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東亞貨幣合作是當前國際經濟理論界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本文就國內外理論界對東亞貨幣合作相關問題的研究文獻進行了回顧和梳理，分析比較后發現國外學者注重理論發展和實證研究，國內學者則較側重規范分析。
關鍵詞：東亞；貨幣合作；貨幣一體化
近年來，隨著東亞各經濟體匯率制度的變革、區內經濟合作與政策協調的強化以及外部經濟、金融環境的變動，國內外理論界圍繞著東亞貨幣合作的一系列相關問題展開了深入研究。
一、國外研究現狀
（一）貨幣合作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在貨幣理論中對貨幣合作有所闡述。他指出：“貨幣發展為世界貨幣，商品所有者也就發展為世界主義者。人們彼此間的世界主義的關系最初不過是他們作為商品所有者的關系，商品就其本身來說是超越一切宗教、政治、民族和語言的限制的。它們的共同語言是價格，它們的共性是貨幣……整個世界都融化在其中的那個崇高的觀念，就是一個市場的觀念，世界市場的觀念。”可見，商品的價值形式取得貨幣形式后會向世界范圍單一貨幣方向演進。而貨幣合作是貨幣在多個國家間的單一化，它正是這種演進道路上的一個階段。
1961年，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蒙代爾提出了最優貨幣區理論(The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簡稱OCA理論)，被公認為貨幣合作的經典理論。他把最優貨幣區定義為：由不同國家和區域組成，實行單一貨幣或雖有幾種貨幣但相互之間匯率永久固定、對外統一浮動的最優貨幣聯盟區。在此基礎上，麥金農(1963)、凱南(1969)、英格拉姆(1963)等分別從要素流動程度、經濟開放程度、產品多樣化、金融一體化等角度對最優貨幣區理論進行了詮釋。此后，哈伯勒(1970)和弗萊明(1971)、托維爾和威利特(1970)將通貨膨脹率相似程度和政策一體化程度等標準也納入到最優貨幣區理論當中[3]。進入20世紀90年代，經濟學者將成本收益分析加入最優貨幣區理論。克魯格曼(1990)以歐盟和芬蘭為例，分析了芬蘭加入歐盟的成本——收益曲線，得出了著名的GG—LL模型，為一國判斷是否加入貨幣區提供了簡單卻有效的標準。
近年來，對于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實證方面，有代表性的是：K．Dowd與D．Greenaway(1993)聯合提出的“網絡外形與轉換成本”理論，從貨幣轉換成本的角度闡述了實行單一貨幣的成本與收益。Bayoumi和Eichengreen(1996)在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礎上，創造了最優貨幣區指數法（OCA指數）以評估特定地區滿足OCA標準的綜合情況，并稱之為“OCA理論的簡化分析方法”[4]。關于沖擊對稱性的實證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如通過考察實際匯率變動（Poloz，1990)、股票價格變動(Eichengreen,1990)，或勞動力流動性(De Grauwe and Vangaverbeke，1991)、財政轉移支付(Sachs和Sala—I— Martin，1991)等判斷經濟沖擊的對稱性。1989年Blanchard和Quah提出了將經濟沖擊分解為供給沖擊與需要沖擊的SVAR方法，Bayoumi和Eichengreen則在SVAR方法的基礎上提出VAR(Vector Auto Regression)方法進行實證分析。此外，Frankel與Rose(1998)從OCA的兩個重要標準——貿易一體化和經濟周期相關性的相互作用出發，指出OCA標準隨時間而改變，并提出了貨幣區可能自我強化的“內生性”假說：如果國家間的貿易一體化和經濟相關性之間同向發展，那么“一國‘事先’不滿足最優貨幣區的標準，加入貨幣區可使其‘事后’滿足標準”。該假說成為最優貨幣區理論的重要分支。與之對立的是克魯格曼的專業化觀點，他認為隨著單一貨幣的實現會促進貿易的發展與規模經濟的產生。國家會集中生產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生產會變得單一化從而易于受到非對稱沖擊，進而促使聯盟國家間收入的相關性降低，即經濟一體化程度加深，將使一國越發難以滿足OCA標準。
