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在回顧國內外對通貨膨脹目標制研究的基礎上，對隱性通貨膨脹目標制操控機制進行了分析，認為隱性通貨膨脹目標制兼具中長期固定性與短期靈活性，能在追求某一目標的同時兼顧其他宏觀目標。
【關鍵詞】 隱性通貨膨脹目標制 貨幣政策 利率市場化
相對于硬性通貨膨脹目標制，隱性通貨膨脹目標制則兼具靈活性與固定性，我國雖然沒有明確公布施行通脹目標制，但以“貨幣穩定來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實質上就是隱性通脹目標制，它的固定性體現在中長期通脹目標的堅守上，而靈活性則體現在短期基準利率的滑動上。2007年爆發的世界性金融危機進一步證明了通脹目標制的可用性。“十八大”提出要保持貨幣政策的穩定性與連續性，研究隱性通脹目標制的操控機制，可以加深對我國現行貨幣政策隱性通脹目標制特征的自覺性認識，為加快推進貨幣政策改革提供理論基礎和實踐參考。
一、研究綜述
1. 國外的研究。為了尋找既能保證經濟持續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又能實現國際收支平衡的貨幣政策，貨幣主義的“單一規則”和凱恩斯主義的“相機抉擇”理論長期爭論不休。但經濟運動的復雜性決定了事實上不會有能同時實現多個目標的貨幣政策，而只能是以某一目標為主同時兼顧其他目標。
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1977）、卡爾沃（1978）先后提出了實質上是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某些觀點，他們指出：既然最低水平的通脹率也是有害的，那么為什么觀測到的通貨膨脹率又總是正的呢？究其原因：一是極低的通脹率會促使公眾進行逆向價格預期，二是極低的通脹率會抑制產出。公眾的利率下降預期與資產價格上漲引發的投資沖動相結合會促使通脹率上升，積聚金融風險，促使產出水平超過自然產出水平，扭曲市場資源配置。既然極低的通貨膨脹率難于控制，而且具有很強的慣性，因此必須給通脹率定一個目標。
巴羅和戈登（1983）指出，雖然很多人認為相機抉擇比單一規則好，事實上人們確實也這樣做了，但事實證明限制性的貨幣政策要遠比相機抉擇效果好。新西蘭的荷勞德（1990）在《政府放松通貨膨脹目標的壓力》一文中也指出了對通貨膨脹進行目標化管理的必要性。斯文森（2011）認為，通貨膨脹目標制就是將貨幣政策授權給中央銀行的一種政策目標規則。具代表性的文獻還有Horváth和Mateju（2011）、Jeffrey Frankel（2012）等，這些學者主要是強調通脹目標制的固定性含義，認為在英國和愛爾蘭通脹目標完全是由政府決定的。
在通脹目標制的靈活性管理方面，Debelle和Fischer（1994）認為：作為貨幣政策框架，通貨膨脹目標制只有在中央銀行真正信守承諾的條件下才會發揮作用，而中央銀行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會使它在追求通脹目標的同時關心產出、就業和國際貿易等一系列變量，這種復雜性使得短期通脹目標會呈現出非穩定性特征。羅戈夫（1985）通過目標函數研究了央行行長在通貨膨脹目標制設置中的作用。瓦什（1995）、赫倫道夫和洛克伍德（1996）構建了視經濟狀況而定的通貨膨脹目標制模型。Walsh（2009）、Blanchard等（2010）、斯文森（2011）等認為本次金融危機過后，通脹目標制應該更多的考慮企業財務的穩定性，適當縮小目標的收斂空間。
2. 國內的研究。國內對通貨膨脹目標制的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李揚（1996）在論文中介紹了英國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情況。汪洋（2001）通過分析泰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變化，介紹了泰國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原因與具體做法。