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組織為何自愿披露年度審計報告探析
——基于信號傳遞理論的實證研究
陳楚涵
近年來，我國一系列貪污挪用善款事件的發生，使慈善組織面臨著嚴重的誠信危機。2004年2月11日，國務院通過《基金會管理條例》，要求基金會披露年度工作報告時應包含注冊會計師審計報告。2004年8月18日，財政部發布《民間非營利組織會計制度》，對民間非營利組織財務報告的披露提出了嚴格的要求。目前在我國慈善組織中，只有規模較大的慈善基金會按規定提供由注冊會計師審計的審計報告，而一些規模較小的慈善組織未按規定要求提供審計報告，出現由業務主管部門執行財務審計，審計質量不高，無法保證信息的可靠性和公允性。年度審計報告尚處于基金會自愿披露階段。
一、研究假設和檢驗模型構建
(一)披露年度審計報告的影響因素
由于財務信息質量具有難以觀察和直接度量的特點，因此國內外研究通常采用間接度量的方法。Parsons and Trussel(2008)和Petrovits等(2011)曾對財務信息質量進行實證檢驗，發現組織規模大、成立年限長、財務健康狀況好、收入集中度低、管理效率高的慈善組織財務信息質量高。根據他們的研究成果，本文將上述因素作為財務信息質量的替代變量。同時結合我國的制度背景，控制了組織性質(全國或地方)、行業(是否包含教育)、是否公募以及慈善組織所處地區的發達程度等因素。因此，本文核心假設的檢驗分解為以下因素的具體檢驗。
1.組織規模
在資本市場中，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與規模相關，而在慈善市場中這一點同樣適用。在目前慈善組織數目日益增加的市場環境下，捐贈者多通過規模來判定組織的運營管理水平、善款使用規范程度及透明度。規模較大的組織(SIZE)有更多的資源來進行財務信息披露，使財務信息質量更高。目前我國并未強制性要求慈善組織外聘會計師事務所提供財務審計報告，一些慈善組織由業務主管部門執行財務審計，審計質量不高，無法保證信息的可靠性和公允性。Tinkelman(1999)發現規模可用來衡量慈善組織聲譽，規模越大的慈善組織聲譽越高，也越有動機披露年度審計報告來維持其高聲譽。一般來說，規模采用總資產的自然對數衡量。因此提出：
假設1：規模越大的慈善組織更可能披露年度審計報告。
2.組織成立年限
與上市公司研究一致，成立年限可作為衡量組織“商譽積累”能力的一項指標。早期成立的慈善組織在慈善市場上積累了更多與捐贈者的社會關系，應對重大突發事件的經驗較新成立不久的組織豐富，在所屬行業內具有更高權威與認可度，但相對應地受到的監督范圍也更廣，一旦出現財務舞弊、欺詐，慈善組織面臨的懲罰和法律風險也更大。因此有更大的披露“負擔”。對于成立年限較短的組織，披露年度審計報告可以盡快樹立“財務透明”的形象，達到快速吸引捐贈者“投資”的目的。因此有較強的動機披露年度審計報告。據此提出：
假設2：成立年限越短的慈善組織更有可能披露年度審計報告。
3.財務健康狀況
慈善組織的財務健康狀況對財務信息質量具有重要影響。財務健康狀況差的組織財務信息質量較低，不太可能有較強的動機進行年度審計報告的披露，暴露出自身財務狀況的弊端，承擔更大的法律風險。Parsons(2007)用盈利能力SURPLUS即收入總額是否超過費用總額來度量慈善組織財務健康狀況，發現有SURPLUS剩余的組織，財務信息質量更高。因此，財務健康狀況好的組織會充分利用這一優勢，通過披露年度審計報告這一途徑向慈善市場傳遞其優質的信號。據此提出：
假設3：財務健康狀況好的慈善組織有更強的動機披露年度審計報告。
4.組織的性質與復雜程度
收入集中度是通過計算慈善組織各項收入占收入總額比的平方和來衡量組織收入來源集中程度，預測慈善組織復雜性和財務信息穩定性的一項指標。Parsons and Trussel(2008)發現收入集中度越低的非營利組織財務信息質量越高，獲得的捐贈收入也更多。結合我國制度背景，劉亞莉等(2013)發現慈善組織的復雜性還與組織的性質有關。全國性慈善組織影響力更大，通常擁有更多的收入來源，也有更大的壓力通過披露年度審計報告來保證財務信息質量。因此提出：
假設4：復雜程度越高的慈善組織更有可能披露年度審計報告。
5.管理效率
慈善組織費用總額包括業務活動成本、管理費用、籌資費用和其他費用四部分。管理費用過多會擠占用于慈善項目的業務活動成本，影響善款使用效率。而捐贈者希望慈善組織使用善款能實現高效化、透明化，而不是過多耗費在組織的管理運營上。Petrovit等(2011)的研究表明，管理費用占費用總額過高的慈善組織有動機通過減少信息披露隱瞞自身的財務信息，而管理費用占比較低的組織希望通過披露財務信息吸引公眾捐款和政府補助。Tuckman and Chang(1991)發現管理費用占比可用來衡量組織管理效率，并且管理效率與財務信息質量存在正相關關系。因此，據此提出：
