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資本監管與銀行風險承擔行為和貨幣政策之間的關系正成為國內外學者關注的焦點。本文通過對三者之間關系的分析發現，資本監管對銀行風險承擔行為具有正向和負向兩種影響；資本監管通過對銀行行為的影響進而影響貨幣政策傳導。在資本監管與銀行風險承擔行為和貨幣政策關系的分析基礎上，本文提出了在資本監管的背景下探討銀行風險承擔行為與貨幣政策之間關系的研究展望。
【關鍵詞】銀行風險承擔行為 資本監管 貨幣政策
一、引言
自1988年《巴塞爾報告》公布以來，資本監管對銀行風險承擔行為和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一直是理論界和實務界探討的焦點。隨著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銀行風險承擔行為與貨幣政策之間的關系開始備受關注。一些研究表明，寬松貨幣政策下的低利率環境導致了過高的銀行風險承擔行為，甚至一些學者就此提出了貨幣政策的銀行風險承擔行為傳導渠道。但是目前貨幣當局在制定貨幣政策時，并沒有意識到貨幣政策對銀行風險承擔行為會產生重要影響（Delis、Kouretas，2011）。
本文主要是對資本監管與銀行風險承擔行為、貨幣政策間的相互影響進行探討，并在資本監管與銀行風險承擔行為和貨幣政策關系的分析基礎上，提出了資本監管背景下的銀行風險承擔行為與貨幣政策之間關系的研究展望：資本監管和貨幣政策對銀行風險承擔行為的影響研究；資本監管和銀行風險承擔行為對貨幣政策效果的影響研究。筆者希望能化解資本監管和貨幣政策之間的目標差異沖突并為資本監管下的貨幣政策優化提供借鑒性參考。
二、資本監管與銀行風險承擔行為的關系
自1988年《巴塞爾報告》公布以來，資本監管對銀行風險承擔行為的影響一直是理論界和實務界探討的焦點。早期的學者利用期權估值法證明了較高的資本金會降低銀行存款保險期權價值，為了防止在危機發生時失去大量自有資本，銀行會謹慎地從事低風險行為，即資本監管的“在險資本效應”正向激勵（Dothan、Williams，1980；Furlong、Keeley，1989）。但從資產組合理論模型中的均值—方差方法得出的結果卻證明了提高資本要求會增加銀行風險承擔行為動機（Kahane，1977；Kim、Santomero，1988）。因為較高的資本持有量會降低銀行的預期收入，為了彌補預期損失，銀行會增加高風險資產，即資本監管的“預期收入效應”逆向激勵。Blum（1999）進一步指出，資本監管會提高資本不足銀行的風險行為。
近年來，Hellmann等（2000）運用完全信息靜態博弈模型證明，隨著銀行業競爭加劇和銀行特許權價值的減少，資本監管對銀行承擔更高風險產生逆向激勵。Repullo（2004）、Milne（2004）、Jeitschko、Jeung（2005）等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而Bolt、 Tieman（2004）在一個動態框架下分析得到了不同的結論：越嚴格的資本充足率要求會導致銀行制定更嚴格的貸款發放標準，并產生約束銀行風險承擔行為的正向激勵。Allen、Gale（2000，2004）在考慮了不同的風險監管理論模型后指出，在靜態模型下資本監管對銀行風險的影響是負向的，但在動態模型下是正向的。Keppo、Kofman、Meng（2008）則認為，由于風險資本監管可能會導致銀行現金流波動性下降（正效應），但同時也會導致再融資水平下降（負效應），因此監管資本對銀行風險影響不確定。 與理論研究結果一樣，實證研究同樣沒有得到一致的結論。如早期的一些研究支持預期收入效應的逆向激勵理論（Shrieves、Dahl，1992），但也有支持“在險資本效應”的正向激勵理論（Jacques、Nigro，1997）。Rime（2001）的研究則發現監管壓力會促使銀行提高資本充足率，但不影響銀行的風險水平。
