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能源作為經濟發展重要的要素之一，其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越發明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帶動了能源消費的快速增長。中國的能源消耗占世界能耗的比重越來越大。數據顯示，一次能源生產總量從1978年的6.2億噸標準煤上升到2008年的26億噸標準煤；能源消費總量從1978年的5.7億噸標準煤上升到2008年的28.5億噸標準煤。2000年以來我國能源消費更是快速增長，2000～2008年年均增長超過10%。因此，提倡低碳經濟就顯得更加必要。關于低碳經濟，國內外的學者從不同角度作了大量的研究。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就低碳經濟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研究視角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低碳經濟與經濟增長的關系。Stern（1993）利用美國1947～1990年的相關數據對相應變量做了因果檢驗，發現能源消費對GDP存在單向Granger因果關系。黃棣芳（2011）利用1999～2008年的面板數據檢驗了中國經濟增長與不同的環境污染指標的關系。李文潔（2012）利用1997～2007年間省級面板數據研究了能源開發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發現能源開發強度和經濟增長是負相關的，而且不同地區有一定的差異。邵帥、齊中英（2008）研究了中國能源開發對經濟增長的傳導機制，發現由于能源開發對科技創新、人力資本投入有擠出效應，同時還弱化了政治制度，這將阻礙經濟增長。
第二，環境污染“倒U型”庫茲涅茨曲線的經驗證明。Grossman G.and Krueger A（1991）分析城市大氣質量，發現存在環境污染的“倒U型”庫茲涅茨曲線；楊桂元、李璐（2011）實證分析了中國低碳經濟發展的影響因素以及我國走低碳經濟的路徑選擇等問題。林伯強、蔣竺均（2009）驗證了在中國是否存在環境污染的“倒U型”曲線。
第三，碳排放的測算方法。朱勤（2011）從能源消費碳排放系數、化石能源消費碳排放以及二次能源消費碳排放等方面進行了測算；張雷（2010）等則是根據一次能源消費總量和碳排放系數計算了碳排放量。李健（2012）則是利用某類化石能源消費量與該類化石能源折算系數以及碳排放系數的乘積的總和來測算碳排放量。
第四，低碳經濟與產業結構調整、消費結構、企業、人口的關系。付允（2008）、楊萬東（2010）從不同視角，定性研究了中國產業結構調整與低碳經濟之間的關系。周建鵬等（2011）通過構建一個代表性企業產品差異化生產函數模型，研究了政府和企業就不同環境下的低碳選擇策略問題。李健、周慧（2012）采用灰色關聯分析法分析了產業結構對發展低碳經濟的影響。陳兆榮（2011）通過結構變動指數分析我國產業結構高級化變動與低碳經濟之間的關系。朱勤等（2011）從消費結構、人口變動視角探討低碳經濟問題，采用嶺回歸方法研究了人口、消費及技術因素對低碳經濟的影響。張偉等（2012）利用中國30個省份地區1998～2008年的面板數據分析了中國工業化水平和能源消費之間的關系，發現工業化水平的提高，增加了能源消費。
第五，研究低碳經濟與財政分權的關系。張克中等（2011）從碳排放的角度，利用1998～2008年省級面板數據分析了財政分權與環境污染的關系，提出財政分權程度的提高不利于碳排放的減少。薛剛等（2012）利用中國1998～2009年省級面板數據分析了財政分權與污染物排放量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財政分權指標選擇不同，最終的結論也不盡相同。
檢索現有研究成果發現，目前關于低碳經濟的研究更多是基于全國或較大區域，研究視角則多為碳排放與經濟增長、產業結構、人口、消費結構、財政分權等的關系，研究方法多為聚類分析、因素分解等。從文化視角研究金華市低碳經濟路徑問題的文獻很少，本文試著補充、完善這一領域的研究內容，我們將運用相關年份的數據分析金華文化發展和碳排放（低碳經濟的一個指標）之間的關系，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金華作為浙中地區的一個重要城市，未來一段時期內，該市經濟增長的同時，發展低碳經濟可能是其必須要考慮的因素之一。因此，降低碳排放量、發展低碳經濟是金華經濟快速、合意發展必然選擇。同時，金華市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和現代文化，通過研究文化發展和低碳經濟之間的關系，進而發現降低金華市碳排放量的途徑和方式，對金華市經濟發展過程中解決資源、環境與經濟增長的矛盾，建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二、數據來源及變量選擇