假設5：管理效率越高的慈善組織更有可能披露年度審計報告。
綜合上述理論，本文通過構建Logit回歸模型(如圖1)來實證慈善組織為何自愿披露年度審計報告：
模型1主要解釋變量是AUDREP，衡量年度審計報告披露情況，若慈善組織自愿披露年度審計報告取1，否則取0。本文選取了組織規模SIZE、成立年限AGE、盈利能力SURPLUS、收入集中度CONCERN、管理費用占比ADMIN代表財務信息質量，同時控制了慈善組織的性質NATURE、行業INDUSTRY、屬性PUBLIC、地區AREA。
(二)披露年度審計報告的經濟后果
資本市場已有研究表明外部審計和注冊會計師選擇可以傳遞企業真實價值的有效信號(Datar等，1991)。同樣地，慈善組織也可借助外部審計和注冊會計師傳遞其高品質信號，影響慈善市場中潛在捐贈者的捐贈決策，促進組織下一期捐贈收入的增長。Saxton and Guo (2011)研究發現組織機構可以通過自愿披露相關財務信息，向目前和潛在的捐贈者發出有關經營效率、可靠度、責任和經營成果的信號。據此提出假設:
假設6：慈善組織自愿披露年度審計報告與下一期捐贈收入正相關。
由于慈善組織潛在捐贈者進行捐贈決策時能取得的是上一年度的財務信息與年度審計報告，綜合上述理論，本文借鑒了Weisbrod and Dominguez(1986)提出捐贈經濟模型及劉亞莉等(2013)提出的捐贈收入影響模型，加入變量是否披露年度審計報告AUDREP，構建了回歸模型，以檢驗年度審計報告披露對慈善組織下一期捐贈收入的影響。
模型2主要解釋變量為慈善組織下一期捐贈收入NEDONATION，主要考察系數是，預期符號為正。其他控制變量與模型1相同。
二、樣本選擇
本文使用基金會中心網發布的TOP100信息，在公募基金會和非公募基金會兩類中，選取中國2008年—2010年凈資產或捐贈收入前100名的基金會樣本，共得到公募169家、非公募183家，共計352 家基金會975個年度觀察值。由于當前我國尚無完整的慈善組織財務信息披露數據庫，因此本文財務數據主要是通過瀏覽基金會中心網、慈善組織的官方網站及中國社會組織網基金會子站收集獲取。筆者從基金會年度工作報告中整理了975家慈善組織外聘注冊會計師進行年度審計的情況，其中有502家慈善組織披露了年度審計報告，并整理了502家慈善組織出具審計報告的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意見類型及已審計年限。
為驗證慈善組織年度審計報告披露的影響因素，在剔除相關數據缺失的基金會和殘差較大的異常值后，本文選取了958家基金會，執行年度審計的共496家，其中公募基金會執行年度審計的235家，非公募基金會執行年度審計的261家，未執行年度審計的共462家。
為驗證披露年度審計報告的經濟后果，在剔除相關數據缺失、下一期捐贈收入為0的基金會和殘差較大的異常值后，本文選取了842家基金會，執行年度審計的有455家，其中：公募基金會執行年度審計的216家，非公募基金會執行年度審計的239家;未執行年度審計的共387家。
三、實證結果和分析
(一)披露年度審計報告的影響因素
1.描述性統計
表1為全樣本及公募與非公募子樣本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表2為年度審計報告披露組與未披露組間均值T檢驗。表2數據顯示，我國慈善組織收入集中度CONCERN整體為0.88，說明慈善組織收入來源比較單一，捐贈收入占主導地位，非公募慈善組織收入集中度高達0.9，收入渠道更為單一，與前人研究結論一致。由表2可以看出，自愿披露年度審計報告的慈善組織規模顯著大于未披露年度審計報告的組織規模。全國性慈善組織比地方性慈善組織更愿意自愿披露年度審計報告，處于發達地區的慈善組織比非發達地區慈善組織有更強的動機自愿披露年度審計報告。
2.相關性檢驗
Pearson相關分析結果表明，PUBLIC與AGE顯著正相關，其他自變量之間的相關性比較小。
3.回歸結果與分析
表3為多變量回歸分析結果，回歸結果表明，全樣本中SIZE系數顯著為正，驗證了假設1，即規模較大的慈善組織財務信息質量較好，披露年度審計報告的可能性也更大。AGE系數顯著為負，驗證了假設2，表明在我國慈善市場上，成立較早的組織有更重的“包袱”，同時慈善組織披露要求有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成立越早披露要求相對越松)，成立時間越短的組織希望通過披露年度審計報告吸引更多的捐贈者。NATURE系數顯著為正，驗證了假設4，說明組織復雜程度更高的全國性慈善組織財務信息質量較好，更愿意自愿披露年度審計報告。同時，AREA系數顯著為正。由于處于發達地區的慈善組織有更廣泛的潛在“投資者”，對財務信息質量要求較高，慈善組織有更強的動機進行年度審計報告的披露。SURPLUS系數為負但不顯著，ADMIN系數為負但不顯著，假設3和假設5暫且無法得到驗證。