（二）東亞最優貨幣區的指標與指數分析
對東亞能否構成一個最優貨幣區，學者們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大多數都不同程度地支持建立東亞最優貨幣區。Bayoumi和Eichengreen(1994)分別從需求沖擊及供給沖擊出發，估計了東亞各國(地區)間的雙邊相關系數。他們發現，日本、韓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及中國臺灣和香港特區的需求沖擊相對稱，它們是貨幣聯盟的較好候選國。Taguchi(1994)計算了東亞國家或地區、美國、日本的利率、股票價格、CPI的相關系數以檢驗外部沖擊對它們影響的對稱性，得出結論：目前東亞地區雖然組成最優貨幣區的標準還沒有完全得到滿足，但隨著區內經濟相互依存度的提高，貨幣一體化的可能性在增加。Kwan(1998)根據經濟發展水平、通貨膨脹偏好的一致性和貿易競爭性狀態，指出應該先在日本和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臺灣和香港地區之間進行集體匯率安排；而Williamson(1999)則以貿易競爭性為基礎判斷東亞應實施群體籃子釘住匯率安排。
也有研究者持不同意見。如Choi(2002)認為，東亞有形成貨幣聯盟的可能。但是，現實的勞動力市場流動性不如歐洲高，而且中國和日本這兩個區內大國面臨的沖擊是不對稱的[6]。Tsang(2002)指出，東亞各經濟體之間現存的差異很大，即使在中國內部，內地和香港現尚未組成區域貨幣聯盟。
（三）東亞貨幣合作的模式
關于東亞貨幣合作模式，國外學術界主要有三類觀點：借鑒歐元模式、美元化模式和次區域合作的漸進模式。IMF的執行總裁Vein和Horst Kohler(2001)建議東亞貨幣合作應按歐洲貨幣聯盟的模式，不能走美洲貨幣合作之路，認為貿易上的聯系是東亞貨幣一體化的基礎。但Kwan．ho and Yunjong Wang(2002)認為東亞的合作模式應該走和歐洲完全不同的路。歐洲貨幣合作是先從自由貿易協議開始的，然后是貨幣金融合作。在亞洲，由于缺乏必要的匯率制度安排和存在政治上的阻力，貨幣金融合作的路徑應該先是貨幣合作，在貨幣合作的基礎上開始貿易合作。貨幣合作是貿易合作的前提條件。Lewis、Jeffrey(1999)等人認為，亞洲區域貨幣合作具有“非制度化、非正規化” 特點，區域內各經濟體之間在經濟結構、發展水平、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存在著差異，亞洲地區不具備進行高層次貨幣合作的條件，還談不到合作模式的問題。
（四）東亞匯率合作的方案
目前，在東亞貨幣匯率合作的方案，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1.東亞貨幣美元本位制，即釘住單一貨幣美元。代表人物是麥金農，他通過超風險溢價模型的分析得出了存在名義錨的釘住匯率制優于浮動匯率制的結論，并指出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東亞各國貨幣高頻釘住美元的現象反映出釘住美元的合理性。因此，為確保東亞地區內部雙邊匯率與對外匯率的長期穩定并防范投機資金的沖擊，各經濟體應當確立與美元的固定匯率，建立正式的區域性美元本位制度。同時，他從“原罪”理論出發來看亞洲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就每一個單個國家來說，它們對浮動匯率制度的恐懼是一種理性行為，選擇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的確有益于作為一個整體的東亞美元集 。
