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你持有1股還是1億股，你都是我的股東”
——與李寧公司CFO陳偉成談CFO獨立性和小股民權益保障
記者 謝鵬
首席財務官（CFO）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這是一項針對歐洲、美國和亞洲的741名CFO進行的最新調查發掘出來的“公開秘密”。由《CFO Europe》雜志、鹿特丹管理學院和北卡羅來納州杜克大學合作進行的這項調查發現，CFO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離職——他們抱怨說，自己一方面正承受著來自CEO和董事會越來越大改善業績的壓力，另一方面，滿足監管機構不斷增加的要求也令人厭煩無比。
CFO們的悲觀在中國也逐漸顯現出來。5月底，聯想集團CFO馬雪征宣布退休，引發了人們對明星CFO離職浪潮的關注。為此，本刊記者專訪了李寧公司CFO陳偉成。
陳偉成是馬來西亞人，留著小胡子，顯得特別干練。陳偉成擁有逾29年財務、業務及并購管理經驗，加入李寧公司前曾在多家跨國公司擔任高管職務，目前主要負責李寧公司整體財務管理、資本規劃及分配、公司秘書事務及投資者關系。在李寧公司寬大的辦公室里，51歲的陳偉成對記者講述如何做一個“瀟灑”的CFO。
《商務周刊》：最近里昂證券的企業管治評價報告中，李寧公司在所評內地公司名列第一。對于其中的“獨立性”標準，李寧公司有何獨特之處？尤其是作為CFO這個職位來說，您如何保證自己的獨立性？
陳偉成：這次評價報告里幾個主要的評價是自律、透明度、獨立性、問責制、責任和公平性，我們得分是85分，滿分是100分，中國地區的平均分是51分。我們在116家中國公司中排名第一。就全亞洲來說，共有73家消費類的公司，平均分是62分，我們也是排在第一位。
為公司體現股東價值最大化是CFO的責任之一，而其中有一項很重要的指標就是治理架構。一個完善的治理架構是在企業的決策程序里達到一個不偏不倚的平衡點。我們的治理架構是這樣的：董事局共有9位董事，三位執行董事，李寧先生、CEO張志勇和我；三位非執行董事，都是專業人才；還有三位獨立董事。這樣的“333”架構就有一種平衡在里面，獨立董事有某種責任跟執行董事是不一樣的，非執行董事也有某種責任跟執行董事不一樣，這確保我們的董事會有一個獨立性，這很重要。
在董事會下，我們又設了4個委員會，這4個委員會也是一種平衡。第一個是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主席是CEO張志勇，執行委員會是為了不用所有問題都到董事會去做決策。
第二個是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成員里面沒有執行董事，提名委員會的主席是一位非執行董事，以保證在提名的時候對執行董事可以有所制約。
第三是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的主席是一位獨立董事。這個審計委員會要審查我們工作的過程是否獨立。
最后是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也是獨立董事做主席，里面也沒有執行董事。
董事會的企業管治原則是以公司的整體利益為最大考慮點，保證小心行事，從股東及公司的整體利益出發，適當地運用職位給予的權利。這樣，每位董事都以專業的知識做出獨立判斷，并在適當的時候放下權利，避免個人利益和公司的利益發生沖突。
透明度是重要的治理原則，要確保董事會全體成員在清晰的問責制度下各司其職。我們的價值觀是誠信和透明度。我們剛才講到的9位董事組成的董事會，整個體系已經不錯了，但要真想達到一個好的效果，就必須有誠信和透明的核心價值觀。
《商務周刊》：最近廣受尊重的聯想公司CFO馬雪征宣布退休，再加上曾被評為亞洲最佳CFO的亞信公司CFO韓穎去年底宣布離職，在業界引發了一個關于明星CFO離職浪潮的話題。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它會成為一種潮流嗎？
陳偉成：我覺得不能因為一兩個人走而說成一個潮流，人來人走是很正常的事情，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你說的聯想和亞信的兩位CFO都很有經驗，我覺得她們離開很正常。比如現在有人來找我，說給我雙倍的薪水，我可能也會跑。最重要的就是這個制度不能靠一兩個人。
《商務周刊》：某些案例中，往往是由于一個公司內部對財務數字和CFO職責的不同認識導致明星CFO們的離職。
