制度的完善和應對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的提升，提供了實證支持。
一、研究假設的提出
從企業內部控制的目標、功能、要素以及要素間作用機理看，我們提出了基于應對反傾銷的企業內部控制體系框架，揭示了內部控制體系的功能和首要目標，與反傾銷舉證、抗辯和反傾銷調查流程相匹配的控制要素和運行機理，包括控制環境、風險評估、控制活動、信息與溝通和內部監督五要素的有效協作。基于上述分析，我們從以下五方面提出假設如下：
（一）內部環境與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
內部環境是企業實施內部控制的基礎，良好的內部環境有利于內部控制其他各要素的有效實施。在反傾銷應訴中，良好的治理結構、合理的機構設計權責分配以及有效的人力資源分配是企業高效應訴、提供有效會計信息的前提，同時也是影響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的重要因素。由此分析，提出以下假設：
H1：內部環境與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顯著正相關。
H1-1：企業控制人性質影響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且國有控股企業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更強；
H1-2：企業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越小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越強。
H1-3：董事長與總經理二職合一會降低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
H1-4：高管持股份的企業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更強。
H1-5：獨立董事規模較大的企業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更強。
（二）風險評估與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
我國企業頻繁遭受反傾銷調查主要是缺乏風險管理意識，企業建立包括信息收集、風險識別與分析、風險信息發布及風險管理措施等風險評估機制，可以選擇相應的風險規避、風險分擔和風險承擔等策略，在事前將反傾銷風險降到最低。即使是進入反傾銷應訴程序，基于風險識別、分析和應對三個階段的前期準備工作，也便于企業在反傾銷應訴過程中明確導致反傾銷應訴不利的影響因素、不利影響的程度、應該采取的應對措施等問題。基于此，應訴過程才能夠更高效的進行，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才會更高。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2：風險評估與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顯著正相關。
H2-1：建立了風險預警機制的企業其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越強。
H2-2：企業充分計提資產減值準備使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更強。
H2-3：企業資產負債率越低，其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越高；
H2-4：凈資產收益率越高的企業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越高。
H2-5：反傾銷應訴當年存在高層管理人員換屆的企業，其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更弱。
（三）控制活動與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
控制活動是確保管理層的指令得以實現的政策和程序，目的在于幫助企業規避風險。控制活動包括從生產經營、法務事宜到會計信息系統等一系列關鍵環節的控制，有效的控制活動必須從制度和執行兩個角度入手才能使控制活動體現出其效果。會計信息系統控制是控制活動中的重要一環，直接影響到企業的財務報告質量，在反傾銷應訴的過程中也直接影響到企業提供的反傾銷會計信息的有效性及真實性。據此，假設：
H3：控制活動與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顯著正相關。
H3-1：實行不相容職務分離制度會提升企業的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
H3-2：實行授權審批制度會提升企業的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
H3-3：企業嚴格執行會計準則制度會增強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
H3-4：企業實行全面預算管理制度有助于增強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
H3-5：企業制定并執行績效考評與薪酬制度會使其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更強。
（四）信息、溝通與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