公募子樣本中，SURPLUS系數為正但不顯著，CONCERN系數為負但不顯著，ADMIN系數顯著為正，其他變量回歸結果與全樣本一致。
非公募子樣本中，SIZE、NATURE、AREA系數顯著為正、AGE系數為負且比全樣本更顯著、ADMIN系數顯著為負，說明規模較大、成立時間較短、管理效率較高的非公募基金會更愿意自愿披露年度審計報告，全國性的非公募慈善組織與地處發達地區的非公募慈善組織自愿披露年度審計報告的可能性較大。
總體而言，慈善組織自愿披露年度審計報告受組織規模、性質和所處地區的影響較大，但具體影響公募與非公募基金會自愿披露年度審計報告的因素存在有差異。組織規模大、成立年限短、管理效率高的非公募基金會更愿意披露年度審計報告，全國性基金會比地方性基金會有更強的動機披露年度審計報告，地處發達地區的基金會比非發達地區基金會更傾向于進行年度審計報告披露。
(二)披露年度審計報告的經濟后果
1.描述性統計
表4為全樣本及公募與非公募子樣本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表5為年度審計報告披露組與未披露組間均值T檢驗。表5數據顯示，公募基金會捐贈收入均值高于非公募基金會捐贈收入均值，公募基金會管理費用占比高于非公募基金會，說明公募基金會管理費用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更大。其余變量均值與表2中的結果相似。由表5可以看出，自愿披露年度審計報告的慈善組織的下一期捐贈收入顯著大于未披露年度審計報告的組織。規模較大、包含教育助學類、處于發達地區的慈善組織有更強的動機自愿披露年度審計報告，公募基金會比非公募基金會更愿意進行年度審計報告自愿披露，全國性慈善組織比地方性慈善組織更愿意進行年度審計報告自愿披露。
2.相關性檢驗
Pearson相關分析結果表明，除PUBLIC與AGE顯著正相關外，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之間相關性比較小，表明不太可能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3.回歸結果與分析
表6為多元線性回歸結果，回歸結果表明，全樣本中，AUDREP系數顯著為正，說明披露年度審計報告影響慈善組織下一期捐贈收入，假設6得以驗證。SIZE、SURPLUS、CONCERN系數顯著為正，ADMIN系數顯著為負，即規模、盈利能力、收入集中度、管理效率正向影響下一期捐贈收入，說明財務信息質量越高，下一期捐贈收入也越高。同時，全國性基金會、公募基金會、包含教育助學類基金會在下一年度獲得的捐贈金額較大。AGE與AREA系數均為正但不顯著。
在公募基金會子樣本中，CONCERN、NATURE、INDUSTRY系數顯著為正，其他變量均不顯著。
在非公募基金會子樣本中，AUDREP系數顯著為正，SIZE、CONCERN、INDUSTRY系數顯著為正，ADMIN系數顯著為負，說明對非公募基金會而言，披露年度審計報告有利于組織下一年度獲得更高的捐贈收入，同時規模、收入集中度、管理效率正向影響下一期捐贈收入，包含教育助學類的基金會在下一期獲得的捐贈金額更大。
總體而言，慈善組織下一期捐贈收入受年度審計報告披露、組織規模、盈利能力、收入集中度及管理效率影響，并且全國性、公募、含教育助學類的基金會在下一期獲得的捐贈收入將更多。
非公募基金會情況基本一致，而公募基金會主要受收入集中度影響。
四、結論
本文基于信號傳遞理論對我國慈善基金會為何自愿披露年度審計報告及后果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表明財務信息質量越高的慈善組織越有動力通過對外披露年度審計報告向慈善市場傳遞其優質的信息。具體結論有：(1)全國性基金會比地方性基金會更愿意披露年度審計報告，地處發達地區的基金會比非發達地區基金會更傾向于進行年度審計報告披露。(2)基金會披露年度審計報告受規模因素影響。但具體影響公募與非公募基金會自愿披露年度審計報告的因素存在差異。(3)在控制了影響捐贈的其他因素后，本文證明了年度審計報告披露與后期捐贈收入成正相關。這就意味著，披露年度審計報告能影響捐贈者的捐贈決策。為了獲取更高的捐贈收入，慈善組織有很強的外在激勵主動披露年度審計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