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太陽能光伏產業擁有良好的發展前景和廣闊發展空間，是引領社會和經濟長遠發展的重要力量。由于太陽能光伏產業的發展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我國于2005年出臺一系列促進其發展的相關法律，如《可再生能源法》等，為太陽能光伏產業快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環境。2009年，國家實施“光電建筑”和“金太陽”示范工程，各地方政府也紛紛出臺各種優惠政策，進一步促進我國太陽能光伏發電市場的發展。眾多優惠政策的實施促進了太陽能光伏產業的快速發展，2009年我國太陽能光伏發電裝機容量躍居世界第一。
盈余管理是企業管理者運用會計方法使管理者自身利益和公司價值達到最大化的、符合會計準則要求的行為。國內學者關于盈余管理的研究大多集中于A股上市公司，而對特定行業的研究較少。太陽能光伏上市公司由于內外部環境的特殊性和行業自身發展的瓶頸，其盈余管理行為既有上市公司的共性，也存在其自身的獨特性，比如運用盈余管理獲取國家和地方政府的補貼、專項撥款以及政策優惠等等。因此，有必要對太陽能光伏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展開專門研究。
本文在借鑒國內外學者盈余管理研究相關成果的基礎上，通過截面瓊斯模型對太陽能光伏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本文的研究對于正確認識太陽能光伏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改善太陽能光伏上市公司會計信息質量，提高投資者決策有效性，具有積極的意義。
二、文獻回顧
西方經濟學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盈余管理的動機、手段、影響因素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瓊斯（1991）指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動機主要有資本市場動機、履行契約動機和稅收動機，盈余管理的手段主要有操縱收入和費用的確認時間、進行關聯方交易和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等。帕斯亞托（2008）認為影響盈余管理的因素有：規模、成長性、資產結構、現金流、波動性等。
與國外相比，我國關于盈余管理問題的研究起步較晚，而且偏重于以主板上市公司為樣本，對國外理論進行實證研究。孫錚、王躍堂（1999）以1997—1998年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的數據為樣本，選擇ROE作為指標，運用統計檢驗方法分析上市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為。研究發現上市公司確實進行了盈余管理，其盈余管理的行為與政府的監管政策中的配股、特別處理和摘牌政策有著密切聯系。陸正飛、魏濤（2006）對中國上市公司利用盈余管理的行為和非經常性損益的關系進行研究。他們認為上市公司利用非經常性損益進行盈余管理以達到配股政策的要求，而且配股成功后，一旦上市公司不采用非經常損益進行盈余管理，其利潤會出現嚴重下滑。安進芳（2012）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動機進行研究，認為上市公司從事盈余管理動機有以下六種：稅收動機、高管更迭動機、公司代理人內部競爭動機、管理層報酬動機、銀行借款動機、實現盈利目標動機。
上述研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主板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然而，與主板上市公司相比，太陽能光伏上市公司存在規模小、上市時間短、核心技術落后、市場不完善等差異，導致有些研究結果未必能夠有效解釋太陽能光伏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因此，關于太陽能光伏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為的研究就變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
本文借鑒國內外盈余管理的相關理論，結合我國太陽能光伏上市公司的特點，研究太陽能光伏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與高管報酬、股權集中度、公司業績、經營活動凈現金凈額和資本結構的相關關系。
根據委托代理理論，所有者為激勵管理者努力工作，往往會將公司業績與管理者的薪酬福利相掛鉤。由于信息不對稱，所有者只能通過會計盈余水平來判斷管理者管理公司的業績和努力程度。這就使會計盈余成了影響管理者報酬的重要因素。因此，企業管理者會運用盈余管理手段調節會計盈余使其自身利益達到最大化。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太陽能光伏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與高管報酬正相關。