范艷霞（2001）通過分析西方國家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演進的過程發現，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是解決經濟與社會重大問題的需要。劉衛江（2002）分析了實行不同類型通貨膨脹目標制的經濟條件，主張通過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解決中國貨幣供應量目標周期性失控的問題。孔燕（2008）從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制度條件、經濟條件和貨幣政策的要素體系等方面論述了通貨膨脹目標制在中國的適用性。羅敏（2012）分析了新興市場國家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實現途徑。張婷婷（2012）認為我國目前引進通貨膨脹目標制存在一定的困難，但隨著貨幣政策環境的改善，通脹目標制應是貨幣政策改革的努力方向。
目前公認實行隱性通脹目標制的國家是美國，然而從貨幣政策的運行軌跡上看中國實際上也是，只是絕大部分人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對隱性通脹目標制沒有自覺地加以利用。上述國內外學者從不同角度對通貨膨脹目標制所進行的研究，內容涉及通脹目標制的可行性、實行條件與標準設計等，但專門研究隱性通脹目標制、特別是以中國現行貨幣政策為基礎并進行隱性通脹目標制改進的文獻基本上沒有。這也是本文的研究出發點。
二、隱性通貨膨脹目標制操控機制
隱性通貨膨脹目標制的運行機制可以分為以下幾個環節：①分別設定短期、中期和長期通貨膨脹目標；②工具選擇；③利用預期理論模型對實際通貨膨脹進行預測；④決定工具的操作幅度，縮小通貨膨脹預測值與目標值之間的差距。
1. 通脹目標的確定。通貨膨脹目標的決定首先是為了穩定物價，而價格水平的確定又要首先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所以從理論上說通貨膨脹目標應該由政府確定。但是，由于通貨膨脹目標涉及到貨幣政策工具的優化選擇、政策傳導過程中多個領域的交互影響，需要高深的貨幣銀行與信用知識，所以政府在確定貨幣政策目標時往往離不開中央銀行的參與。
比如，1990年1月生效的《新西蘭儲備銀行法》要求財政部長與儲備銀行行長進行協商制定并向公眾公開政府的政策目標協議，除新西蘭外，加拿大、澳大利亞、匈牙利和南非也是政府與中央銀行協商決定通脹目標；英國、巴西、泰國、菲律賓、以色列、印度尼西亞和挪威是政府決定，但是征求央行意見；挪威是政府決定；瑞典、墨西哥、西班牙、波蘭、智利和芬蘭由央行決定。
實踐證明，在通貨膨脹目標決定問題上實行政府與中央銀行相互制約、聯合決定是一種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是政府的偏好，為了使自身目標函數最大化，在盡力增加財政支出的同時，往往伴隨貨幣政策的擴張。中央銀行在與政府簽訂貨幣政策協議之后，它首先關心通貨膨脹既定目標的實現，同政府相比，它一般傾向于規則性貨幣政策操作。由政府與中央銀行聯合決定通貨膨脹的目標，一是增加了科學性，有效防止不理智的偏好因素，同時也促使公眾監督的目標超越貨幣政策的范疇。
在聯合制定貨幣政策的形式上，英國的做法值得效仿。1997年6月成立的名為貨幣政策委員會的機構（由中央銀行行長、2名中央銀行副行長、2名其他銀行的執行董事和4名學術界和金融部門代表組成）使聯合決定機制有了組織保證，運行機制也從以前的隨時召集轉向正規化和制度化。貨幣政策委員會決定的通貨膨脹目標必須與國家利益一致，否則政府有權否決中央銀行的通貨膨脹目標追求。很明顯，英國的貨幣政策目標實質上就是經濟增長目標的另外一種表現形式，凱恩斯的政府干預思想在這里根深蒂固。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只是體現在對基準利率的控制上，或者說體現在對經濟運行的基本面的控制上。
我國一直以來的做法是：先由政府敲定年度經濟增長率，然后以此為依據對通脹率進行預測，并由央行對通脹率目標進行維持，沒有發揮利用通脹目標調節經濟增速、就業與國際收支的能動作用。圖1是我國1985年至2008年3月25日的法定準備率變動情況：
