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轉軌經濟社會契約誠信缺失與新興證券市場
處于轉軌經濟時期的中國社會，人們行為的最大特點便是短期化，契約誠信的普遍缺失已成為客觀事實，其在會計、審計上的表現就是會計虛假信息的泛濫、審計串通作弊現象的嚴重、財務報告舞弊問題的不斷出現。施東暉(2001)認為與西方國家不同，以股票市場為代表的新中國證券市場的產生與發展不是市場經濟自然發展的結果。而是基于體制內不能解決國有企業的融資結構單一、效率低下。通過引入新的融資渠道對國有企業進行深層次改革與建立新的治理機制需要的結果。處于初級階段的中國證券市場仍然存在不少問題，主要表現在市場規模小、深度淺、換手率高、投資行為短期化、投資者不注重財務信息的分析與利用、股市泡沫嚴重、市場弱式有效、不存在對高質量審計報告的自愿性要求、受政策的影響嚴重等。
首先，中國證券市場中的換手率高，投資行為短期化現象嚴重。根據國際證券交易所聯合會(FIBV)的統計數據，2000年紐約、納斯達克、倫敦、香港等市場的換手率分別為75％、303％、57％和51％，滬、深A股市場的換手率分別高達421％和371％，位于世界前茅，而且每年都有少數個股的換手率達到1000％甚至2000％左右的水平。成思危(2003)認為投資行為短期化的結果是，投資者往往以追求短期利差為目的，并不注重投資對象的長期投資價值分析，因而不太關注企業的實際經營業績層面，而主要是根據市場交易信息或其他信息(技術分析信息等)來進行投資決策。這使得企業提供的財務報告信息處于一種可有可無的地位，因而也就不太關心其可靠與否、真實與否，進而對審計師的審計意見也就不在乎，即產生對審計意見的有效性需求不足。
其次，中國證券市場僅達到弱式有效程度，不存在對高質量審計意見的自愿性需求。施東暉(2001)認為與西方國家的半強式股票市場相比，中國股市僅在1993年以后才達到弱式有效程度。由于會計信息對股價的影響是弱式有效，投資者往往并非根據財務報告來進行投資決策，對審計意見的需求可有可無，而管制機構為提高財務報告的可靠性程度則強制要求財務報告必須獲得注冊會計師的審計意見才能對外公布。在強制制度變遷下，我國上市公司的利益相關者缺乏對審計意見的有效需求，從而難以對注冊會計師的審計意見行為形成真正的壓力。
最后，轉軌時期政府言行也會對股市產生重要影響。張維迎(2001)指出，“政策市”導致的直接后果是，投資者尤其是中小投資者產生了過分依賴或看重政府政策信息的傾向，并相信當股市真正“崩潰”時政府不會袖手旁觀，結果使股市變成一個尋租場。政府“救市”行為的存在，使得上市公司尋求財務舞弊的外在壓力更小，注冊會計師發生審計失敗而遭受訴訟的風險更小，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上市公司審計失敗的發生也就有了可能。
二、審計經濟后果導致地方政府行政干預過強
雷光勇(2005)認為獨立審計在現代資本市場中之所以如此受到重視，并由于投資者利益保護與其息息相關而受到社會公眾的廣泛關注，是因為獨立審計通過各種審計意見的表達而具有直接而重大的經濟后果，并通過對投資者的投資決策影響而實現。中國注冊會計師出具的審計報告除了“一般”經濟后果外，還有其“特殊”的經濟后果，即中國上市公司的上市資格審批制度使得地方政府部門對注冊會計師的審計報告極為“重視”，往往直接要求上市公司鑒證財務報告的會計師事務所提供“好看”的審計報告，上市公司經營業績的好壞往往決定企業領導人的升遷，因此，作為上市公司經營業績“鑒證者”的注冊會計師所提供的審計報告類型，除了具有直接的經濟后果外，在我國還往往具有較大的“政治后果”。
美國雖然爆發了“安然”、“世通”等令人觸目驚心的審計失敗案件，通過分析審計失敗原因的資料，發現當地政府對事務所或上市公司的行政干預在案件分析中很少提及。我國上市公司注冊會計師審計失敗案件中，當地政府行政干預過強，這也是我國的“特色”。對此，北京國家會計學院誠信教育教材開發組進行了調研，調查結果顯示，會計、審計做假的主要根源之一是政府行政干預。從調查的結果分析可知，我國社會經濟生活的會計、審計造假，當地政府或者主管政府仍在其中扮演著“運動員”的角色。就審計工作而言，會計師事務所是民間機構，在遇到來自政府方面的壓力時，會計師事務所會主動回避與政府的沖突，發表與會計報表真實情況不一致的審計意見，最終導致審計失敗。所以，要治理我國上市公司的審計失敗問題，需要政府真正轉變職能，加強宏觀指導與協調，扮演好“教練員”的角色，而不是充當“運動員”。
三、審計市場供求關系的扭曲與無序競爭
劉峰(2000)認為我國到目前為止對會計信息的審計需求，主要是由政府創造的，而非市場的內在要求。我國證券市場是一個新興市場，而且上市公司治理結構上還存在著很大的缺陷，決定了中國證券市場對審計意見的需求并非是出于節約代理成本的自然結果，更多的是一種證券監管的法定性要求，這樣，我國審計市場上的供求關系便不可避免地發生扭曲。
首先，從審計意見的需求角度看，上市公司與當地政府都有動機尋求“好看”的審計報告。上市公司是基于滿足證券監管需求和其他特定的需要。由于中國上市公司90％以上都是當年通過企業改制、上市審批而來的，而審批制下幾乎所有上市公司都得到過政府部門或主管機構的“關照”，在此情境之下，審計師的地位非常被動。
