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資本 新加坡 華商 投資中國 一、引言
自1978年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新加坡許多華人企業家前往中國展開商業活動。三十年來，新加坡華商的投資規模不斷擴大，投資形式逐步多元化發展，投資范圍也從早期的東南沿海地區拓展至遍布整個中國。這一突出的現象和其呈現的發展趨勢值得關注。
和20世紀上半葉的早期華商不同，新一代華商出生在海外，以海外出生地為自己的身份認同國。他們投資中國的身份是以擁有外國國籍的海外公民。因此，以往用血緣、地緣的優勢來解釋華商投資成功的套路似乎行不通。新一代華商在中國這一陌生環境里如何展開跨國商業投資并取得成功？本文將針對這個問題進行研究，以新加坡知名華人企業家傅春安投資中國的商業行為為例，解釋其社會資本如何幫助他跨國投資成功。
華人企業跨國投資成功的現象已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劉宏教授曾嘗試引用社會學中的社會資本概念作為理論框架，解釋海外華人商業網絡如何幫助華人企業在東南亞當地取得成功。但他并沒有探討社會資本在跨國跨區域商業活動中的運用，也沒有具體解釋如何建立這些資本。本文就通過個案研究的方法針對劉宏提出的理論框架進行補充，對新加坡華商在中國建立社會資本的先決條件、如何建立和維持社會資本、如何實踐和運用社會資本等問題進行探討。
研究考察的人物是新加坡傅長春儲運有限公司總裁兼董事長傅春安，研究對象是他和他在中國的投資活動，資料以記者對傅春安的采訪為主。傅春安作為年營收過億新元（一新元約為五元人民幣）的新加坡上市公司管理人，于2010年被中國媒體評選為世界六十位杰出華商領袖之一。他從1981年起就前往中國尋找商機，投資業務領域涉及文化產業、物流業、水產業和房地產業，業務范圍覆蓋全中國。基于他在中國展開的多元化商業活動和豐盛的盈利，筆者選擇他作為本研究的主要調查對象。
二、社會資本與跨國投資成功的關系
（一）社會資本的內容和表現形式
個人社會資本包括了能保證物質利潤或象征利潤的持久的、有用的關系，也表現為個人的社會聲譽和頭銜。在傅春安的個案中，他的社會資本包括了他與一些重要人物的關系，以及他在一些團體和組織中所擔任的職位頭銜。傅春安和中新兩國不少政治官員、文化名人、商人富賈都是好朋友。他也曾作為新加坡工商訪華團團長、新加坡企業訪華團團長、新加坡經貿代表團團長到訪中國。他還擔任了中國多個省份經貿理事會的理事和顧問。
社會資本可通過社會連帶的廣度、高度和多樣性來衡量。從傅春安的案例中，我們發現他的社會連帶廣度跨越了國家地區（新加坡、中國大陸、香港地區、臺灣地區、泰國和日本）。高度包括了他和國家級領導人的交往，以及在國際商貿組織、文化組織中擔任要職。多樣性體現在，他的社會關系和所擔任的社團涉及了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不同領域。由此可見，他的個人社會資本質量頗高，且豐富多元化。
值得一提的是，傅春安交往的部分中國政治人物身上出現了身份重疊的特點。這些政治領域的重要人物，有時也身兼文化領域的要職。而文化領域的名人也參與了經濟活動。如政治領域的時任中國廣電部副部長王楓，也兼任了中央電視臺臺長（文化），同時中央電視臺屬于中國國有企業，因此，他也是一個商業機構的領導。此外，一些政治人物本身也經歷了崗位變動。例如陳德銘和傅春安早期結識時，陳擔任蘇州市市委書記和中新合作蘇州工業園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之后2008年兩人再度碰面時，陳已從地方級升為國家級，出任中國商務部部長。這兩種情況都變相幫助傅春安擴大了其社會資源。
（二）社會資本的建立和培養
社會資本并非與生俱來，它需要以客觀化或具體化的形式，逐步累積而成。傅春安的社會資本正是經歷了這從無到有的生產和積累的過程。其社會資本的建立和培養主要通過三種方式：1、從經濟資本和人力資本轉換而來；2、結構洞優勢；3、相互信任。
1、資本轉換
