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選取2011年275家制造業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采用因子分析法，對不同生命周期階段企業披露各利益相關者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的水平進行評價。
【關鍵詞】 企業社會責任 會計信息披露 生命周期
一、文獻回顧
國外學者McWiliams 和 Siegel（2001）引入廣告投入和研發投入兩個變量來研究企業社會責任和生命周期的關系。Carrasco（2007）指出在任意給定的組織生命周期階段，由于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對于滿足組織的需求不一樣，鑒于各利益相關者的不同特征，社會責任為滿足他們的需求也表現出差異性。Adizes I.（1989）認為企業在初創期就應該對各利益相關者承擔社會責任，即意味著企業一經成立就要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Robbins和Kurt（1997）提出在市場發展的不同階段，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不同。
國內學者王加燦（2006）從不同的生命周期角度來分析企業的社會責任管理，提出企業必須依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和所處的特定生命時期進行社會責任管理。王慧、王建瓊（2008）結合企業各生命周期的特征，構建企業社會責任分級模型，并驗證了其合理性。侯婷婷（2009）從企業生命周期的視角出發，驗證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程度與企業綜合績效的關系。肖旻（2010）、李穎（2012）提出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企業應選擇相應的社會責任戰略和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
總的來說，學者們將生命周期與企業社會責任結合起來研究還不夠深入，且大多從理論出發，以定性研究為主。本文以制造業上市公司為樣本，依據企業生命周期理論，將企業分為初創期、成長期、成熟期、衰退期四個階段，對處于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水平進行評價。
二、研究設計
1. 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由于制造業上市公司主要是生產和提供產品，受到行業競爭和產品市場多重因素的影響會形成不同的增長速度，生命周期特征顯著。因此，本文選取滬深股市275家制造業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數據來源于相關公司2011年度報告和國泰安數據庫，采用統計軟件Excel2007和Spass17.0進行數據分析。
2. 企業生命周期的劃分。目前學者對企業生命周期劃分的研究比較有代表性的有： Churchill（1983） 從管理因素和企業規模兩方面來描述企業生命周期階段，提出五階段成長模型；Adizes（1989）依據企業的靈活性和可控性將企業生命周期劃分為10個階段，這兩位學者主要采用的是定性研究方法。
Miller和Friesen（1984）將調查問卷和案例研究相結合，將企業的銷售增值率、成立年限及組織行為、組織結構等作為指標來研究企業的生命周期；Pashley和Philippatos（1990）運用18個常用的財務指標來劃分企業生命周期，Anthony和Ramesh（1992）采用多變量排序法來判斷企業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Dickinson（2006）參照經營現金凈流量、投資現金凈流量和籌資現金凈流量三種現金流的信息特征的組合來劃分企業所處的生命周期，這四位學者主要采用的是定量研究方法。
Dickinson（2006）采用的現金流組合法，克服了單一變量作為劃分依據的缺陷，同時又不存在多變量排序法的弊端，數據較容易獲取，可運用到不同行業大量的樣本中。因此，本研究選擇現金流組合法對樣本按其所處的生命周期進行劃分。Dickinson的現金流組合法關于企業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現金流的信息特征組合見表1，采用Dickinson的現金流組合法對研究企業進行生命周期劃分結果見表2。
3. 評價指標體系設計。本文以利益相關者理論為基礎，從股東、債權人、員工、消費者、政府、社區和供應商7個方面構建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評價指標體系，見表3。
三、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水平評價
1. 描述性統計分析。對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樣本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發現處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業在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方面存在一定的差異。
初創期：工資福利率、人均職工薪酬的均值最小，主要原因在于：初創期的企業剛剛起步，能在市場中立足是其首要目標，以經濟利益最大化為宗旨，因而忽略對員工的關注。
成長期：每股收益、凈資產收益率、資產保值增值率的均值較大，可以解釋為：在成長期，企業生產規模迅速擴大，需要加大對基礎設施、技術能力、人力資本等方面的投資，因此企業存在資金短缺的問題，需要通過發行債券和股票等方式來滿足資金需求，能夠較好地兼顧股東權益。
成熟期：每股收益、凈資產收益率、資產保值增值率的均值較大，成熟期時，企業經營狀況良好，擁有較強的股利支付能力，可以給股東更多的分紅；流動比率的均值最大，資產負債率的均值最小，說明當企業處于成熟期時給債權人帶來的融資風險是最小的，同時也揭示出企業對資金的利用率低，不愿過多地負債經營；成熟期的資產稅費率最大，罰款支出比率最小，這可能與政府的稅收強制性以及出臺的各項規章制度的約束力有關，成熟期企業也更有能力來履行對政府的責任；總的來說，企業捐贈額占營業收入的比例較低，成熟期時其均值達到最大，這意味著企業在這一階段積極承擔扶貧濟困、增加就業率、加大捐款力度等慈善事業責任，對社區貢獻不斷加大，在公眾面前樹立良好形象。
衰退期：工資福利率、人均職工薪酬的均值最大，主要由于當企業處于衰退期時，成本費用居高不下，利潤劇減，大量裁員，員工的工資和福利卻沒有相應減少；主營業務成本率的均值達到最大，這說明企業處于衰退期時往往傾向于給消費者更多的優惠以挽回不利局面。