2.東亞單一貨幣區，主要有兩種：一是建立以日元為核心的東亞單一貨幣區。代表人物是日本的經濟學家關志雄。關志雄（1997）主張把日元作為東亞地區的基軸貨幣，使日元在東亞承擔馬克在歐洲貨幣體系中的地位，以日元作為駐錨貨幣建立起區域性匯率聯動機制。二是效仿歐元的建立亞元聯盟東亞單一貨幣區。Oh and Harrie(2001)提出亞洲匯率機制(Asi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方案，建議設立類似于歐洲貨幣體系中歐洲貨幣單位的亞洲貨幣單位(Asian Currency Unit，簡稱ACU)，作為各成員國單一的貨幣籃子目標，并為各成員國設立了可以在一攬子貨幣中心平價上下浮動的范圍。
3.一攬子目標區爬行釘住(Basket，Band，Crawl，簡稱BBC)方案，由Williamson（1997）、Jeffrey. G (1999)提出，其主要內容是由美元、日元、歐元等世界主要貨幣組建共同貨幣籃，以整個東亞地區對外貿易權重為基礎確定貨幣籃的統一結構，各國宣布本國貨幣對該共同貨幣籃的中心平價，并各自確定波幅限制。根據各國波幅的不同，允許其正式匯率制度安排存在差異(從波幅很小的貨幣局制度到波幅較大的管理浮動制度均可)，允許成員國在經濟基本面因素發生較大波動時，調整中心平價與波幅限制。
4.混合貨幣籃制。即建立一種由東亞區域內的基軸貨幣和區域外的基軸貨幣共同構成的貨幣籃，并將本幣同這種“混合駐錨”型的貨幣籃建立固定比價關系。
以上方案各有利弊。多數學者認為美元本位制存在這明顯弊病，2007年美國金融危機就說明了這點；建立單一貨幣區目前還存在一定困難；BBC方案可操作性較強，而亞洲匯率機制安排更有利于促進區域的經濟一體化。
二、國內研究現狀
（一）東亞貨幣合作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國內學者的研究，大都是基于最優貨幣區理論的若干標準進行的。黃梅波(2001)根據最優貨幣區理論對東亞貨幣合作的可能性進行了分析，認為從各國經濟相互依存度的角度來看，東亞地區與歐盟相比還存在差距。白當偉、陳漓高(2002)認為，東亞地區目前整體上并不具備建立貨幣聯盟的條件，但在日本等幾個國家(地區)之間則比較符合建立貨幣聯盟的標準。可首先在這幾個國家(地區)建立貨幣聯盟，然后逐步向外圍擴展 。萬志宏(2003)分析了東亞各國(地區)的經濟對稱性、周期性波動因素，以及供給和需求沖擊的對稱性，指出區域內對稱性高的國家可以先進行小集團范圍內的合作。
國內學者還從經濟沖擊相關性和內生性的角度來研究東亞貨幣合作的可行性。姜波克(2002)指出，盡管單一貨幣最終將解決非對稱性問題，但在貨幣聯盟向單一貨幣過渡和金融市場的進一步整合過程中，因各成員國參與聯盟的程度不同而導致的非對稱沖擊將長期存在。萬志宏、戴金平(2005)通過完善最優貨幣區指數法，對東亞地區1982—2000年的實際情況進行檢驗，并以此為基礎構造了東亞地區的最優貨幣區指數，綜合評估東亞各經濟體實行貨幣合作的經濟成本，并得出東亞地區存在小型開放經濟構成的潛在貨幣區，但區域整體差異較大，難以進行單一貨幣合作 [14]。崔曉燕、楊玉波、王少平(2007)利用1980—2005年的數據建立了一個三變量結構VAR模型，研究各種經濟沖擊對東亞各經濟體的影響，以此考察東亞建立最適度通貨區的經濟可行性。他們的研究表明，東亞并不滿足建立單一全面的最適度通貨區的條件。但是，通過對三種經濟沖擊的對稱性以及脈沖響應函數的分析，結論支持日本和泰國，以及韓國、馬來西亞和中國臺灣分別組建子通貨區。王志宇（2008）贊同前者的觀點，并在修正BE模型的基礎上計算了東亞國家之間的最優貨幣區指數，認為東亞各國的最優貨幣區指數有減少的趨勢，表明東亞貨幣合作存在可行性；截面數據的最優貨幣區指數顯示在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地區、韓國和日本這些次區域內先進行貨幣合作是較為可行的現實選擇；另外與歐洲相比，東亞地區的最優貨幣區指數較大，表明東亞的貨幣合作將是一個長期漸進的過程。
