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對政府補貼、盈余管理及高管收益相關文獻進行了理論綜述，闡釋了地方政府與上市公司之間的關系。上市公司高管操縱盈余基于多方面的考慮，包括公司層面、經濟層面及政治層面，而地方政府則主動參與和配合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其目的是挽救虧損公司免于摘牌和退市，以維持和擴大地區投資，增加就業和財政收入，這是地方官員獲取政治提升的重要途徑。基于這些提出了政策建議。
關鍵詞：政府補貼 盈余管理 高管收益 地方政府
一、引言
政府和企業的關系一直是國內外研究熱點，內容和角度涉及多方面，而其中的政府補貼是地方政府和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建立關聯的重要紐帶和橋梁。一方面，上市公司高管出于多種動機熱衷于操縱盈余，以此來獲取各方面收益的最大化，一些研究顯示非經常性損益是公司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而政府補貼是非經常性損益中很特殊的一種形式，具有延續性、合法性及可預測性等顯著特征。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財政分權體制下具有發展地方經濟、增加投資、促進就業、提升GDP快速增長的內在動力，地方官員的考評機制和升遷機會也往往與以上因素緊密相關，而要獲取這些“政績”上的籌碼則必須依靠地方經濟的主要引擎——地區企業尤其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帶來的投融資效應、稅賦效應、就業效應是地方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因此地方政府及官員會高度關注本地區上市公司的盈虧狀況，如果出現上市公司因為虧損而ST或摘牌或倒閉，或者因為重要行業投資不足而失去對地區經濟的帶動效應，地方政府會積極提供補貼以迅速扭轉公司的被動局面，或刺激相關行業增加投資。陳曉等就曾提出地方政府積極參與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主要動機是保配和增發，手段即是提供稅收返還及財政補貼。由此可見，政府補貼將上市公司高管及地方政府官員聯系起來，并聯合操縱公司盈余。
二、相關理論綜述
（ 一 ）會計業績契約盈余管理動機 大量研究考察了經理人的實際報酬契約以確認其盈余管理的動機。上市公司高管基于會計業績的收益平滑行為，即經理發現無法達到獎勵計劃規定的盈余目標時，往往采取遞延收益的會計處理方式。Guidry et al.（1999）， Healy（1985）， Holthausen（1985）， Gaver et al.（1995）， Burgstahler& Dichev（1997）等，國內研究者如朱星文等（2008），劉睿智、吳建華（2010）等，其中朱星文等（2008）還研究了經理報酬敏感度和盈余管理、董事會的關系。操控性應計和高管貨幣薪酬具有顯著關系。Balsam（1998）， Shuto（2007），其中Shuto的研究方法是借鑒Balsam（1998），研究對象是針對日本高管薪酬，得到的結論也大致相似，不同的是Shuto進一步高度關注了負的操控性應計，并發現高管通過“Big Bath”為未來紅利向下調整收益的證據。國內研究者如李延喜等（2007），劉長才（2009），劉睿智（2009），其中劉長才（2009）研究發現企業高管薪酬與盈余管理顯著負相關，高管人員薪酬越高，其盈余管理就越不嚴重。高管股權激勵與盈余管理之間呈現負相關。Warfield 等（1995），Kadan （2005），Bergstresser等（2006），其中Kadan （2005）發現溢價較高的股票期權會帶來更多的盈余管理和內幕交易。值得注意的是，國內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仍是以貨幣薪酬為主要方式，股票期權等激勵方式并不普遍。
?。?二 ）非經常性損益盈余管理手段 所謂非經常性損益是指公司發生的與經營業務無直接關系，以及雖與經營業務相關，但由于其性質、金額或發生頻率，影響了真實、公允地反映公司正常盈利能力的各項收入支出，具體包括14項內容，而其中的政府補貼涉及到地方政府和地方上市公司互動關系，具有直接性和導向性特征，是上市公司積極爭取的一種收入形式。那么高管利用政府補貼進行盈余管理的動機又是什么呢？仍然是提高自身薪酬嗎？劉睿智（2009）通過實證研究發現：盡管非經常性損益經常被上市公司高管用來調節利潤，然而對高管薪酬的作用并不顯著。吳建華、劉睿智（2010）通過實證研究指出，非經常性損益對高管薪酬有正的影響，但顯著性水平并不高，說明非經常性損益不是提高高管年薪的主要手段，利用非經常性損益調節利潤有其他的目的，但研究中并未指明該目的究竟是什么。也許魏濤、陸正飛、單洪偉（2007）的研究可以提供一些啟示，他們通過實證分析發現無論是虧損公司還是盈利公司的盈余管理都非常倚重非經常性損益，主要手段是處置資產、政府補貼和其他營業外支出等，其動機具有差異化：虧損公司主要是為了扭虧為盈，高盈利公司則是為了平滑利潤和避免利潤下降。