在傅春安的個案中，他之所以能建立社會關系，在組織擔任要職，主要憑借他的經濟資本和人力資本。經濟資本指他的個人物質財富，包括他創辦并主管的傅長春集團。集團旗下的傅長春儲運有限公司是新加坡第一家集裝箱運輸、儲存及維修中心和倉庫，也是新加坡規模最大的民營儲運公司之一。基于公司在行業中的領先地位和集團的雄厚財力，傅春安得以順利加入新加坡的商會組織和經貿訪問團，從而結識更多的行業同人和政治人物，建立起經濟和政治領域的社會資本。此外，他還通過捐贈和贊助等方式，以金錢投入來支持文化活動和教育活動，因此被邀請成為這些文教團體的名譽會長。這也就擴展了他在文化和社會領域的社會資本。
然而，傅春安的經濟實力在新加坡華商群體中并不數一數二，那他為什么能夠擁有中國組主席、代表團團長等最高頭銜呢？他的人力資本扮演了更為重要的角色，使其能占據這些最重要的位置。人力資本包括個人具備的知識、技能、經歷和魅力等。傅春安在物流業的技術經驗、音樂文化上的造詣、豐富的人生經歷和能言善道左右逢源的性格等都屬于他的個人資本。
他早在1981年就前往中國尋找商機。當時前往中國的外商寥寥無幾。由于這一資深經驗，他比其他華商更了解中國，更懂得如何和中國人打交道，因此，他在上世紀80年代就被推選為新加坡赴華工商企業代表團團長，成為在“中國工業40周年成就展”上唯一發言演講的外賓，備受中國國家領導人的重視。正是這些個人經歷幫助傅春安建立起了與中國政府高級官員的聯系，促使他能繼續擔任新加坡商貿團體訪問中國時的領隊和主要負責人。
他的文藝才華也幫助他增添了個人魅力。他的特長通俗唱法使他成為1988年中國音樂比賽的評審，打響了其在中國的知名度，結識了更多中國文藝領域的名人。他還憑著自己的音樂鑒賞能力，發掘了尚未成名的鄧麗君，繼而結識了更多臺灣香港地區的文藝明星和媒體專業人士。他在音樂方面的才華也使他受邀擔任新加坡文藝協會、華樂團等多個文藝團體的要職。
2、結構洞優勢
社會學家林南認為，獲取社會資本主要依靠結構位置的優勢。一個人處于中間人的好位置，就能擁有更多資源，建立起更多的社會資本。這個關鍵位置也就是學者波特提出的“結構洞”。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剛打開國門，與世界的交集非常少。兩者之間的信息與資源難以交流溝通。而傅春安此時就處在中國和世界之間的“中介點”位置，幫助兩方架起一座橋梁。他作為中間人，對系統中的所有資源有直接的享用機會。這些社會資源就成為了他的個人社會資本。
以其運輸業為例，傅春安和國際石油公司殼牌、日本TKK物流公司等都有長期的業務往來。在中國準備走向國際、迫切需要物流技術的時候，傅春安就發揮了牽線搭橋的作用，為中國帶來了先進技術和國際合作伙伴。通過這些合作，傅春安一方面穩固加強了和原有國際公司的關系，另一方面也得到了中國方面的資源，獲取了新的社會資本。
隨著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傅春安也通過扮演中間人角色，掌握了更多的社會資本。八十年代初，中國政府希望能創辦含知識性、教育性的大眾化文藝娛樂節目，但卻缺乏這方面的經驗。而傅春安在海外傳媒界擁有豐富的人脈，與香港、臺灣地區的節目制作人和藝人等都私交甚篤。因此，他作為能夠帶來更多資源的中介結點，成為中國政府需要的中間人。這就幫助傅春安順利地建立起和中國政府及文化人士的關系，讓他在利用已有社會資本的同時，成功培養出新的在中國的社會資本。
正如布爾迪厄所說，資本的建立和維持是通過物質的和象征性的交換。傅春安和中國方面就通過象征性的交換，各取所需，互惠互助。由于傅春安等華商與外部世界接觸較多，消息較為靈通，也具有從事國際經貿活動和與國際資本合作的經驗，中國希望他們穿針引線，加強中國同國際資本的接觸聯系。而中國也為這些華商提供了巨大的市場、投資機會和長遠的利益。兩者的合作，使得雙方形成一種互惠性的認同關系。這種互惠幫助傅春安維持了他的社會資本。
3、相互信任
湯克斯指出，信任是形成社會資本的前提，支撐著廣泛的經濟關系和經濟過程。傅春安和中國方面為何能夠相互信任，主要基于雙方對彼此的認同感和頻繁的互訪接觸。
認同感是根據某些社會標志，將某些人看成是與“我”相同的人，而被接納、被吸引。認同包括語言認同和地域文化認同等。認同感越強烈，越容易產生人際聯系。傅春安和其他海外華人華僑一樣，被中國政府視為是有語言認同（漢語）和文化認同（中華文化）的華族同胞。正是這種“龍的傳人的高度認同和情感聯系”，幫助建立起中國和傅春安等華商之間的友好關系，讓雙方彼此信任、互相幫助。
