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從研究審計質量的微觀視角分析注冊會計師個人特征對審計質量的影響，這不僅為構建現代審計質量模型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鑒，而且為財政金融監管部門采取切實措施，扶持會計師事務所加強內部質量控制標準建設，構建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關鍵詞】 簽字注冊會計師 個人特征 獨立審計質量 內部質量控制
一、問題的提出
目前，國內外有關審計質量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在會計師事務所層面進行的，假定會計師事務所內各位注冊會計師是“同質”的，但事實上，負責制定審計計劃、控制審計實施、確定審計意見和復核審計質量的簽字注冊會計師對審計質量的影響尤為關鍵。為了更具體地考察審計質量的影響因素，筆者認為將審計質量的研究從會計師事務所這一“宏觀”層面深化到簽字注冊會計師這一“微觀”層面是十分必要的。理由是：
第一，一些客戶對整個會計師事務所而言可能微不足道，但對負責該客戶的注冊會計師個人而言卻至關重要。如來自安然的服務費僅占安達信總收入的2%，但審計安然的注冊會計師卻因高度依賴這一客戶而喪失了應保持的獨立性。當注冊會計師的薪酬與客戶關系的維持直接掛鉤時，情況會更加嚴重。
第二，會計師事務所內的成員雖然可以分享彼此的經驗和知識，但是個體之間依然存在著較大差異。大多數的高管并不愿意和別人分享知識。存在于會計師事務所中的知識大多又屬于隱性知識，難以被準確地表達出來，因此更難以被共享。
第三，會計師事務所的聲譽作為所內所有成員可以使用的“公地”，可能會被過度使用，這是由于聲譽的損失會由所內其他注冊會計師共同承擔而收益卻有可能會被獨享。因此，聲譽對不同注冊會計師的約束力度也可能存在差異。
本文旨在探討簽字注冊會計師個體層的獨立性、專業勝任能力對審計質量的影響，其中特別關注了學歷、從業經驗甚至性別等往往被忽視的因素。進一步，本文分析了在不同的會計師事務所制度下，注冊會計師個體特征對審計質量的作用差異。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 學歷、執業經驗與審計質量。注冊會計師業是典型的人力資本密集型職業，對從業人員專業知識和技能的要求高。受過系統教育、學歷高的注冊會計師可能具有更強的專業勝任能力。但同時注冊會計師審計又需要運用“職業判斷”，要求具備豐富的實踐經驗。具有豐富工作經驗的注冊會計師往往能更準確地理解客戶的經營業務和會計政策，洞察客戶的財務報表錯報風險。注冊會計師常常會專注于某一行業，其對該行業的經營特點、交易流程、特殊會計政策等知識的了解能夠幫助其更有效率地收集審計證據、提高其專業判斷能力，從而更準確地評估財務報告的公允性。此外，成為簽字注冊會計師必須通過CPA考試，CPA考試使得各個學歷層次之間“會計類專業知識”的差距進一步縮小，因此學歷能不能顯著地提高審計質量是一個有待檢驗的問題。據此我們提出以下三個假設：
H1a：學歷越高的注冊會計師，審計質量越高。
H1b：注冊會計師的學歷與審計質量間不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H2：執業經驗越豐富的注冊會計師，審計質量越高。
2. 職位與審計質量。會計師事務所內部是一種金字塔式的結構，職位晉升是激勵員工的重要機制。職位高的注冊會計師一般都具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和較強的專業能力，因此可能提供更高的審計質量。但是另一方面，職位高的注冊會計師有較大的壓力爭取客戶并保持客戶關系，可能對客戶的不當要求妥協，喪失審計獨立性。根據以上分析，我們提出以下兩個假設：
H3a：職位越高的注冊會計師，其審計質量越高。
H3b：職位高的注冊會計師并不能提供更高的審計質量。
3. 獲取其他資格證書情況與審計質量。其他資格證書主要是指注冊稅務師、注冊資產評估師等，取得這類證書的注冊會計師具有更廣泛的“知識”背景。但是這類證書所代表的專業知識是否能顯著提高注冊會計師的審計質量也值得懷疑，因為注冊會計師要掌握的專業知識絕大部分都已經包含在了CPA考試中，其他考試中提供的能提高審計質量的知識是有限的。此外，獲得其他資格證書的注冊會計師可能會喪失審計獨立性，減少審計投入。這是因為，獲得其他資格證書能夠弱化注冊會計師人力資本的專用性，使注冊會計師承受審計風險能力增強。且擁有其他資格證書的注冊會計師更需要與上市公司保持良好的關系，以獲取以后更多的非審計服務。據此我們提出以下兩個假設：