陳偉成：每個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情況。如果你見到這個環境對你和對公司不利，影響你執行責任，你有責任去推動改革。我來到李寧公司也推動了相當多的東西，包括提升整個IT部門和帶入國際價值觀。
CFO只是一個職位，最重要是這個人本身的價值觀和誠信理念。對我來說，現在最重要的是怎樣提升我下面的這些年輕管理者。比如說，我現在要請一位全球最高端的管理會計學院教授來培訓我們的財務部，今年我們會對一半以上的財務會計進行培訓。我覺得CFO只是一個角色，個人怎么在這個角色里面推動改革很重要。而且這條路有多寬，怎么走，都看個人。
《商務周刊》：但是人們總是說，在公司里，CFO注定是孤獨的，一方面他們要面對管理層帶來的財務壓力，另外一方面自身的職能定位又讓他們必須對管理層進行監督。在您看來，好CFO的標準是什么？國內公司的CFO和國外上市公司的CFO有什么不同？
陳偉成：財務總監、首席財務官和財務董事，這幾個角色是不同的。一名首席財務官，是整個公司財務決策的最高者，他所占的角色很重要，要有前瞻性和戰略性。而一個財務總監則不用達到這兩個頂點，只要能夠提供一些決策支持就足夠了。財務董事又不同，他是在首席財務官和財務總監中間。首席財務官要有制約，有一種平衡，同時在某方面要負責。所以在近10年里，CFO的角色越來越重要。
作為CFO，我不覺得孤獨。首先，CFO有自己的責任；第二，這要看個人的性格；第三，作為公司的一員，要與其他同仁創造和實現共同的目標。在李寧公司，無論董事也好，CFO也好，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簡單地說就是為了實現股東價值最大化。
作為一名好的CFO，第一要有專業的知識，這很重要，還要有操守。比如說我們在公司一定要提倡誠信和透明度。透明度就是沒有“皇帝式”的管理，企業要靠制度和體制，價值才能最大化；第二，規劃企業的發展也是CFO一個很重要的責任。第三，怎么樣幫助企業運行并預防市場風險也很重要。現在A股天天在漲，中國經濟每年成長這樣好，但是有朝一日如果有什么事發生，這個風險管理責任大部分都在CFO身上。
第四，我要為權益持有人創造股東價值最大化。今年我們開始提倡以前瞻性的財務分析，支持和拉動李寧公司的業務成長。這里有兩個詞特別重要，就是“前瞻性”和“拉動”。對財務總監來說，這兩部分的工作是比較少的，而CFO要提倡前瞻性的財務支持，實現股東價值的最大化。
《商務周刊》：美國《薩奧法案》對國際性公司的治理結構影響巨大，比如很多國際上市公司CFO的權力開始上升，所需承擔的責任也相應加重。作為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公司CFO，您在這個變化過程中是否產生過困惑？與之相比，內地上市公司的CFO似乎要輕松一些。您認為，隨著目前中國證監會打擊違法交易的力度加大，內地上市公司的CFO是否也會被要求承擔更多的職責？
陳偉成：最近美國國會有人開始置疑美國這套法案是不是太嚴格了，因為包括中國在內的美國以外公司都不打算去美國上市了，改去香港或英國。在我看來，《薩奧法案》確實比較嚴格，但是出發點是好的。我覺得要適當地控制流程，因為風險控制最終是要看效率的，如果可以證明效率，從而達到風險控制的成果，就足夠了。
李寧公司有內聘審計師，也有內控系統制度、體制和架構，還有體系的檢討制度。內部審計就是為了保證內部系統有效地進行風險管理。目前李寧公司的很多改革是我在主導，因為作為CFO應該去主導改革，去提高和完善這家公司的風險管理體系。我們這兩年在設立內控系統，它在跨國企業15年前就開始用了。
《商務周刊》：股權分置改革以后，上市公司的大股東在某些意義上變成了大莊家，最近國內A股市場也出現了大股東利用市場操縱股價和利用內幕消息套現的丑聞，侵害中小股東利益的行為更為猖獗。在保護中小股民方面，CFO扮演著怎樣的角色？作為在香港上市的李寧公司，有哪些好的機制來保障小股民權益？
陳偉成：無論你持有1股還是1億股李寧的股票，對我來說你都是我的股東。我記得李寧第一次找我吃飯，我就這樣說過，因為這樣才有公平性。當時公司其他幾位董事也在場。
完善的治理架構可以確保這一公平性。整個治理架構有個平衡點，不是主席講了就算的，你要加薪水，薪酬委員會是獨立董事做執行主席，提名委員會也是非執行董事在做主席，他們不答應就行不通。這是我們公司的文化。
“以大吃小”不是我們公司的價值觀。我們的透明度很高，否則我們今天不會評到第一名。買我們股票的投資者到現在也沒有人對我投訴，大股東考慮自己私人利益的事情，在我們這里非常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