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捐贈作為社會的第三次分配，對于緩解收入差距具有積極的作用。本文選取重慶市2007年至2009年上市公司為樣本，分析了企業捐贈與企業經濟績效之間的相互影響。結果發現：企業捐贈與企業績效正比例關系，但不顯著。據此對企業捐贈提出了相關建議，以期為政府和企業共同規范企業捐贈提供參考。
關鍵詞：企業捐贈 企業經濟績效 企業社會責任
隨著資本不斷擴展引起一系列社會矛盾，企業社會責任（CSR）的概念被提出。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對自己的股東以及股東以外的其他利益相關者的責任。企業捐贈是企業履行企業公民的重要途徑和表現形式。本文旨在研究企業捐贈與企業績效的相互關系，從側面反映企業應該加強其對社會目標的關注，從而實現目標和經濟目標的統一，為和諧社會的構建作出重要的努力。
一、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 對于企業捐贈的研究大多基于利益相關者，大體包括企業捐贈的合理性解釋，企業捐贈對企業經濟績效的關系。但是，較少研究政府支出對企業捐贈的影響，本文將政府支出作為影響企業捐贈的影響因素，分析企業捐贈的動機和內涵。Fry，L.， Keim （1982）通過實證分析指出廣告費用與公司捐贈是形成公司聲譽的互補性投入。Brown，Helland和Smith（2004）發現捐贈與廣告費成正相關，管制企業和研發投資較高的企業比其他企業捐贈更多。山立威和甘犁（2008）等人基于“5·12”汶川大地震后我國A股市場上市公司捐款數據的實證分析，發現公司是以獲取廣告效用與提高企業聲譽為目的發生捐贈行為的。因此，提出假設：
H1：捐贈與廣告支出成正比例關系
企業捐贈與政府支出兩者之間的關系可以從需求和供給兩方面分析：從捐贈的需求方來看，政府支出以及企業的捐贈均可以改善企業所處的環境，即政府的支出會對企業的捐贈行為形成“擠出效應”；從捐贈的供給方來看，企業捐贈資金的流向一般是教育、醫療衛生、社區服務等公共支出。而政府對這些支出都比較關注，必然會加大對捐贈資金的監管。McElroy和Siegfried（1984）研究公司規模與捐贈關系，涉及到地方政府用于社會服務的支出，但是變量之間關系并不顯著。Navarro（1988）認為，企業所處的良好環境會降低公司的運營成本，而公司捐贈和政府相關支出均可以改善公司所處的環境。因此，政府支出就可以看作公司捐贈的替代品，政府支出水平會減少公司捐贈的數額。Day和Devlin（2004）對加拿大企業的實證研究表明，公司捐贈與政府支出正相關：政府支出擠入了公司捐贈，兩者是互補品。接受捐贈、提供公共服務的慈善機構，同時也嚴重依賴于政府的直接資助或者依賴于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因此，提出假設：
H2：企業捐贈與政府支出成正比例關系
關于企業捐贈與財務績效的關系，理論界仍無定論。主要包括：（1）代理理論。新古典經濟學認為，股東的利益是最重要的。經理層利用自己對企業的了解以及信息管理上的特權，通過捐贈來達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是不一定會給股東帶來財富。該理論的前提是股東更愿意將利潤用在其他方面，而不是進行捐贈。除非捐贈創造的收益大于成本。因此，代理理論認為捐贈會降低企業的績效。（2）利益相關者理論。根據利益相關者理論，企業應該注重各個利益相關者之間利益的均衡。不少研究表明，慈善在提升和改善與利益相關者關系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因此，利益相關者理論支持企業應該承擔更多的慈善責任。（3）資源依賴理論。資源依賴理論認為，企業的慈善捐贈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收益。企業捐贈可以使企業獲得兩者無形資源、提升企業品牌的知名度和聲譽。隨著企業的發展，企業將自身獲取的資源加以整合，形成某種經營模式，從而使得企業變得獨一無二。這些資源是企業獨特的歷史和發展軌跡所決定的，故很難被模仿。這樣，企業可以緩解競爭環境下的稀缺資源，增強自身的資源基礎，從而獲得競爭優勢。Smipson和Kohers發現企業財務績效對企業的社會績效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山立威和甘犁（2008）等人基于“5·12”汶川大地震后我國A股市場上市公司捐款數據的實證分析，得出公司的捐贈行為是由其自身能夠承擔社會責任的經濟能力所決定，即業績好的公司捐款總數明顯要高于業績差的公司。因此，提出假設：