根據盈余管理相關理論，與股權分散的上市公司相比，高股權集中度的上市公司其大股東對董事會擁有更多的控制權，會通過關聯交易等方式進行盈余管理，降低會計信息質量，損害中小投資者的利益，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太陽能光伏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與股權集中度正相關。
公司業績作為衡量公司經營成果的重要指標，一直受到各相關利益者的高度重視。投資者用其判斷上市公司是否值得投資，監管部門用其考核上市公司是否滿足融資、配股以致停牌退市等重大事項的條件。因此，上市公司會出于實現投資者預期和達到融資、配股條件的動機，進行盈余管理以改善公司業績。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3：太陽能光伏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與公司業績正相關。
眾所周知，管理層進行盈余管理的動機有利潤最大化、利潤最小化、“大沖澡”等。當管理層出于利潤最大化動機時，往往通過操縱收入和費用的確認時間、進行關聯方交易等方式增加本期會計利潤，然而相關交易并沒有現金流流入企業，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不會隨之增加；當管理層出于利潤最小化、“大沖澡”等動機時，往往通過計提資產減值準備和非經常損益等方式減少本期會計利潤，而相關交易并沒有現金流流出企業，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不會隨之減少。所以，公司盈余管理與經營活動現金流凈額呈負相關關系。由此，我們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4：太陽能光伏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與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負相關。
根據信號傳遞相關理論，當上市公司資產負債率較高時，意味著其面臨較高的財務風險。這時，管理層為增強投資者信心，往往會選擇通過盈余管理來改善公司業績，從而向投資者發出有能力償還債務的積極信號。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5：太陽能光伏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與資產負債率正相關。
（二）樣本的選取和數據來源及變量的定義
本文以2009—2011年期間在深圳證券交易所和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29家太陽能光伏上市公司為樣本，運用最小二乘法進行實證分析。樣本數據來源于聚源數據工作站、深圳證券交易所和上海交易所網站。
本文結合太陽能光伏上市公司特點，共設計了6個變量：盈余管理、高管報酬、股權集中度、每股收益、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資產負債率。變量具體定義如表1所示。
表1中的被解釋變量DA（盈余管理），本文使用截面瓊斯模型度量其程度，具體如下：
DA=TA/A-NDA
其中，DA是公司本期的可操縱性應計利潤，代表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TA為公司包含線下項目的總應計利潤，即TA=NI-CFO，其中NI為凈利潤，CFO為經營活動現金流量凈額。A為公司上期期末總資產。NDA為公司本期的非操縱性應計利潤，可由方程（1）得出。
NDA=？琢1（1/A）+？琢2（？駐REV/A）+？琢3（PPE/A） （1）
方程（1）中，ΔREV為公司本期主營業務收入和上期主營業務收入的差額。PPE為公司本期固定資產原值。？琢1、？琢2、？琢3為行業專屬系數，可由方程（2）計算得出。
GA/A=？琢1（1/A）+？琢2（？駐REV/A）+？琢3（PPE/A）+？著 （2）
方程（2）中，GA是公司的線下項目前總應計利潤，即GA=EBXI-CFO，其中EBXI為經營利潤，CFO為經營活動現金流量凈額。？著為殘差項。
四、實證分析
（一）模型建立
本文以盈余管理為被解釋變量，以高管報酬、股權集中度、每股收益、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資產負債率為解釋變量，建立以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具體如下：
DA = ？茁0 + ？茁1TOP3 + ？茁2TOP10 + ？茁3EPS + ？茁4CFO +
？茁5LEV+？著
（二）描述性統計分析
對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
第一，我國太陽能光伏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盈余管理行為。2009—2011年太陽能光伏上市公司的DA均值為-0.02，其盈余管理程度弱于A股整體水平。本文認為這和太陽能光伏公司的上市時間較短有關。同時，2009—2011年度太陽能光伏上市公司DA的最大值為0.12，最小值為-0.28，說明該行業盈余管理程度存在一定差異。
第二，太陽能光伏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受股市大環境影響。當處于牛市時，管理層傾向于披露利潤和向投資者傳達積極信號；當處于熊市時，管理層傾向于隱藏利潤或者少披露利潤。2009年太陽能光伏上市公司的DA均值為正，股市出現了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反彈行情，太陽能光伏上市公司傾向于披露利潤和向投資者傳達積極信號；2010年、2011年太陽能光伏上市公司的DA的均值有所下降，說明這兩年股市疲軟，所以太陽能光伏上市公司傾向于調低利潤。