H4a：其他資格證書越多的注冊會計師，審計質量越高。
H4b：其他資格證書越多的注冊會計師提供的審計質量并不會越高。
4. 性別與審計質量。根據Gul（2007）的總結，我們認為性別可能從以下三條路徑影響到審計質量：其一，項目負責人為女性時，其民主、變革和相互信任的領導方式能夠使團隊中的工作人員更好地相互交流，注冊會計師之間的交流不僅僅有利于審計團隊內知識的共享，而且能使審計團隊更準確地識別、評估和應對審計風險。其二，由于女性比男性更厭惡風險，因此女性比男性降低審計風險的動機更強。女性在審計的過程中會傾向于通過更多的審計投入來降低審計風險。其三，雖然有一部分盈余操縱行為在法律的允許范圍內，但是在這些合法的盈余操縱行為中，也有相當一部分是不道德的。女性高的道德標準不僅僅使其與男性相比更厭惡盈余操縱行為，而且會使其在審計的過程中保持較高的獨立性，這兩方面都有可能提升審計質量。據此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H5：女性注冊會計師比男性注冊會計師審計質量更高。
需要說明的是，對于每個假設我們都分復核注冊會計師（第一簽字注冊會計師）和項目負責人（第二簽字注冊會計師）進行了檢驗。這主要是考慮到項目負責人作為外勤直接參與者，其個人特征對審計質量的影響可能更加顯著。
三、研究設計
1. 樣本選擇。本文選取了2007 ~ 2010年由五家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的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對象。注冊會計師的數據來自于中注協的網站，其他財務數據均來自于CSMAR數據庫。通過在中注協的網站上檢索共得到722條關于注冊會計師的記錄。為了避免剔除樣本的偏差，本文對所有回歸都使用了可以獲得的最大樣本。為了避免極端值的影響，文中對所有連續變量上下1%的極值均進行了winsorize處理。本文剔除了金融行業的樣本，經過處理后最終剩余596個樣本，采用的是Petersen（2009）所提出的方法，回歸時進行了企業層面和年度層面的兩聚類回歸（cluster2），這一回歸方法能顯著緩解截面相關和時間序列相關問題。所有數據分析均使用stata軟件進行，注冊會計師樣本的分布情況見表1。
從表1可見，五家會計師事務所的客戶數均呈逐年增加趨勢。中瑞岳華客戶數增加最快，從2007年的48家增加到了2010年的116家，翻了一倍多。“四大”發展比較平穩，但在2009年其業務規模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中瑞岳華的客戶規模在這一年卻得到了顯著提升。這有可能是由于2008年的金融危機導致部分“四大”的客戶轉向了中瑞岳華。
2. 變量設計。
說明：（1）因變量。本文使用操縱性應計來衡量審計質量，其值通過修正的Jones模型計算得到。另一個常用作審計質量的代理變量為審計費用，在穩健性檢驗中，本文也用審計費用作為審計質量的代理變量進行了回歸。
（2）測試變量。結合現有的文獻和我國注冊會計師的狀況，本文選取了以下簽字注冊會計師的個人特征作為測試變量：學歷、從業經驗、職位、取得其他資格證書的數量和性別。
（3）控制變量。結合已有的研究，在模型（1）的回歸中我們控制了以下變量：凈利率、企業規模、現金流量、資產周轉率，企業增長率、資本結構、融資動機、避虧動機、大清洗動機、扭虧動機以及公司治理結構。
各個回歸模型中均控制了行業、年度和會計師事務所三類固定效應。
3. 模型構建。本文通過模型（1）來檢驗提出的假設：
AbsDAit=β0+β1dg+β2ep+β3ps+β4
oth+β5gd+β6cv+ε （1）
操縱性應計的絕對值越小，則表明審計質量越高。我們預期在模型（1）中β2和β5顯著為負，其他測試變量的符號不確定。為了結論的穩健，我們將所有的變量單獨以及聯合其他變量一起放入模型進行了檢驗。
4. 描述性統計。參見表3。
四、實證檢驗
模型（1）的回歸結果見表4。其中，第1列至第6列為項目負責人的個人特征對審計收費的影響。
從表4第6列可以看出，學歷與審計質量不存在顯著相關關系，支持了H1b。經驗與審計質量存在顯著負相關關系（-0.017 9，p<0.01）支持了H2。職位與審計質量不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支持了H3b，這有可能是因為職位高的注冊會計師有與客戶保持良好關系的壓力，其對上市公司操縱行為容忍度要高于其他注冊會計師。在公司大規模擴張的時候這種情況更有可能發生。從中瑞岳華近幾年的客戶增長速度來看（三年翻了一倍），其有可能在擴大客戶的規模的過程中，放松了對客戶的要求。后文對“四大”和非“四大”樣本分別進行了回歸，我們發現“四大”中職位高的注冊會計師提供的審計質量更高，在中瑞岳華中，職位高的注冊會計師并沒有提供更高審計質量。女性注冊會計師的審計質量更高（-0.006 05，p<0.05），支持了H5。