國內這方面研究起步較晚且通常以“在險資本效應”的正向激勵效應理論進行分析。黃憲等（2005）將Blum（1999）的跨期模型簡化為單期模型，證明了在靜態條件下提高資本要求能夠有效地降低銀行風險。張宗益等（2008）基于期權估值方法研究發現，當資本比率提高時，資本監管的“在險資本效應”正向激勵會降低銀行風險承擔行為動機；實證檢驗結果則表明，2004年之前的資本管制沒有得到嚴格執行，我國銀行資本與銀行風險承擔行為是正向變動關系，而2004年后，在強制資本管制下，銀行資本變動與風險變動呈顯著負相關關系。但吳棟、周建平（2006）的實證研究卻沒有發現資本監管對銀行風險承擔行為的顯著影響。周光宇、楊博（2010）通過一個聯立方程組模型得到的實證結果卻表明，資本監管促進了銀行風險的下降。總的來說，國內有關資本監管與銀行風險承擔關系的研究已越來越多。
三、資本監管與貨幣政策傳導的關系
有關資本監管對貨幣政策影響的研究主要始于西方學者對1990 ~ 1992年經濟衰退的解釋。由于此次衰退恰發生在1988年《巴塞爾報告》出臺之后不久，所以部分學者將該報告和經濟衰退聯系起來進行研究。Syron（1991）稱由于資本監管導致的信貸萎縮為資本萎縮，英國的信貸萎縮主要源于資本萎縮, 資本萎縮更是導致英國1991 年經濟衰退的重要原因。隨后許多研究都論證了銀行的低資本金水平和資本監管要求能夠解釋1990 ~ 1992年經濟蕭條時的信貸萎縮。遺憾的是，他們沒有進一步地對在既定資本水平下貨幣政策如何影響銀行信貸給出解釋。
近年來，有關資本監管對貨幣政策傳導影響的文獻越來越多，并從理論和實證角度闡述了二者之間的關系。
（一）資本監管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機理
資本監管對貨幣政策影響的機理：資本監管會影響銀行行為，進而通過約束銀行行為來影響貨幣政策傳導。部分學者因此還提出了貨幣政策的資本傳導渠道概念。為了理解貨幣政策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必須分析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是資本監管如何影響銀行行為；二是資本監管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
1. 資本監管主要通過兩種方式影響銀行行為。資本監管至少會通過兩種方式來影響銀行行為（Borio、Zhu，2008），即資本邊界效應（Capital Threshold Effect）和資本框架效應（Capital Framework Effect）。資本邊界效應是指，那些資本接近最低標準的銀行在進行外部融資時，成本會上升，資本監管以此來約束銀行行為。資本邊界效應往往會隨著資本緩沖（高于最小資本標準的數量）和銀行資本波動性而變化，這類似于期權價值會隨著價差（市場價格和執行價格的差）和市場價格波動而變化（Borio、Zhu，2008）。但資本緩沖又會受到經濟周期、銀行異質性以及銀行資本優化方式而變化（Zicchino，2005）。
近年來資本邊界效應隨經濟周期的變化情況受到了很多學者的關注。資本框架效應是指，資本監管的內容會約束銀行的許多商業行為，如影響銀行的風險識別、風險管理和風險定價等行為。當銀行按照資本監管框架來進行決策時，該效應會更強，并且該效應的承擔取決于資本框架的特征。自1988年的《巴塞爾報告》以來，巴塞爾資本協議不斷演進，資本監管的資本邊界效應和資本框架效應也越加顯著。但就目前的研究而言，更多的是對第一種效應的研究，而對后一種效應的探討很少。