將圖1數據與加拿大等實行通脹目標制的發達國家相對比，可發現兩個問題：一是我國法定準備率每次調整幅度為0.5個基點，而加拿大為0.25個基點，貨幣當局連續提高法定準備率治理通脹的意圖雖然明確，但是具體目標點模糊。觀察美國的隱形通脹目標制發現，雖然其具有較大靈活性，但是美聯儲官員總是在公開的媒體或場合公布基準利率水平及維持基準利率不變的持續時間，這相當于間接公布通脹目標。
相比之下，我國法定準備率的現行調整方式有兩個問題需要改進：一是縮小調整幅度，增加調整頻次，幅度過大不利于預期引導的穩定性，準備率調整實際上資源配置的一個試錯過程；二是要給基準利率定目標“錨”，并表明在一定時間內維持目標“錨”穩定性的政策意圖。
2. 關于CPI的統計標準。用CPI衡量通脹水平雖然是各國的普遍做法，但是，通貨膨脹目標制國家在計算CPI時所選擇的物品與勞務的范圍是有區別的。
瑞典在1993年1月采取通貨膨脹目標時，是以整體CPI作為衡量指標的，就是在CPI中沒有剔除某些臨時性價格變動因素的影響。瑞典通貨膨脹的時間區間為3年，在這期間，通貨膨脹率要控制在1% ～ 3%的范圍之內。瑞典選擇整體通貨膨脹率作為目標，是為了反映該指標在匯率政策制定與工資指數確定方面所起到的核心作用。實際上，瑞典是一個高度開放的貿易小國，匯率與價格的任何變動對幾乎所有商品均有影響，使用整體CPI可以減少價格變動的脆弱性與過度靈敏性，這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了瑞典通貨膨脹目標不太透明的原因。隨著時間的推移，為了提高公眾通貨膨脹預期的準確性，需要對相關計算數據的穩定性進行規范，瑞典從1997年12月開始在其《通貨膨脹報告》上刊登剔除間接稅、津貼和房產所有者住宅貸款利息成本后的CPI通貨膨脹預期信息。
新西蘭是一個歷史上通貨膨脹極其嚴重的國家，從1974年到1988年其累計通貨膨脹達到480%。20世紀80年代初期，其通貨膨脹率暫時降到5%以下。抑制通貨膨脹是1984年選舉之后的新政府與新西蘭儲備銀行所面臨的迫切問題。考慮到控制通貨膨脹的艱巨性，在1999年1月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伊始，新西蘭儲備銀行就不用整體CPI，而采用基底或核心通貨膨脹指標，并且將實現通貨膨脹目標的時間區間分成幾段。這樣做的原因是由于新西蘭社會具有根深蒂固的通貨膨脹預期意識，采用基底通貨膨脹可以增加控制通貨膨脹的準確性，從而提高中央銀行在公眾心目中的地位與形象。
英國在通貨膨脹目標的衡量上不同于瑞典，也有別于新西蘭，它采用剔除抵押貸款利息支出的零售價格指數（RPIX），RPIX是介于整體通貨膨脹與基底通貨膨脹之間的一種折中指標。使用這樣的指標可以一箭雙雕：一是增強通貨膨脹預期的準確性，二是由于英國的通貨膨脹目標是用點來表示，但同時又沒有規定點移動的上下限，也沒有硬性規定目標期間的終點，這樣就給英格蘭銀行實現其通貨膨脹預期提供了既全面又能在負責任的前提下對公眾公布通貨膨脹目標相關數據的條件。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平均較低的收入水平使人們對通脹的承受力也較低，通貨膨脹率不穩定會對居民的消費預期與投資行為產生重要影響。從上述幾個國家看，它們在CPI統計數據的選擇范圍上雖有所不同，但是提高公眾對通脹率變動預期的準確性是其共同特征。我國CPI的計算是采用大宗大類商品價格，沒有剔除石油、房價等隨機沖擊因素，通貨膨脹率的波動幅度明顯大于上述國家。中外對比見圖2：
據《2011年統計年鑒》資料，我國2010年通脹率為3.3%，如將中國計算在內，實行點目標的共有11個國家，均值為2.66%，我國通脹的波幅大于除巴西以外的其他所有國家。在隱性通脹目標制環境下，央行的貨幣政策導向本來就弱化，而過大的通脹波動幅度極易使公眾對未來的通脹預期產生較大偏差，增加經濟調控成本。因此，我國在計算CPI時應剔除石油價格、房價這兩個非正常沖擊因素，改進未來通脹預期，排除特殊領域震動對總體價格指數產生的實質性影響。偶發的價格變化不能持續引起貨幣性通脹，所以應當避免把貨幣政策的決定建立在這些價格變動之上