H3：企業捐贈對企業的經濟績效有正向的作用
大多數研究都得出企業的規模是企業捐贈的重要因素之一。Useem認為企業規模是影響企業捐贈水平的重要因素，大規模企業的慈善捐贈很多而不太注重企業利潤。企業的資產負債率是衡量企業財務狀況的重要指標之一。資產負債率可以衡量企業的代理成本，資產負債率越低，企業捐贈越多。因此，提出假設：
H4：企業捐贈與企業規模成正比，與資產負債率成反比
（二）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為了研究企業社會績效與經濟績效的關系，本文以2007年重慶滬深兩市上市公司2007年至2009年的數據為研究對象。排除了兩家資產負債率異常的上市公司，最終得到28家公司的數據資料。捐贈數據來源于財訊網和巨潮咨詢網的上市公司年報數據。政府支出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三）變量定義 本文選取以下變量來研究捐贈與企業績效的相互影響。設計的變量如表（1）所示。（1）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本文以2007年重慶市上市公司為樣本，時間跨度選為2007年至2009年度的數據。捐贈數據和企業績效作為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以企業廣告支出、政府支出作為解釋變量。分別檢驗企業績效對企業捐贈的影響和企業捐贈對企業績效的影響。（2）控制變量。由于不同規模、不同風險水平的企業在社會績效與經濟績效方面存在差異，本文采用企業年末總資產的自然對數來控制企業規模，采用資產負債率控制企業的風險。
（四）模型構建 本文將3年的時間分為兩個段，分別分析2007年企業的經濟績效對2008年企業捐贈的影響，目的是檢驗企業經濟績效對企業捐贈是否具有顯著的前期影響；其次，分析2008年企業捐贈對2009年經濟績效的影響，檢驗企業社會績效對經濟績效是否具有顯著的后期影響。由于2008年是汶川地震，企業的捐贈是基于理性的，將捐贈作為企業日常決策的一部分，還是僅僅為一種非程序化的操作，任意性很強。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建立的模型為： 二、實證檢驗
（一）描述性統計 本文樣本描述性統計情況，見表（2）。
（二）相關分析 選取的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如表（3）所示。捐贈（dona）與經濟績效（roa）的相關性不顯著，而與其廣告支出、資產規模顯著相關，說明變量的選取是有效的。各解釋變量與控制變量之間的相關性較低，其中debt與roa關系顯著，模型受多重共線性影響較低。
（三）回歸分析 （1）經濟績效對企業捐贈的影響分析。運用模型：DONA=a0+ a1ADVE+ a2 GOVE + a3 ROA + a4 DEBT + a5 LNAS +ε1，以2007年的ROA作為解釋變量，對2008年的dona進行最小二乘回歸分析，檢驗2007年經濟績效對2008年企業捐贈的影響。得到的結果如表（3）所示。只有廣告支出與企業捐贈在1%的水平上顯著，而且系數為正，表明企業捐贈與廣告支出成正比關系，假設1得到驗證。沒有得出企業捐贈與廣告支出是替代品的結論，一方可能面因為2008年事突發事件較突出的一年，影響了企業的捐贈數，而與企業自身的廣告支出關系不顯著。另方面可能因為企業在廣告支出的基礎上，進行捐贈，是為了加強其廣告效應，更好的宣傳自身對慈善事業的支持。但是績效、資產規模均與捐贈成正比，資產負債率與捐贈成反比，但是均不顯著，假設3得到部分驗證，假設4得到驗證。 （2）企業捐贈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分析。運用模型ROA =β0+β1ADVE+β2 GOVE +β3 DONA +β4 DEBT +β5 LNAS +ε2，以2008年企業捐贈作為解釋變量，對2009年經濟績效進行最小二乘回歸分析，檢驗2008年企業捐贈對2009年企業績效的影響。得到的結果如表（4）所示：企業捐贈與經濟績效成正比關系，但是不顯著。而廣告支出與績效成反比關系，也不顯著。資產負債率與企業績效成反比，而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驗證了假設4。企業資產規模與企業績效成正比，而且在10%的水平上顯著，驗證了假設4。以2007年至2009年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相關系數為0.523，判定系數R2=0.273。F統計量為5.86，伴隨概率為0.000，說明方程的設定合理。回歸的結果如表（5）所示：政府支出和企業資產規模顯著影響企業的捐贈。但是企業捐贈與政府支出成反向關系，表面政府支出擠出了企業捐贈。廣告支出與企業捐贈成正比關系。驗證了假設4。企業的企業捐贈額與廣告支出的關系支持了Fry，L.，Keim（1982）、Brown，Helland和Smith（2004）以及山立威和甘犁（2008）等人的結論。但是企業捐贈與經濟績效成反比，假設3沒有得到驗證，可能是因為企業的日常捐贈決策機制不健全，沒有將其與企業的績效聯系在一起，形成一種“捐贈總比不捐好，捐多捐少是其次”的局面。萬科房產在2008年汶川地震時捐贈了200萬元人民幣收到了質疑。企業應該將慈善捐贈的決策納入日常的機制中去，不能成為一種隨機性較強的應急方式。企業捐贈與資產負債率成反比，假設4得到驗證。因為企業的債權人首先關注的是企業的償債能力，一旦償債能力受限，則企業的捐贈行為會危及自己的利益。因此，資產負債率是企業捐贈的外部約束，或者說是一個限制。在回歸時使用全部引入法，將廣告支出剔除后，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和經濟績效仍然不顯著，回歸的結果如表（6）所示。企業捐贈與資產負債率成反比，驗證了假設4。而企業捐贈與績效成反比，假設3沒有得到驗證，可能的原因是企業目前并沒有將捐贈與企業的經濟績效聯系在一起，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明企業捐贈是出于臨時性的考慮，沒有納入到企業日常的決策系統中去。國外的戰略性慈善捐贈可能就很好的說明這一點，企業應當從長遠的角度看待捐贈，因為捐贈會給企業帶來一些稀缺的資源、競爭對手無法模擬的優勢。
三、結論
基于本文的研究結論，給出以下建議：在國家層面，一方面，建立稅收優惠政策，給予捐贈企業適當的政策傾斜，簡化捐贈企業的審核程序和手續，減少其交易費用。另一方面，政府支出擠出了企業捐贈，政府在正確引導企業的捐贈行為時，可以將支出用在其他一些需要的領域，讓捐贈企業積極的參與到日常的領域，從而實現捐贈與政府支出的效用最大化，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在社會層面，良好的社會輿論引導和壓力可以督促企業的行為。信號傳遞理論，可以激發企業的捐贈熱情。首先要保證信息的傳播要客觀、及時、順暢。其次，要讓輿論形成一種價值取向。一旦企業的捐贈成為外部需求和內部需求統一的結果，企業捐贈事業才會健康發展，走的更長遠。在企業層面，企業的捐贈行為可以在利益相關者間建立良好的社會形象，這個是企業捐贈最大的動力，企業應該在公司的年報、網站上披露自己所履行的責任，以便與利益相關者對企業進行區分，作出一些重要決策。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水平激發消費者響應的前提是其觸發了消費者的經濟理性或迎合了消費者的自我概念，同時還認為這種響應的動機來自利益驅使以及價值認同。文章的不足在于，選取的樣本數據只限于重慶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