信息與溝通實施的效果直接影響企業內部控制質量，以及內部控制各要素的有效協調。反傾銷應訴本身即為傳遞信息與相互溝通的過程，良好的信息系統和溝通能力勢必直接關系到企業能否有效進行事前預防、事中舉證及事后減損。可見，高效的信息與溝通有助于將我國企業的實際生產經營狀態傳遞給反傾銷調查當局，提高會計信息證據效力，增強我國企業勝訴的可能性。根據以上分析，本文假設：
H4：信息與溝通與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顯著正相關。
H4-1：企業全面、規范、完整地信息披露將增強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
H4-2：董事會會議召開次數越多，企業的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越強；
H4-3：獨立董事出席董事會會議的比例越大，企業的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越強。
（五）內部監督與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
楊維波等（2008）認為內部監督可以發現控制活動與控制目標不相符的行為，并及時加以改正，將企業遭受反傾銷打擊的風險降到最低，為企業提供有效會計信息提供良好的支撐平臺。此外，利用外部監督來敦促和加強內部監督的效果也是企業在反傾銷應訴過程中申請市場經濟地位、申請單獨稅率的必備條件，由此可見內部控制對于企業應訴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的重要地位。基于以上分析，假設：
H5：內部監督與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顯著正相關。
H5-1：企業設立獨立的審計部門有助于提升企業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
H5-2：企業的監事會規模越大，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越強；
H5-3：企業披露《內部控制自我評估報告》能增強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
H5-4：外部審計機構對《內部控制自我評估報告》進行復核，其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更強；
H5-5：由權威會計師事務所（四大）進行審計的企業，其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更強。
二、樣本、變量與模型設計
（一）樣本選取
本文以2008-2012年間我國遭遇反傾銷的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數據收集分為兩個階段：（1）根據中國貿易救濟信息網和WTO數據庫，確定2008-2012年間我國參與反傾銷應訴的上市公司，共搜集到94家樣本企業；（2）進一步對樣本進行篩選，剔除其中案件信息不完整、重復以及年報披露不完整的樣本，最終得到50個研究樣本；通過上市公司披露的年報及自我評估報告（巨潮資訊www.cninfo.com.cn和RESSET數據庫）獲取內部控制信息。此外，本文使用Eviews6.0進行數據處理。
（二）變量定義與度量
被解釋變量：企業應對反傾銷的會計信息證據效力是調查機關判斷是否存在傾銷及傾銷幅度的依據（劉愛東，2012）。反傾銷會計信息貫穿于反傾銷應訴的各個階段，應訴企業根據反傾銷調查機構的要求提供真實可靠的會計信息資料，并針對申訴方的主張利用充分適當的會計信息證據進行申辯和反駁，以充分發揮會計信息在反傾銷應對中的證據效力。本文研究內部控制對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的影響，因此以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為最終被解釋變量。
控制變量：上市公司按性質和類別分為11類，行業類型不僅影響出口產品構成損害程度大小的認定，其提供的相關會計信息評價標準也不一樣；另外，即使是同樣的傾銷幅度，若出口總量不同，則傾銷損害幅度也不同。因此，本文選取對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有直接影響的企業所屬行業類型（TYPE）與涉案企業規模（SIZE）作為控制變量。
解釋變量：據前述提出的待檢驗研究假設，將企業內部控制分為內部控制環境、風險評估、控制活動、信息與溝通和內部監督五部分，并用相應的二級指標進行度量。
（三）模型設計
本文研究內部控制下多個二級指標對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的影響，且符合多元線性回歸方法的要求。為了檢驗前述假設，本文設定如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進行驗證。
三、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相關性檢驗及方差檢驗
本文通過描述性統計對研究樣本進行總體分析，樣本企業被征收的反傾銷稅率從0%到266%不等，均值為46.36%，表明國外反傾銷調查機構認為我國出口企業存在較嚴重的反傾銷行為，一旦應訴企業的會計信息證據不被調查機構認可，則可能面臨高額的反傾銷稅率。也表明：（1）樣本企業的內部環境總體平穩，樣本之間存在顯著差異；（2）風險預警機制（均值0.08）、高資產負債率（均值0.49）及企業減值準備計提（均值為0.6）等指標說明樣本企業在涉案年度的風險水平整體較高；（3）企業在內部控制活動的制度建設與具體執行方面還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4）在信息與溝通方面，董事會議召開次數均值為8.86，標準差為2.84，獨立董事出席董事會議指標均值為79.91%，標準差為0.29，說明企業的會計信息在客觀性方面具有一定保證；（5）內部審計部門設立、披露內部控制自我評估報告指標表明企業在一定程度上實施了有效的內部監督，但借助外審機構輔助內審的力度還不夠。