徐曉偉、李林杰、安月平（2002）也認為我國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通過非經常性損益項目進行盈余管理，調節利潤、改善經營業績、扭虧為盈的現象。Paul Walsh等（1991），Russell Craig等（1989）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結論?；谶@些現有結論我們推測平滑利潤可能給上市公司帶來節稅的效果，也可能是為了提高最終的ROE指標（該指標是代表經營者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標，關系重大），這是高管對于公司層面的考慮。另外，雖然沒有發現高管利用非經常性損益改善自身薪酬的明顯證據，但卻很可能是出于保持自身薪酬的穩定性考慮，這可以理解為高管在經濟方面的收益。除此之外，陳冬華等（2005）注意到了我國國有企業存在的高管薪酬管制現象，因而國有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員很可能轉向在職消費，從而降低公司價值。由于國有上市公司的高管產生和更替受到政治或行政命令的重要影響（周建等，2009），身負國有資產保值增值重任的高管人員可能還非?？粗卣畏矫娴氖找妗＿@里所謂的政治收益，對于上市公司的高管來說，主要是盡量與政府取得關聯（政治關聯）從而獲得諸如優惠稅率、政府扶持、行業準入、產權保護等明顯或潛在的好處，而途徑往往是通過當選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參政議政來達到（胡旭陽，2010），對于面臨制度約束的民營企業來說，可能更是需要通過建立政治聯系這樣一種替代機制來克服制度對其發展的阻礙（McMillan & Woodruff， 2002； Allen et al.， 2005）。Faccio等人（2006）認為，企業高管的政治背景在決定企業獲取政府補助的可能性和數額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影響作用。從理論角度分析，地方上市公司上交的稅收越多、投資規模越大、提供的就業崗位越多、創造的地區GDP值越大，那么建立這種“政治關聯”的可能性就越大，能夠獲取政治收益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 三 ）財政分權體制下的地方政府政治關聯 盡管如此，上市公司高管在盈余管理的道路上其實并不孤單，這里面可能出現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地方政府。在我國財政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受到了發展地方經濟的激勵。地方上市公司作為地方經濟的主體能夠帶來財政收入、就業、投資及GDP增長等，因而受到地方政府格外的重視和照顧，而通過補貼和扶持進行這樣的“重視和照顧”成為眾多地方政府積極實施的行為，這同中國地方政府的官員評價和提升的最重要指標就是地區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規模密不可分（唐清泉、羅黨論，2007）。當然，這種政府補貼如稅收優惠和財政補助還可能具有其他一些動機，如調整和優化地區產業結構、加強地區經濟競爭力等。劉浩（2002）在回顧政府補貼的會計制度變遷路徑的研究中就曾指出，中國的會計制度改革組織者意識到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與作為財政收入主體的各類企業的關系是非常微妙的。為了“保配”和“防特（特殊處理）”，地方政府竭盡全力地幫助本地區經濟主體“盈利”（盈余管理）從而達到監管要求。那么地方政府進行補貼和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之間到底呈現如何的關系？這方面的專門研究并不豐富，Watts & Zimmerman（1978）認為尋求政府補貼或保護的公司的經理有動機進行盈余管理以使得公司呈現降低的獲利能力。Jones（1991）發現申請進口減免稅的行業的公司趨向于在申請當年遞延收益。國內的陳曉、李靜（2001）首次經驗性研究了地方政府財政行為在提升上市公司業績中的作用，他們發現地方政府為了爭奪社會經濟資源，積極參與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而主要手段即是對上市公司進行大面積的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并發現近一半的已配股公司是由于獲得了地方政府的財政支持才獲得配股資格。這和劉浩（2002）的初步研究結論比較一致。但有趣的是，陳曉、李靜（2001）發現國有股比例與行業無法解釋補貼收入，劉浩（2002）卻認為國有股比例對補貼收入有較顯著的正向影響，結論幾乎完全相反?？赡艿脑虬▋烧卟捎玫难芯糠椒ù嬖诓町?，陳曉、李靜（2001）主要是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和假設檢驗，沒有考慮控制其他變量。