（三）回歸結果分析
本文采用SPSS17.0統計軟件對上述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從回歸結果可以發現，回歸模型調整后的R2為0.465，該回歸模型的擬合優度較高，解釋變量有較強的解釋能力。回歸模型中各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VIF）均小于10，表明各解釋變量不存在顯著的多重共線性。在該回歸模型的回歸分析中，高管報酬（TOP3）與盈余管理程度（DA）的回歸系數為0.03，在1%的水平下顯著正相關，故支持假設1；股權集中度（TOP10）與盈余管理程度（DA）的回歸系數為0.001，在5%的水平下顯著正相關，故支持假設2；每股收益（EPS）與盈余管理程度（DA）的回歸系數為0.03，p值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故否定假設3；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CFO）與盈余管理程度（DA）的回歸系數為-0.001，在5%的水平下顯著負相關，故支持假設4；資產負債率（LEV）的回歸系數為-0.0004，p值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故否定假設5。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就29家太陽能光伏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結論如下：
第一，對于太陽能光伏上市公司，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響后，高管報酬對盈余管理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與Koch和Wall（2000）的觀點一致。上市公司的管理層出于平滑盈余、大沖澡、著眼當前、最大化可變性等四種動機的驅動，根據企業實際的經營情況進行盈余管理，以保證自身薪酬的最大化。
第二，股權集中度對盈余管理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說明太陽能光伏上市公司的股權集中度越高，操縱盈余的機會越高。這與黃謙（2006）的觀點一致。
第三，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對盈余管理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這是因為企業的營業收入可以由現銷和賒銷兩種方式取得。營業收入由現銷方式取得會體現在現金流量表中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里。這部分一般來說進行盈余管理的難度較大，企業一般會通過構造賒銷交易進行盈余管理。不過，賒銷方式在增加營業收入的同時，也增加了應收賬款。企業使用應計利潤法進行盈余管理之后，各年凈利潤自然會出現變動，然而現金流量不會隨之改變，所以二者呈負相關性，這也證實了Barth et al.（2008）的觀點。
第四，每股收益和資產負債率對盈余管理沒有顯著的影響。這與國外學者和夏立軍等（2005）的研究不一致。究其原因，2009—2011年太陽能光伏上市公司平均負債率為50%，資本結構較合理，無嚴重的償債壓力。同時，太陽能光伏上市公司得到國家相關稅收優惠、專項資金補貼和低息貸款的支持，資金來源較充裕，無迫切的大規模融資需求，故也沒有強烈動機對每股收益和資產負債率進行盈余管理。
綜上所述，高管報酬、股權集中度、經營活動凈現金凈額對盈余管理有顯著的影響，而公司業績和資本結構對盈余管理沒有顯著的影響，體現了太陽能光伏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特殊性。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首先，應完善企業會計準則體系，規范太陽能光伏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為。現有的會計準則體系，既為企業會計工作提供了基本的行為規范，也為管理層提供了一定的自主選擇空間，為其進行盈余管理提供了客觀條件。因此，政府應完善企業會計準則體系，合理地減少會計準則中的自主選擇項目，壓縮太陽能光伏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空間，以限制其盈余管理的范圍，增加其盈余管理的難度。
其次，應優化太陽能光伏上市公司管理者報酬結構。逐步建立健全以會計信息為基礎的短期激勵與以市場價值信息為基礎的長期激勵相結合的報酬結構，將管理者利益與股東利益捆綁在一起，引導管理者注重提高企業總體價值。
最后，應健全太陽能光伏上市公司獨立董事制度。適當地增加董事會中的獨立董事的比例，一定程度上提高獨立董事的報酬，強化獨立董事履行責任的意識，充分發揮獨立董事對大股東的監督、制衡的作用，保障投資者利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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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逸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