其次，從審計意見的供給方來看，我國審計市場依然是無序競爭嚴重，主要表現在會計師事務所多，規模小，導致事務所為爭奪業務而惡性降價競爭，從而使得審計市場的集中度較低。
表1顯示，脫鉤改制后1998～2008年，“十大”事務所平均的累計市場份額僅為32.90％，審計市場的集中度較低。這與國際“四大”相比差距較大，如在1993年，當時的“六大”在全球最大的3143家公司中。就占有83.5％的份額。另外，根據美國2003年公共會計報告，“四大”在國際市場上占據著主導地位，2002年“四大”的全球凈收入達到470億美元，在海外市場上，“四大”審計了幾乎所有的英國大上市公司、80％的日本上市公司以及至少90％的荷蘭上市公司。而在我國，2000年以來在注冊會計師協會的引導下，國內會計師事務所的合并風潮乍起，2008年，國內眾多大所實現了強強聯合，“十大”事務所的市場份額逐年提高，但幅度不大。中注協啟動的行業“做大做強”戰略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縱觀1998年的“十大”組成與2008年“十大”組成，事務所發生了較大變動(有合并、更名的原因)，而且每個事務所的占有率并不穩定，這說明我國審計市場競爭非常激烈，事務所規模偏小，穩定性不強。薛云奎(2002)認為當事務所規模太小、擁有的客戶較少時，其主要業務往往集中在少數幾個客戶上，對每家事務所來說，爭取客戶、尋求生存便成為第一要務。因為事務所客戶越少，來源
于某一特定客戶的審計收費占其全部收入的比例就越高，屈從于某一特定客戶的壓力就越大，獨立性就越難以保持，被俘獲的可能性就很大。國際上一般認為，如果會計師事務所從單一客戶所取得的審計收費超過其年度收入的5％，其所發表的審計意見獨立性便會受到質疑。借鑒英國和美國的經驗，對上市公司的審計市場集中度應該相當高才能適應這些公司對審計和咨詢服務的需要。而目前中國市場集中度還相當低。
四、法律監管不足、懲治不力
劉峰(2001)認為巨額賠償責任增加了事務所的機會成本，提高了事務所簽發虛假審計報告的門檻。在西方成熟的證券市場中。欺詐行為雖然無法完全杜絕，但它有著一套嚴厲的處罰制度。違法違規者最擔心的并不是刑事訴訟或監管部門的處罰，而是千百萬受騙中小股東提出的民事訴訟。巨額潛在的訴訟風險，迫使事務所行為穩健。陳梅花(2003)的調查也表明，導致注冊會計師出具虛假審計報告的原因并非專業技術水平低，而是迫于生計和處罰太輕。丁樂群(2005)通過對博弈模型的分析，認為可以通過加大處罰來防止注冊會計師舞弊。
而在我國，面對資本市場上不時驚曝公司造假、審計失敗，雖然政府監管部門一再強調要嚴厲處罰，但由于目前我國法律制度中關于民事訴訟、民事責任規定尚不健全，現實中對違法違規者懲治不力等原因，使得造假者的造假“機會收益”要遠遠大于“敗露成本”，從而誘發了其造假行為。
首先，法律監管不足。目前我國事務所及其注冊會計師所面臨的是一個較為“寬松”的法律環境：不健全的法律制度、特別是民事賠償制度缺乏或不嚴格，使得事務所及其注冊會計師民事賠償責任幾乎為零，這在相當程度上助長了事務所和注冊會計師的冒險意識，從而影響注冊會計師在審計過程中的執業態度。
其次，懲治不力。筆者對1996年至2006年59例上市公司審計失敗案件證監會處罰公告進行了分析，其中，針對事務所而言的(如表5所示)，較為嚴厲的處罰如暫停從事證券業務和撤銷其從事證券業務許可證的處罰所占的比例不大。有6家會計師事務所被處以暫停從事業務資格，其中2家被暫停3年，2家暫停6個月，還有2家則被暫停2個月，而且是從處罰年份的7月份開始。眾所周知，7月份到9月份是事務所業務的“淡季”，這樣的處罰對事務所并不能構成實質上的約束。在所有處罰類型中，通報批評、警告、罰款出現的頻率較高，對事務所而言處罰力度也最輕。
注冊會計師方面(如表3所示)，有6名注冊會計師被通報批評。58名被警告，55名注冊會計師被罰款，還有18名分別被暫停從事證券業務資格3年、2年、1年、6個月、5個月不等，其中被處以暫停6個月所占比例約39％。但處罰較嚴重的如被吊銷注冊會計師證書、撤銷證券從業資格的注冊會計師人數則不多。在55名被罰款的注冊會計師中，其中罰款金額3萬元的有23名，約占41.8％，罰款金額5萬元的有21名，約占38.2％，這兩者的比重就達80％。從處罰金額各自所占的比例來看，我國對有證券、期貨執業資格的注冊會計師的處罰金額還處于最輕的階段(注冊會計師出具的文件有虛假、嚴重誤導性內容或者重大遺漏的，給予警告或者處以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的罰款)。
經過對表2和表3的分析，不管是對會計師事務所還是對負有直接責任的注冊會計師來說，處罰力度都談不上嚴厲，從審計市場的監管來看，審計師面臨的監管環境依然寬松，監管機制缺陷仍然存在。其直接后果是注冊會計師或事務所的違規成本低，這不僅造就了國內事務所低執業質量，同時也造就了國際事務所在中國的低執業質量。而我國相關監管制度和法律法規體系的不完善，也大大降低其對于較高收費的違規成本。如此寬松的審計市場監管環境，對注冊會計師的行為無法形成實質性的約束。這也是審計失敗案件屢屢不止、部分職業道德低下的事務所及其注冊會計師在利益驅動下投機冒險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