第1列到第5列的單個變量回歸的結果進一步證實了本文的假設。
第7列為復核人（第一簽字注冊會計師）個人特征對審計質量的影響，顯然復核人的個人特征對審計質量并沒有顯著的影響，這可能是復核人沒有直接參與現場審計工作的緣故。
從控制變量來看，大清洗（loss）和債務融資（dissuse）與公司應計盈余管理的絕對值顯著正相關，是公司進行應計盈余管理的主要動機。現金流量（cfo）和避虧動機（sproa）與應計盈余管理絕對值顯著負相關。現金流量越充足的公司，進行盈余管理的動機越弱。sproa與AbsDA負相關，這可能是因為“真實”盈利水平在1%左右的公司的管理層要獲得獎金或者其他利益需要上調盈余的幅度和難度可能很大，此時其沒有動機進行盈余管理，也有可能是因為公司通過將以前儲存的應計利潤轉回來避虧，導致了操縱性應計的下降。
五、會計師事務所制度分析
North（1990）指出，制度對行為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即使是具有相同特征的個體，在不同的制度環境下，其行為和行為的結果也可能存在差異。我們用式（2）來表達審計質量、事務所制度以及個人特征三者之間的關系：
auditquality=F×Y （2）
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質量取決于事務所的制度F，以及員工的個人特征Y。我們將個人的信息逐步抽象，那么每個人可被視為一個“個人特征空間”中的點，即：Y=（y0，y1，y2，y3，y4，y5）。
由于制度設定的目的是為個人行為沿著特定方向提供一種指引，我們可以預期在某一事務所制度Fk下，具備某個特征yk的個體和不具備該特征的個體的行為或者行為的結果會偏離原來的狀態形成新的審計質量差異fk。對于這一新的審計質量差異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制度指引的“效果”，用向量Fk=（0，0，…，fk，0，…）來對這一制度的效果進行描述。在這個意義上任何一個會計師事務所制度的效果我們可以用一個向量auditquality=（f0，f1，f2，f3，…）×（y0，y1，y2，y3，y4，y5…）來描述。其中f1表示在制度F下，具備特征y1和不具備特征y1的個體之間審計質量的差異，以此類推。將F和Y代入式（2）可得：
auditquality=（f0，f1，f2，f3，…）×（y0，y1，y2，y3…） （3）
根據向量的乘法得到：
auditquality=f0y0+f1y1+f2y2+f3y3+f4y4+f5y5+… （4）
我們將會計師事務所制度想要達到的效果設為F，如果測出現實中某個會計師事務所的制度效果的向量接近或者等于F，則說明該會計師事務所的制度達到了其預期。
在控制其他差異的情況下，我們對各個會計師事務所按式（5）進行回歸：
AbsDAit=β0+β1dg+β2ep+β3ps+β4oth+β5gd+β6cv+ε （5）
對比式（4），我們可以用（β0，β1，β2，β3，β4，β5，β6）來描述一個會計師事務所制度的效果。一個好的事務所制度無疑要使得var（AbsDA）和E（AbsDA）最小。即：各個個體審計的審計質量的差距盡量地小，會計師事務所審計質量的平均水平盡量地高。
直接影響注冊會計師行為的是事務所的內部審計規程。當事務所內部審計規程趨于非結構化時，注冊會計師通過外部審計準則、相關法規以及內部非正式審計規程來約束自己的審計行為。而當事務所內部審計規程趨于結構化時，注冊會計師直接受結構化審計制度的影響。可見，結構化的審計規程能將繁多的外部審計準則和法規制度內部化，為注冊會計師提供清晰的審計思路和參考范本，因此在結構化的環境中，個人特征差異對審計質量的影響會被縮小。但是個人總是存在能力、經驗等方面的差異。結構化的審計規程雖然能夠減少個人特征對審計質量的影響，但是不可能完全消除注冊會計師個體之間審計質量的差異。
事務所讓那些提供高審計質量的人獲得晉升，有利于激勵注冊會計師提供高質量的審計，提高會計師事務所的平均審計質量。因此總的來說，如果會計師事務所有良好的結構化審計程序，并且提供高質量審計的人獲得晉升，那我們可以預期制度均衡的結果是（0，0，0，…，0，0）。即：同一職位的人，受相同的結構化審計程序的影響，不會因個人差異導致審計質量的差異；不同職位的人，職位越高審計質量越高。