3. 目標定位的準確性要求。通貨膨脹目標的定位目前有兩種基本形式，即區間目標和點目標。區間目標的好處是它給中央銀行提供了政策操作的寬泛空間，在臨時性沖擊來臨之時，它增強了對沖擊的抵抗力，也可減少被迫變動操作工具而產生的政策不穩及隨之而來的預期波動。一般來說，在中央銀行獨立性較強的國家，由于貨幣政策執行中的時間不一致和多個領域交互影響的原因，目標的準確性難以精確控制，故適合實行區域性目標。
區間目標的形式基本上有兩種，即帶中間點的和不帶中間點的。新西蘭、加拿大的目標區有中間點，前者在1991年時其目標區為0% ~ 2%，中間點為1%，后者在1992年底時中間點為3%，目標區間為0% ~ 4.2%。以色列的目標區間則沒有中間點。期間目標的缺點是中央銀行不能給公眾一個明確的信息，透明度較差，可能引起公眾對中央銀行執行政策能力的懷疑與信心尚失等。
點目標克服了目標值在一定區間內隨機擺動的不確定性，強化了目標的簡潔、清晰和易于理解等特征，便于公眾進行預期參考和目標值偏離監督，對中央銀行操作政策的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點目標的含義不是說通貨膨脹目標制盯住目標點絕對不能動，它可以圍繞目標點有一定的靈活性，而且這種靈活性可以是圍繞目標點做對稱或不對稱的上下運動，從這個意義上說，區間目標倒是顯得比較剛性。
英國、西班牙、芬蘭和挪威等都是實行點目標的國家。在研究了這些國家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原因和目標制操作過程后發現，它們（如英國和西班牙）在實行目標制之前都是將匯率或貨幣作為貨幣政策的目標的，由于遭受20世紀70 ~ 80年代滯脹的打擊，其貨幣政策目標便開始轉向。英國到1992年上半年經濟開始出現上升態勢，其政府越來越認識到，穩定價格，增強公眾對貨幣政策的信心，是實現整體經濟增長的必備前提，而以匯率為貨幣政策核心的機制被證明具有片面性，不利于增強國家的整體經濟能力。這樣分析下來就不難看出，實行點目標的國家，其通貨膨脹目標水平的確定是該國整體經濟發展水平的表現。自1997年6月開始英國將長期通貨膨脹目標（RPIX）定為2.5%，在追求這一目標時，政府賦予中央銀行圍繞點目標上下各1%浮動權利。通過與公眾耐心細致的積極溝通，讓公眾理解點浮動的必要性與中央銀行維持點目標的堅定性，是英國等國家取得點目標操作成功的可貴經驗。
從實踐看，不論是實行點目標還是區間目標，其政策運行特征有兩點趨同：在采用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初期，不管點目標還是區間目標一般波動幅度較大，而當通貨膨脹預期進入穩定狀態后，通貨膨脹目標開始向點目標收斂。按照隱性通脹目標制的操控機制，我國應選擇何種通貨膨脹目標形式，目標定位應控制在何種水平？可試著從兩個方面尋找答案：一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通貨膨脹的運動軌跡與后金融危機時代的通脹趨勢，二是我國公眾的思維習慣。下表1為我國1980年以來的通脹數據：從表1可看出，除去1988年、1989年、1993年、1994年和1995年等個別年份外，1980年至2010年我國平均通貨膨脹率為3.1%。在改革開放30年間，第一個10年（1980 ~ 1989）經歷了2年的惡性通貨膨脹；第二個10年（1990 ~ 1999）經歷了3年的惡性通貨膨脹；而第三個10年（2000 ~ 2010）沒有出現10%以上的惡性通脹，且通脹率平均為1.9%。
按照預期理論，今后10年應將2%的點目標作為通貨膨脹目標的控制水平，但考慮到我國利率市場化尚未完成，企業對利率變化的反應靈敏性較差等原因，應將3%作為點目標，并根據情況可以圍繞3%做上下各1%的浮動。采用點目標也符合我國公眾的思維習慣。北京大學心理學副教授侯玉波認為：我國公眾的思維具有中心導向性、背景性和變化性，點目標恰好具備這些特性，它在帶給公眾明確信息導向的同時，會使公眾對央行的政策偏離給予充分的社會經濟背景理解。
4. 目標期間操作上的靈活性。不管是區間目標還是點目標，都有一個實現通貨膨脹目標的時間問題。這個時間的長短取決于中央銀行的內部決策過程、貨幣政策傳導的效率、金融市場的發育程度等，有關研究表明，貨幣政策的滯后期一般為1～2年。所以，中央銀行在確定一個具體的通貨膨脹目標時，一定要考慮其實現這個目標的可能性。