2. 因子分析。采用Spass17.0對樣本數據進行處理，由于所選取的275家公司大部分沒有披露罰款支出額和捐贈金額，因此我們在做因子分析時剔除這兩個指標。資產負債率為逆指標，取其倒數將其正向化。此外，為了消除不同指標間量綱和數量級的影響，將各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利用KMO和Bartlett球度檢驗進行因子的適宜性分析，經檢驗，KMO的值為0.632，大于0.5，Bartlett球形度檢驗的概率為零，小于顯著水平0.05，因此數據適合做因子分析。
對相關系數矩陣進行方差最大化旋轉，選取特征值大于1的7個因子，這7個因子的累積方差貢獻率為80.127%，表明能較好地反映原始數據的信息。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見表4。
流動比率、資產負債率在主因子F1上的載荷較大，分別為0.952和0.932，將F1命名為債權人責任因子；每股收益、凈資產收益率、資產保值增值率在主因子F2上的載荷較大，分別為0.821、0.759和0.697，將F2命名為股東責任因子；資產稅費率在主因子F3上的載荷較大，為0.831，將F3命名為政府責任因子；人均職工薪酬、工資福利率、社保提取率在主因子F4上的載荷較大，分別為0.907、0.882和0.814，將F4命名為員工責任因子；就業貢獻率在主因子F5上的載荷較大，為0.613，將F5命名為社區責任因子；應付賬款周轉率、現金應付賬款比率在主因子F6上的載荷較大，分別為0.901和0.863，將F6命名為供應商責任因子；銷售增長率、主營業務成本率在主因子F7上的載荷較大，分別為0.737和-0.678，將F7命名為消費者責任因子。
采用回歸法估算出各因子的得分，并以各因子方差貢獻率的比重作為權重，進行加權匯總，得出樣本公司社會責任的綜合得分F，即：
F=（21.541%F1+13.853%F2+10.962F3+10.376F4+8.650F5+7.447%F6+7.298%F7）/80.127%
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列出綜合得分前10名（表5）和后10名（表6）的樣本公司綜合得分以及各因子得分。
由于本文數據已經過標準化處理，因此，各因子和綜合得分的平均值為零，即整個樣本的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平均水平定為零。從表5、表6可以看出，綜合得分達到平均水平的有113家，占41.09%，說明樣本企業的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總體上尚未達到平均水平。
從各因子的得分來看，81家企業的債權人責任因子在平均水平之上，占29.45%；116家企業的股東責任因子在平均水平之上，占42.18%；123家企業的政府責任因子在平均水平之上，占44.73%；96家企業的員工責任因子在平均水平之上，占34.91%；102家企業的社區責任因子和供應商責任因子均在平均水平之上，占37.09%；128家企業的消費者責任因子在平均水平之上，占46.55%。各責任因子達到平均水平的樣本數量比例介于30% ~ 50%之間，均未超過一半，表明樣本企業應加強對社會責任的關注和履行。此外，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存在兩極化趨勢，各主因子的最大最小值的差距還是比較大的，如主因子F4、F5、F6的最大值分別為12.07、14.46、8.20，而最小值分別為-1.94、-0.93、-2.18。
從表6可以看出，綜合得分后10名的樣本公司各因子的得分絕大多數為負值，在平均水平之下，排名也大多處于中下游，表明后10名公司對各利益相關者的責任履行普遍較差。前10名的樣本公司中，成熟期企業占到總數的一半，說明企業處于成熟期時能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水平比較高。處于其他生命周期的企業由于企業規模、綜合實力各方面相比成熟期企業都較差，因此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也不理想。其中初創期和衰退期企業一共有3家，也從側面說明處于這兩個生命周期的企業雖然經營狀況較差，但這并不代表它們就不需要承擔社會責任。相反，它們依然可以盡其所能地履行好社會責任。
就各因子的得分和排名來看，位于前三名的分別是員工、債權人和社區責任因子。600869重視員工的福利待遇，每年的第一號文件就是內部薪酬制度，而且每年的經營目標就是員工的薪酬和福利較上一年有所增長，就是在金融危機的形式下，薪酬也增長了30%；企業建立了慈善基金會，幫助殘疾大學生創業，支持希望小學、敬老院等，現有在職殘疾員工占到員工總數的28%左右；此外企業還獲得“中國誠信經營企業”、“全國守合同重信用企業”、“全國用戶滿意企業”等稱號。相反，000751排名倒數第一，除了對消費者責任因子的信息披露較為完善外，對其他利益群體的責任信息披露均較差。000751是一家衰退期企業，如今公司面臨破產重整的困境，在經濟運行中出現重大虧損。
四、結論
可以看出，我國企業整體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水平還比較低，各企業應加強對社會責任的履行，更多地披露社會責任信息；不同企業對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水平存在較大差異，應規范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制度，制定統一的社會責任會計核算準則。
總的來說，成熟期企業的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水平高于處于其他生命周期的企業，但是初創期乃至衰退企業仍然可以較好地履行社會責任，雖然履行社會責任會使企業的經營成本提高，但依然可以提升企業業績，建立新的差異化競爭優勢；成熟期企業有時也可能出現怠于關注社會責任的現象，因此成熟期企業應利用自身優勢，重視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以滿足公眾的普遍期望，提升企業形象。
【注】 本文系黑龍江省農墾總局科技攻關項目“墾區社會責任研究”（編號：HNK12A-14-09）和“黑龍江省國有大中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編號：XDB2012-11）的階段性成果。
主要參考文獻
1. 斯蒂芬·羅賓斯著.孫健敏等譯.管理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2. 王加燦.基于生命周期理論的企業社會責任管理.企業研究，2006；5
【作 者】
董淑蘭 嚴秀麗
【作者單位】
（黑龍江八一農墾大學會計學院 黑龍江大慶 163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