2. 資本監管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影響。政策利率的變化會影響銀行資本和監管閾值之間的缺口，相應地會影響銀行的經營決策，尤其是銀行的信用政策。主要的理論解釋是：①利率的變化會從多個方面來影響銀行的資本緩沖。例如，通過影響現金流、凈利息收入、收入和資產估值（通過折現因子）對資產質量和資本緩沖進行直接影響。此外，利率變化還會通過影響非銀行資產負債表和宏觀經濟的變化來間接地影響資產質量和資本緩沖。早期理論文獻主要強調利率變化對銀行凈收益的影響，后來開始強調利率變化對銀行資產質量的影響。②利率對資本緩沖和銀行行為的影響會隨著宏觀經濟和金融條件以及銀行資產負債表的特征而變化。當資本緩沖很高時，影響很小；當金融條件惡化時，政策利率對資本緩沖的影響很大；當銀行資產負債表給定時，這種影響會隨著銀行對外部融資約束的敏感性不同而變化。③利率的增加或是下降對資本緩沖和銀行行為的影響往往是不對稱的。例如，在經濟蕭條時期，緊縮的貨幣政策可能很容易產生多方面的緊縮效應，但寬松貨幣政策很難產生增加資本緩沖的效應。
目前，資本監管對貨幣政策影響的研究主要是強調了資本邊界效應，而忽略了資本的框架效應的影響，即通過影響風險的度量和定價，可能會影響到貨幣政策對資產組合和信貸決策的意圖。
（二）資本監管對貨幣政策傳導影響的理論研究——基于方法論視角
由于分析方法的不同，有關資本監管對貨幣政策傳導影響的理論研究主要可分為四類：
1. 靜態局部均衡分析。Holmstrom、Tirole（1997）的靜態道德風險模型表明，銀行資本水平是貸款、利率及投資的重要決定因素，基于市場的資本充足率具有順周期性，這種順周期性又加大了經濟衰退。Bliss、Kaufman（2003）以邏輯演繹的方法探討了在銀行無法調整資本金水平的情況下，資本監管將會導致貨幣政策非對稱性。
Kopecky、VanHoose（2004） 通過靜態局部均衡模型的研究表明，資本監管會影響貨幣政策的信貸傳導機制，而且資本監管的短期和長期影響會有不同。戴金平、金永軍和劉斌（2008）在Kopecky、VanHoose模型中植入監管當局的懲罰函數構建了新的理論模型，論證了資本監管會強化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性。
2. 動態局部均衡分析。Vanden Heuvel（2001）構建了在非完全競爭市場和資本約束下求銀行價值最大化目標的動態模型，結果表明：在資本充足率不同的情況下，政策利率對銀行貸款供給能力影響不同，即低資本銀行對利率政策的沖擊將會出現延遲和放大效應。但有學者指出，該模型將利潤的股利分配和資本金轉入不同期的處理方式背離了實際。Zicchino（2005）對非完全競爭市場下的模型進行了擴展，研究表明，在新巴塞爾協議監管下，銀行資本保持穩定，銀行信貸更多地受到宏觀經濟的影響。Vanden Heuvel（2009） 基于銀行現在和將來的資本水平決定其信貸決策的假設構建了一個動態模型，模型論證了緊縮貨幣政策會反向影響銀行資本充足率，并導致信用萎縮。 與其不同，在資本決策內生的假設下，Chami、Cosimano（2010）構建的動態局部均衡模型表明，銀行為了避免約束會持有高于最小資本監管水平的資本，而貨幣政策的銀行資產負債表渠道的傳導機制是通過銀行資本影響銀行信貸決策來實現的。
3. 靜態一般均衡分析。Seater（2001）利用傳統靜態的IS-LM 模型研究了一般均衡框架內的資本監管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協調問題。Tanaka（2002）通過在利潤函數中引入懲罰函數的靜態模型來研究在資本監管下低資本化銀行傾向于選擇債券投資，經濟蕭條時期所執行的擴張貨幣政策并不會增加信貸供給。Bolton、Freixas（2006）的一般均衡模型表明，由于受到資本約束，緊縮貨幣政策通過降低凈利息收入來約束銀行信貸，從而降低了銀行發行新權益來增加貸款的動機。
李連發（2007）在Bernanke、Blinder（1988）CC-LM模型的基礎上，引入了處于資本充足監管之下的銀行部門和追求價格穩定的中央銀行，分析了最優貨幣政策與資本充足率的關系。模型結果表明，貨幣政策根據銀行資本充足狀況進行適度調整，可抵消資本充足監管帶來的順周期效應。
4. 動態一般均衡分析。Chen（2001）基于銀行資本水平由金融摩擦決定、貸款可違約、銀行也可違約，但銀行間不存在傳染性等一系列假設，構建了動態一般均衡模型，結果表明，銀行資本和企業凈值具有抵押物的性質，當二者之一受到沖擊時，都會使資產市場和銀行部門發生萎縮。他認為，蕭條時期的信用下降并不是因為資本監管而是銀行自身面對市場沖擊時的最優反應導致的。