在目標期間的設計上，一般是目標制實行的初期時間跨度較小，而后期則較長，而在目標寬窄度的設計上，是初期目標區域比較寬泛，后期則趨于狹窄。比如，新西蘭在1991年1月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時，其基底通貨膨脹為5%左右，到1992年底時實現價格穩定的目標，該目標被定位年通貨膨脹率在0～2%。雖然1996年新西蘭將其目標區從0～2%調整到0～3%，但這是中央銀行通過實踐認識到后者在控制通貨膨脹預期效果上比前者更好。
加拿大在1990年底時其通貨膨脹率為4%左右，在1991年2月公布的通貨膨脹目標方案中對目標期間的規定是：到1992年底，通貨膨脹目標區的中間點要達到3%，1994年6月時達到2.5%，1995年7月時達到2%。
目標期間設定行為上的先短后長反映了中央銀行信心的增強，而目標區間寬度逐漸趨窄則為中央銀行運用貨幣政策調整匯率與整體經濟平衡留下了空間。例如，在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前夕，瑞典的通貨膨脹率曾經從1992年12月的2%增至1993年1月的4.8%，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之后，其通貨膨脹目標區的安排是：1993年1月至1993年底，通貨膨脹率要降到1% ～ 4%，1994年1月到1995年底，通貨膨脹降到1%% ～ 3%。其間瑞典通貨膨脹一直動蕩不定，總體上趨于上升狀態，其中的主要原因是1992年12月瑞典克朗貶值對進口商品造成的巨大影響。為了抑制經濟衰退和貨幣進一步貶值，瑞典銀行先后8次降低利率借以刺激經濟、增加進口并從供給角度抑制通貨膨脹。不難看出，在對外貿易依存度較高的國家，目標區間寬度趨窄有利于通貨膨脹與本幣匯率間的協調與照應，而目標期間延長則有利于增強一國內外經濟的總體平衡。
對短期目標、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時間長度的確定，各國可根據治理通貨膨脹的緊迫性要求、難易程度和經濟狀況酌情而定。瑞典、澳大利亞和西班牙等國家的目標期間是3年，加拿大為5年，以色列為1年。下表2給出了一些國家的通貨膨脹目標期間情況：
從以往我國通脹爆發和治理過程看，基本上以3年為一個周期，從基于隱性通脹目標制視角對現行貨幣政策改革看，通脹目標的確定應包括經濟增長等信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計劃以5年為一個周期，價格環境應與此對應，所以通脹目標亦應以5年為一個周期，即以中期通脹目標管理為主。通脹目標還關系到匯率水平，關系我國進出口產品在世界市場競爭力與投資環境對比，因此在追求中期通脹目標的同時要特別關注匯率、國際收支等其他宏觀目標，適當放寬短期基準利率滑動的幅度，增加滑動頻次，使經濟內外均衡彼此照應。
三、結論
隨著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貨幣政策必須加快改革，既要強化市場對資源的配置，又要提高宏觀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管理的有效性，在現行貨幣政策的基礎上，引進隱性通脹目標制的一些重要規則進行改革，既符合自身的實際情況，減少貨幣政策改革成本，又符合國際貨幣政策發展變化之趨勢。
目前應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發揮基準利率在價格體系當中的定價作用，相對于使用法定準備率，基準利率滑動更具公眾預期引導的準確性和細膩度，一方面貨幣當局可通過基準利率直接觀察通脹水平決定利率平滑的頻次、幅度，另一方面公眾又可依據利率變化決定投資與消費，直接測算成本與效用函數，使宏觀經濟調控與微觀經濟主體的跟進緊密結合。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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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陳 明（教授）
【作者單位】
（渤海大學經法學院 遼寧錦州 12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