此外，岳華、樓當(2005)運用博弈論原理，分析東亞貨幣合作成本與收益博弈過程，分析得知，東亞各國與地區若要達到貨幣一體化目標，還必須致力于相關的制度性建設，才能在最優路徑上實現區域貨幣一體化。
（二）東亞貨幣合作模式與路徑選擇
鐘偉（2001）提出，亞洲區域貨幣合作大致有三個層次：一是建立區域內的危機解救機構，如亞洲貨幣基金，二是建立類似歐洲匯率機制的亞洲匯率聯動機制，三是最終過渡到亞洲單一貨幣。余永定(2002)認為東亞的貨幣合作應該從兩方面展開，首先是建立東亞國家之間的緊急援助安排，然后是區域匯率安排。施建淮(2004)從時間視角研究了東亞金融貨幣合作，將東亞區域金融貨幣合作分為短期、中期和長期，并認為短期東亞地區仍應將金融貨幣合作的重點放在地區最后貸款人和緊急救助機制的建立和完善上，中期合作的重點是發展地區資本市場特別是長期債券市場，而東亞貨幣匯率合作只能留待更長遠的未來去實現。李富有(2004)指出，亞洲貨幣合作應確立“循序漸進、互惠共贏、平等協作、開放包容”的合作原則，在合作方式上可以采取次區域“主導平行貨幣區域化”與“區域多重平行貨幣梯度推進”相結合的發展模式，即在條件成熟的次區域、小范圍貨幣區先發行平行貨幣或準平行貨幣，實現平行貨幣區域化；再在整個區域發行平行貨幣、其他區域逐步推進多重貨幣合作；最后實現全區域單一貨幣的合作模式。李曉、丁一兵(2002)分析了東亞貨幣合作的具體措施，認為應包括三方面的內容：首先是建立制度化的信息溝通與政策協調機制；其次是擴大資金支援機制；最后是在長期內設計并逐步建立區域性的匯率制度安排。對于匯率制度安排，他們認為東亞地區應在釘住貨幣籃子制度的框架下逐步開展匯率制度方面的合作。黃濟生、冉生欣(2005)提出的四階段則是：第一階段經濟合作+政治合作+貨幣合作；第二階段經濟一體化+政治合作+貨幣合作；第三階段貨幣聯盟+政治合作；第四階段釘住固定匯率制。
（三）東亞貨幣合作難點與前景
朱孟楠、傅俊霖(2002)分析了東亞貨幣合作的現實難點：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不平衡；日元國際化程度不高；貨幣合作的政治基礎比較薄弱。邱丹陽(2003)認為，東亞合作盡管發展勢頭良好，成績顯著，但東亞各國由于利益不同，發展層次不同，再加上東亞地區復雜戰略因素，特別是中日爭奪東亞主導權等諸多因素，使得東亞合作不可能一帆風順，而是在曲折中發展。陳雨露(2003)分析了東亞貨幣合作中日元和人民幣的競爭問題，認為東亞地區并沒有一種貨幣能夠占據絕對的競爭優勢，在東亞貨幣合作進程中應當努力尋求兩種貨幣的協調與合作，以實現區域整體經濟與域內各國經濟的相互促進和共同發展。余永定、何帆、李婧(2002)系統研究了亞洲金融合作的背景、理論基礎、發展進程，并對可能的發展前景做出了具體的判斷，指出在21世紀前十幾年，東亞地區的金融合作很可能主要在兩方面展開：一是建立東亞國家之間的緊急救援安排，二是區域匯率安排的管理。魏潤卿（2008）從蒙代爾關于“金融穩定性三島”的預言出發，指出東亞貨幣合作存在許多非經濟因素制約，各國的差異是非常大的，不利于展開貨幣合作。但正因為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性，存在著許多的沖突因素和對和平穩定的威脅，就更需要在貨幣金融和經濟領域做出更多的實質性合作，并努力實現有效的合作目標，以促進其他非經濟領域矛盾和差異的緩和與消減。
綜上所述，對東亞貨幣合作問題，國外學者注重理論發展和實證研究，國內學者則多側重規范分析，近年來實證分析也逐漸增多。他們的研究為東亞貨幣合作進程提供了有益的啟示，但也存在不足之處：一是現有理論局限于分析經濟發展水平相似地區的貨幣一體化進程，對于更加廣闊的地域范圍內形式更加多樣化的貨幣合作缺乏理論解釋與指導能力；二是對東亞貨幣合作的具體形式與相應的可行性、發展路徑仍存在較多分歧；三是分析視角不夠開闊，大多局限于純經濟學的研究框架，未能從多學科的角度全方位地研究東亞貨幣合作這個范疇。這些將成為今后理論界和學術界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