根據表5的回歸結果我們可以發現非“四大”的制度效果為：0.285，0，-0.025 5，0，0.021 4，-0.0，而“四大”的制度效果為：0，0，-0.012 4，-0.011 4，0，0。在控制職位的情況下，在非“四大”中個體差異，即性別、經驗、獲取其他證書數量能顯著影響審計質量，而“四大”中僅有經驗能影響審計質量，這也許是由于經驗是我們知道但難以言述的知識（Bonner，2000），因此會計師事務所很難設計有效的制度促使經驗少的注冊會計師和經驗豐富的注冊會計師提供同樣的審計質量。
從影響的強度看（-0.025 5和-0.012 4），“四大”中注冊會計師的經驗得到了更好的分享。在控制其他個人特征的情況下，“四大”中職位越高審計質量越高，非“四大”中并非如此。會計師事務所中項目負責人的重要職責是維持客戶關系。如果是與客戶的關系而不是提供的審計質量決定職位，那么職位高的注冊會計師不一定具有高的審計質量。以上分析表明，“四大”中不同特征的注冊會計師提供審計質量更具有一致性，“四大”對提供高質量審計的注冊會計師進行了激勵。至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四大”的制度得到了更好的執行，達到了預期的設計目的。
六、穩健性檢驗
首先，本文改變個人特征變量設置的方法，重新代入模型進行回歸。如對從業經驗，我們用從業年數的絕對值代替對數值；又將職位進一步細化為經理取1、合伙人取2、其他取0，主要結論沒有發生變化。
其次，本文也對學位、專業、學校設立變量進行了回歸。以本科或本科以上的學位取1，其他取0；以會計、審計和財務管理專業畢業取1，其他取0；以財經類院校畢業取1，其他取0，將這些變量代入模型進行回歸均不顯著。
最后，我們又采用審計費用作為審計質量的替代指標，對各個假設進行回歸。審計費用融合了購買方對審計質量的判斷。通過對審計費用與操縱性應計的結果相互印證，可使我們的結論更加穩健。在回歸中除加入本文所使用的控制變量之外，還加入了存貨和應收賬款來控制審計任務的復雜性，也得出了一致的結論。
七、結論與啟示
本文通過收集五家大型會計師事務所中注冊會計師的個人特征的數據，研究發現注冊會計師個人特征對審計質量有顯著的影響。總體上來說，女性注冊會計師和經驗豐富的注冊會計師提供的審計質量更高；注冊會計師的職位和學歷對審計質量沒有顯著的影響；獲取其他資格證書越多的注冊會計師審計質量越低。對中瑞岳華和“四大”分別回歸發現：在中瑞岳華，性別、經驗和獲取其他證書的數量能顯著地影響注冊會計師的審計質量；在“四大”，注冊會計師的從業經驗和職位對審計質量的影響顯著。
進一步分析表明，個人特征的差異對審計質量的影響程度會受到會計師事務所內部制度的影響：①“四大”的個體特征對審計質量影響較小，審計質量一致性更強，說明“四大”擁有更好的結構化審計程序；②“四大”中職位越高的人審計質量越高，“四大”的激勵機制更傾向于激勵審計質量高的注冊會計師；③“四大”能更好地保持獨立性，“四大”中獲得其他證書多的注冊會計師并沒有降低自身審計質量。本文的研究支持“四大”的制度設計有利于注冊會計師提供更好的審計質量。
本文的結論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①既然簽字注冊會計師對審計質量起關鍵作用，證監會、中注協等注冊會計師監管部門無疑應加強對簽字注冊會計師的監管；②財政部應進一步采取切實措施重點扶持10家左右大型本土會計師事務所做大做強，促進這些會計師事務所努力加強內部質量控制標準建設，構建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以制度來引導事務所提高審計質量。
【注】 本文系河南省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團隊支持計劃（項目編號：2013-CXTD-08）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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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郭照蕊.國際四大與高審計質量.審計研究，2011；1
【作 者】
劉小春
【作者單位】
（華北水利水電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院 鄭州 45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