目前，學術界還沒有就文化發展給出一個統一的指標，筆者從文化產業的視角來分析這個問題，政府投入不僅構成了文化產業發展的原始基礎，而且在將來相當長的時期內，政府投入仍然是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和保障。事物發展的規律使我們堅信，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力的增強，政府投入仍將不斷加大。根據數據的可得性和目前學術界的一般處理方式，我們選取文化事業財政補助和文化事業基本建設投資額作為衡量文化產業發展的指標，分別記為trc和ic；對于低碳經濟，我們用碳排放量作為指標，目前學術界有不同的方法，由于具體計算碳排放量比較繁瑣，我們仿照王怡（2012）的做法，用煤炭、汽油、煤油、柴油和燃料油、天然氣的年消費量進行估算，但這些能源的統計指標一般是實物量，在估算碳排放量時，首先需要將這些消費的能源根據折算系數換成以標準煤為計量基礎的能源消費量，因為天然氣的單位是立方米，我們也把它轉化成標準煤單位，然后計算出相應的碳排放量，記為tp。本文的文化產業發展水平數據來源于《浙江省統計年鑒》歷年數據和相關網站信息整理所得；碳排放量的數據則來源于歷年的《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并通過整理、計算得到。
三、實證檢驗及結果分析
（一）單位根檢驗。根據以上選取的變量和相應的理論分析，同時為了消除變量之間可能存在的異方差，我們構建雙對數計量模型：
根據前面假定，ctr為文化事業財政補助；ci為文化事業基本建設投資額，這兩個指標用來衡量文化產業發展；tp為碳排放量，用來衡量低碳經濟發展水平，t表示時間。？滋t為隨機干擾項。
本文首先采用ADF檢驗法檢驗數據的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1。（表1）可以看到，Log（tpt）、Log（ctrt）、Log（cit）這些變量的原始數據都沒有通過ADF檢驗（檢驗的結果都大于臨界值），這說明每一個時間序列都是非平穩性數據，若直接對這些變量做進一步的實證分析，則沒有任何的意義。然而，對這些變量進行一階差分后，所有變量都通過了平穩性檢驗（檢驗的結果都小于臨界值）。所以，它們都滿足一階單整I（1）。如果變量之間滿足同階單整，那么我們可以繼續檢驗它們是否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
（二）協整分析。就協整檢驗的方法而言，如上文所示，主要有Engfe-Granger兩步法、Johansen極大似然法、頻域非參數譜回歸法等。頻域非參數譜回歸法在這里不能使用，而恩格爾和格蘭杰的檢驗方法主要適用于樣本容量大的情況，本文采用從2000年到2011年間的數據，樣本容量較少，所以，我們同樣不能使用這種檢驗方法。相對于兩步法，Johnsen協整檢驗還能檢驗多重協整關系，而且他對樣本容量問題的要求不是很嚴格，所以，我們采用Johnsen協整檢驗。（表2）
根據計量經濟學的相關知識，我們知道只要統計量大于臨界值，則就拒絕假定。由表2的協整檢驗結果可以看出，檢驗結果在5%顯著性水平上明顯拒絕了不存在協整關系的原假設，也拒絕了存在至多1個的協整關系，接受至多存在2個協整關系的假定，說明它們之間存在兩個協整關系，協整關系度量系統的穩定性，因此我們可以認為變量之間存在著穩定的關聯關系，即碳排放量與文化產業發展是密切相關的。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知道金華市低碳經濟水平和文化產業發展存在著長期的穩定關系，經過標準化調整后，我們最終得到如下結果：
log（tp）=12.365-0.8754log（ctr）-1.0235log（ci）
由以上結果可以看出，金華市碳排放量和文化事業財政補貼以及文化事業基本投資之間存在著負相關，文化事業財政補貼增加1%，碳排放量將減少0.88%，文化事業基本投資沒增加1%，碳排放量將減少1.08%。
（三）格蘭杰檢驗。根據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原理，運用Eviews6.0，對金華市碳排放量與文化事業財政補貼和文化事業基本建設投資兩個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表3）可以看出，不管是文化事業財政補貼還是文化事業基本投資都拒絕了5%的原假設，這說明文化產業發展是碳排放量增加的Granger原因，但碳排放量并不是文化事業發展的Granger原因。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通過金華市2000～2011年的相關數據分析了碳排放量、文化事業財政補貼和文化事業基本投資三者的關系。檢驗了三者之間的協整關系，得出如下結論：（1）文化事業財政補貼和文化事業基本投資三者之間存在著穩定的聯系；（2）文化產業發展是碳排放量減少的Granger原因，但碳排放量并不是文化事業發展的Granger原因。
因此，我們提出如下政策建議：（1）促進文化產業的進一步發展。應加大政府對文化產業部門的支持力度，從資金和政策等方面大力扶持傳統和現代文化產業的發展。通過這些領域的發展來改善經濟運行質量，減少碳排放量；（2）提倡低碳理念，通過政策引導，形成低碳經濟發展的長效機制。低排放、低耗能和低污染的發展理念要深入人心。
主要參考文獻：
[1]周富華.金華市低碳經濟發展水平分析[D].浙江師范大學，2011.
[2]朱華友等.基于碳排放控制的區域產業轉型研究——以浙江省金華市為例[J].經濟問題探索，2011.7.
[3]高云虹，王美昌.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的廣義脈沖響應函數分析——以江西省為例[J].經濟問題探索，2011.6.
[4]王怡.中國環境規制、技術創新與碳排放量的實證研究——基于協整檢驗和Granger因果分析[J].工業技術經濟，2012.6.
作者：楊玉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