Meh、Moran（2004）基于Chen的類似假設構建的動態模型表明，銀行資本和企業凈值共同決定總投資，緊縮貨幣政策會導致存款成本的上升，進而會強化銀行信貸、投資、銀行資本和企業凈值的下降，而這種影響在信息摩擦下尤其顯著。而貨幣政策對投資人和銀行的影響取決于他們的資產組合和監管制度（Goodhart等，2006）。
侯榮華、張洋（2010）在Bernanke、Blinder（1988）的CC-LM基礎上構建了含有借款者和銀行的一般均衡模型，研究表明，銀行資本影響貨幣政策的傳導，并且銀行資本及其與貨幣政策的關系影響實體經濟中的基礎利率水平和最終產出。
（三）資本監管對貨幣政策傳導影響——基于貨幣乘數和信貸乘數影響視角
傳統的貨幣政策傳導的貨幣渠道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受到了以伯南克為代表的一些學者的挑戰。他們認為，除了這個標準渠道外，貨幣政策會通過信貸渠道來影響實體經濟。一些學者指出，當銀行放貸時，在銀行資產負債表中，資產方的信用和負債方的存款會同時增加，在一個簡單的交易中，信用和存款就是同一硬幣的正反兩面，所以無論理論或實證分析都很難從“貨幣渠道”中區分出“信貸渠道”。鑒于此，Honda（2004）將信貸渠道整合到傳統貨幣模型中，并區分了不同資本監管和有無國債存在情況下的貨幣乘數和信貸乘數問題。
1. 不考慮國債情況下（即銀行資產僅由儲備和貸款構成），無論是基于風險權重的資本監管（儲備和貸款權重分別為0和1）還是固定資本充足率監管，它們的貨幣乘數和信貸乘數相等且都等于：
m1=n1■
其中：p是受到資本約束銀行發生的概率；e是超額儲備率；q是可貸比率；?籽是法定存款準備金率；m、n分別表示貨幣乘數和信貸乘數。
2. 考慮國債和基于風險權重的資本監管方式（儲備和國債風險權重為0，貸款權重為1）：
m2=■；n2=■
此刻，由于部分銀行以概率p受到資本約束，n2≤m2，即資本監管會影響貨幣政策的信貸傳導機制。當p=0時，m2=n2；當p=1時，n2=0。
這表明，若沒有銀行受到資本約束，則貨幣乘數就等于信貸乘數，貨幣政策的信貸傳導渠道是完全順暢的，貨幣政策有效；若所有銀行都受到資本約束，則信貸乘數等于0，即貨幣政策的信貸傳導渠道將完全不順暢，貨幣政策無效。
3. 考慮國債和基于固定資本充足率（如8%）的資本監管方式：
m3=n3=m1=n1
這表明，即使考慮國債的存在，但由于固定資本比率的監管模式把貸款和國債看成是一樣的，所以在此模式監管下，國債引入與否對貨幣乘數和信貸乘數不產生影響。
進一步對比上述乘數可以發現，當存在資本約束時，m3=n3
我們也看到，Honda（2004）在處理銀行資本時，將銀行資本影響因素簡單地設為外生給定的，但實際上，銀行資本是由很多因素內生決定的。資本監管對貨幣政策的影響是通過銀行信貸這一渠道，但其他融資方式的不斷出現會減弱資本監管的影響。所以，現實中資本監管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可能并沒有像理論模型推導出的結果那樣嚴重。
（四）實證檢驗
有關資本監管對貨幣政策影響的實證檢驗，不同學者基于不同國家層面數據證實了貨幣政策的銀行資本渠道存在性。Gambacorta、Mistrulli（2004）基于1992 ~ 2001年間意大利的銀行數據研究了銀行資本在貨幣傳導中的作用，揭示了銀行信貸渠道和銀行資本渠道的區別。政策利率每增加1%會導致1.2%的信貸下降，對資本嚴重不足的銀行而言則下降更多。Kishan、Opiela（2006）基于1980 ~ 1999年間美國的銀行數據發現銀行資本渠道的存在性和資本監管對貨幣政策影響的非對稱性。Watanabe（2007）基于日本銀行數據發現，日本銀行在面對1997年金融危機導致的大量銀行資本損失時，會大量壓縮貸款，即銀行資本下降1%，貸款下降2.8%。此外，Vanden Heuval（2007）基于美國銀行數據的研究還發現，該渠道對大銀行而言影響更為顯著，這一結論與認為小銀行資本渠道更強的結論恰好相反。