為了檢驗變量之間的不確定關系，本文采用Pearson相關性檢驗方法對所有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檢驗。結果表明，模型1-5中自變量、控制變量之間均不存在共線性問題。鑒于篇幅限制，不再一一列示結果。在相關性檢驗的基礎上，為了檢驗由單一因素影響的因變量各組之間的均值是否存在顯著差異，本文分別從內部環境、風險評估、控制活動、信息與溝通及內部監督五個方面對模型進行單因素方差檢驗（非分類變量先通過“均值標準差”的方式轉化為分類變量，再進行方差分析）。檢驗結果顯示，除了高管持股（CEOSR）、高管換屆（TRANS）、績效考評與薪酬制度（PAY）、董事會議召開次數（MEETING）及外審機構復核（RECHECK）外，其他單一因素均會使得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在0.05或0.01的水平上存在顯著差異。
（二）回歸分析
考慮內部控制對企業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影響的多維性和關聯性，我們采用反向逐步回歸法檢驗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及控制變量之間的共線性問題，以消除多重共線性問題。基于此，進一步采用逐步回歸方法分別從內部環境（模型1）、風險評估（模型2）、控制活動（模型3）、信息與溝通（模型4）以及內部監督（模型5）五個方面進行研究，研究結果見表1。
表1列示了5個模型在控制變量SIZE和TYPE基礎上的回歸過程、回歸系數、T值及標準誤差等。模型1中，依次進入解釋變量COP、LARS與JOIN、OUTDIR、CEOSR，得到模型 1-1和模型1-2，二者依次解釋了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 68.2%的總變差（R2=0.682） 和 75.7%的總變差（R2=0.757）。控制人性質、獨立董事規模以及高級管理人員持股情況與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與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正相關，而企業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與董事長總經理“二職合一”現象對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無明顯影響。模型2中，逐步回歸模型2-1（進入解 釋 變 量 RISK、 ASSET、TRANS）和模型2-2（進入解釋變量ALR、NALR）的結果表明，企業高管人員換屆 （=0.141，P=0.149）對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無顯著影響。模型3中，進入解釋變量ACCOUNT、BUDGET、PAY的模型3-2表明，除了全面預算管理（BUDGET）、績效薪酬制度（PAY）外，其他解釋變量均與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顯著正相關。模型4-2解釋了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67.1%的總變差，其中董事會議召開的次數、獨立董事出席董事會議次數對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并無顯著影響。模型5中，獨立審計部門的設立、監事會規模、《內部控制自我評估報告》的披露對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具有正面影響，而外部審計機構對《內部控制自我評估報告》復核對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則無明顯影響。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假設驗證情況如表2所示：
（三）穩健性檢驗
為了使實證結果更加穩健可靠，進一步收集樣本企業被訴反傾銷前5年的內部控制相關數據，并用其平均值進行穩健性檢驗。穩健性檢驗結果顯示：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和模型5分別解釋了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72.4%、68.3%、69.5%、66.6%和 59.9%的總變差。且模型中個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符號、顯著性水平并未發生實質性改變，結果總體上與回歸分析結果一致，表明實證結果具有可靠性。
四、結語
本文實證結論表明，反傾銷涉案上市公司內部控制對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有重要影響，而公司內部控制越好，提供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的效力越高；在內部控制的5個指標中，風險評估對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的影響最為顯著，內部環境、內部監督及控制活動次之，而信息與溝通對反傾銷會計信息證據效力的影響較弱。該研究為我們從反傾銷涉案上市公司內部控制優化完善視角，思考探討我國企業應對反傾銷的會計戰略問題提供了重要實證支持。因此，增強反傾銷涉案上市公司的風險評估意識，關注反傾銷涉案上市公司的內部控制環境和強化內部監督，探索反傾銷涉案上市公司應對反傾銷會計信息決策有用性的聯動方案，應當引起理論界和實務界的高度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