唐清泉、羅黨論（2007）則認為保牌和配股動機雖然與政府補貼有正相關關系，但是并不顯著，即上市公司的再融資動機沒有影響到政府補貼，政府補貼行為更多是基于地區社會效益而非經濟效益的考慮。相反這種政府補貼行為實際上可能削弱上市公司（尤其是國有企業）的所謂“自生能力”。這樣的結論是可以理解的，因為2001年3月15日證監會發布了新的配股規定，要求在計算凈資產收益率（最近3年平均不低于6%）時采用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后的凈利潤和扣除前的凈利潤兩者中較低者作為計算依據。地方政府已無法通過政府補貼方式使上市公司獲得配股資格，但卻對ST扭虧、平滑利潤、保值增值等動機并無制約。至于社會效益的結論雖然得到一定驗證，但正如該文作者自己所指出那樣，用（下一年稅收總額/下一年總資產）作為社會效益的代理指標未必一定合理，如就業、投資增長等也是社會效益的構成，更為重要的是其并沒有完全揭示政府補貼的作用機制，以及與上市公司之間的互動關系。而Shlefier & Vishny（1994）的理論模型表明，政治家（地方政府官員）采用財政支出向企業提供補貼可能并不是基于企業效率和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的考慮，而很可能是兩者之間的雙向賄賂和尋租活動。這和劉浩（2002）所指出的“兩者之間存在微妙的關系”有著非常類似的含義，地方官員在任期間通過增加財政收入（稅收是主體），擴大地區投資規模，增加就業，提高GDP增長速度和規模來顯示“政績”從而獲取政治提升，而這些“政績”的取得離不開地方企業的發展尤其是上市公司的正常健康發展，正如前文所述上市公司也同樣需要提供這些“政績”來獲取與地方政府的“政治關聯”，以期得到更多、更長期穩定的經濟收益和政治收益，因此，兩者之間存在天然的、微妙的關系即是自然之事。
三、結論及建議
本文主要分析了政府補貼與盈余管理的相互關系，并對其中兩個重要角色：地方政府和上市公司高管在其中所表現的動機進行了深入研究，以此來說明政府補貼其實質是聯系地方政府與上市公司的重要紐帶和橋梁。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動機主要包括扭虧、ST保牌、平滑利潤、資產保值增值等，政府補貼盈余對公司操控性應計具有顯著影響，政府補貼是盈余管理的一個重要手段，其中接受政府補貼的公司傾向于調低盈余，但這種現象與未接受政府補貼的公司之間的差異并不十分顯著，這可能與補貼的各種政策限制有關；公司高管利用政府補貼操縱盈余的動機是比較復雜的，首先他們會基于公司層面進行考慮，如所得稅、ROE，以此來顯示經營能力并保持高級職務，還會考慮自身經濟收益和政治收益，經濟收益不局限于僅僅提高絕對薪酬，而是保持薪酬相對平穩，政治收益方面則更加關注上繳稅賦，尤其是流轉稅稅賦，可以直接導致地方財政收入的增加，效果比較明顯，并以此爭取良好的經營環境和政策條件；而地方政府積極參與并配合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主要途徑就是通過提供政府補貼，發現政府補貼的主要對象是盈利能力較低且能夠提供大量稅賦的上市公司，并不以當期投資或就業為直接的補貼依據，而且這種補貼并不能帶來上市公司下一期盈利能力的增長，甚至可能降低公司的“自生能力”。政府補貼的功能雖然是多樣化的：如幫助公司扭虧、ST保牌、或是對特殊的或重要的行業進行補貼以鼓勵其發展積極性，但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維持本地區的投資不會因為上述原因而流失，而且要盡量吸引投資擴大投資，使其穩步增長，而投資的增加具有顯著增加就業和稅賦的聯動效應。因此地方政府提供補貼的主要動機并非基于公司的短期經濟效應，而是考慮較長期的社會效應，以及基于這種社會效應的“政績”資本，這是成為地方官員獲取升遷機會的籌碼和途徑。公司高管注重盈余，可能是直接的經濟原因或是考慮政治方面的原因，但最終都是要為公司爭取良好的經營條件或政策，虧損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虧損必須是有限度的，而且盡量要提升公司在地區經濟中的作用，如稅賦、就業等，這為公司爭取財政補貼打下良好基礎，也是一種無可厚非的舉措。地方政府同樣重視公司盈余，但其真正關心的并非公司的ROE水平，而是公司能否維持經營，維持投資進而維持稅賦和就業，一旦上市公司因為虧損而倒閉或摘牌，或者重要的產業因為投資不足而失去帶動效應，對地區經濟都是致命的打擊，對GDP增長都是巨大的損害，因此地方政府會不遺余力地參與到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中去，避免其虧損、摘牌、破產或投資不足，避免因此而不能獲得稅賦和就業，這同樣是無可厚非的舉動。但問題是這種純粹的行政性補貼并不能帶來公司實際盈利能力的增長，因此并非長久之計。因此建議，政府在設計補貼政策時，必須兼顧考慮公司的未來盈利能力，限制補貼的使用范圍，有針對性地改善公司存在的經營問題，以促進經濟全面可持續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