資本監管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可以通過對銀行信貸供給、資產組合和銀行風險等諸多微觀行為的影響來最終影響到貨幣政策的效果。
從上述文獻來看，強調前兩種微觀行為的影響研究比較多，而從資本監管對銀行風險行為影響角度考察資本監管和銀行風險承擔行為對貨幣政策影響的文獻很少。
李運達、馬草原（2009）通過向Bernanke、Blinder的CC- LM模型植入信貸風險與資本金約束，探討了銀行信貸風險與資本金監管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機理。李運達等的分析表明, 信貸風險與資本充足率構成了對商業銀行信貸決策的雙重約束, 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不僅取決于中央銀行的政策意圖, 還受制于商業銀行所受到的雙重約束。遺憾的是，他們僅從理論層面探討了銀行信貸風險與資本監管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并沒有進一步區分在銀行資本無法調整時，二者對貨幣政策的短期影響及銀行資本可以調整時的長期影響，也沒有進行相關實證檢驗。
四、總結及研究展望
一些研究表明，寬松貨幣政策下的低利率環境導致了過高的銀行風險承擔行為，一些學者就此提出了貨幣政策的銀行風險承擔行為傳導渠道。
在研究貨幣政策與銀行風險承擔行為之間的關系時，我們不能忽視資本監管對二者關系的影響。從資本監管對貨幣政策影響機理的分析可知，資本監管會通過影響銀行的信貸供給、資產組合和風險承擔行為等微觀行為來最終影響貨幣政策傳導。貨幣政策的資本傳導渠道更多地強調了資本監管通過前兩種微觀行為的影響而傳導貨幣政策，貨幣政策的銀行風險行為承擔渠道則更多地強調了銀行風險承擔行為與貨幣政策之間的關系，而將資本監管、銀行風險承擔行為和貨幣政策放在一個均衡分析框架中進行研究的幾乎沒有。
實際上，我們更需要知道，銀行在同時面臨資本監管壓力和貨幣政策的雙重外部沖擊時，銀行風險承擔行為會有怎樣的調整；在資本監管和寬松貨幣政策的低利率環境下，資本充足銀行是否就會比資本不足銀行承擔更高的風險行為；資本監管下的貨幣政策與銀行風險承擔行為間的相互影響機理是怎樣的。
鑒于此，在資本監管、銀行風險承擔行為與貨幣政策的未來研究方向上，基于資本監管的背景，探討銀行風險承擔行為與貨幣政策之間的關系具有現實的必要性。具體來說，筆者認為以后的研究應從以下兩個方向深入：
方向一：基于銀行資產組合選擇理論、委托代理等理論構建資本監管下的貨幣政策對銀行風險承擔行為影響的數理模型，為深入理解資本監管和貨幣政策共同對銀行風險承擔行為的影響機理提供理論基礎。
方向二：將資本監管和銀行風險承擔行為同時納入到一個均衡框架中，以考察資本監管和銀行風險承擔行為共同對貨幣政策的短期和長期影響，這將有助于我們認識資本監管如何通過影響銀行風險承擔行為來最終傳導貨幣政策的機制。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內部公司治理對銀行風險承擔行為影響研究”（項目編號：10YJC790149）、南京信息工程大學校科研啟動基金“上市銀行違約風險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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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李曉慶（博士） 郝麗風（博士）
【作者單位】
（南京信息工程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南京 210044 中國礦業大學管理學院 江蘇徐州 221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