認同感也源自于雙方共同的價值觀和基于這種價值觀上產生的行為規范。據學者梁元生觀察，新加坡華人社會從上至下和由下而上都秉承著儒家文化傳統。而中國也是儒家文化傳統當道。在雙方共守的文化價值觀——儒家傳統中，誠信待人是雙方都認可的行為規范。
除了這種共同文化背景建立起的信任外，傅春安也不斷率領新加坡的企業訪問中國，促進雙方交流，加深對彼此的了解。而他所帶領的隊伍經常陪同新加坡國家領導人和部長等一起出訪，如2006年他作為商界代表，配合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訪問中國。這種官方陪同為傅春安建立起了一種體制信用，為他和他的企業增添了可信度和聲望。傅春安也常年在新加坡接待中國經貿代表團的來訪，幫助中國企業走出國門提供建設性意見和實質幫助。雙方通過不斷互動，培養了相互信任，從而建立起多種正式和非正式的關系，形成豐富的社會資本。
（三）社會資本的回報和效用
1、物質性回報
上文所提的社會資本使傅春安在中國成功地展開了商業投資。他在中國以合資或獨資的方式開設了六家大型公司，如鴻運國際運輸公司、今日國際試聽制作公司、傅長春儲運（上海）有限公司等。
鴻運國際運輸公司于1991年成立，當時中國的運輸業仍受政府嚴格管制，外商不能直接獨資經營。傅春安通過他在政治領域的社會資本獲得了參股權，以中外合資的方式共同成立了國營企業——鴻運國際運輸，經營海陸空運輸及代理國內和國際傳遞業務等。由傅春安提供技術和經驗，中國方面提供資金、員工和市場信息等，雙方實行優勢互補，實現了經濟利益最大化。
他所加盟的另一領域——音像產業也屬于當時中國政府管制的行業，外商不得參與。傅春安通過他在文化和政治領域的社會資本，和中國中央電視臺的事業單位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國企）合資成立了今日國際試聽制作公司，負責中央電視臺的節目音像制作、出版與發行，協助引進外國影片在中央電視臺放映。中央電視臺的經濟收益好，社會影響大。傅春安再一次成功地將社會資本轉換成了經濟資本。
他還充分利用經濟領域的海外社會資本，引入其他外商（泰國的正大集團）的資金投入，成立了正大綜藝有限公司。在合作過程中，傅春安并沒有真正投入資金，而是把其社會資本（與文化政治領域的重要人物們或名人的關系）當成本錢，與他人的經濟資本（金錢）一起實現了合資經營，幫他賺取了更多經濟利益。
2、象征性影響
社會資本也能和其他資本相互結合，形成更有價值的象征性資本，這一資本能使其在互動關系中更加得到別人和社會的承認。
在傅春安的案例中，他所創辦的正大綜藝被評估為“影響了中國的電視內容和形態”，因而他被視為是帶頭和推動中國文藝界發展的標桿人物之一。可見他在中國文化領域的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已轉換成一種象征性資本，使其在中國打響了知名度。傅春安的另一種社會資本——出訪中國的代表團團長職銜，也讓他擁有了更多的象征性影響力。他在無形之中就成為了新加坡華商的領袖，被中國認為是新加坡的代表，其影響力也就遠遠超出了經濟層面。
象征性資本也表現在他的顯赫名聲上。由于他豐富的社會資本，傅春安這個名字已經成為了一個有意義的名號，一塊金字招牌。2002年，時任中國外交部部長的唐家璇到訪新加坡，當時的中國駐新加坡大使張九桓特意介紹傅春安給唐家璇認識。唐家璇感慨說：“您就是傅春安先生，您為我們國家和人民做了那么多事，我要代表國家和人民再一次感謝您的貢獻。”
可見，傅春安在中國累積多年的社會資本已變成一種永久性的象征符號，幫他建立起了高知名度和良好聲譽。這也就是林南所說的個人社會信用——“能讓他在一個較大的社會網絡中，無需個人間的直接接觸，就能獲得他人的信任。”因此，通過象征性資本，傅春安又能更有效地建立和維持更多、更高質量的社會資本，形成一個各種資本之間互相轉換的良性循環。
三、結論
本文以新加坡華商傅春安和他在中國的商業投資為例，通過個案研究的方式，解釋了傅春安如何通過社會資本來進行在中國的商業活動。文中的論證將西方的社會學理論融入到現有的華人商業網絡研究中，更理性更系統地解釋了華人的跨國商業行為。這一結論也說明廣義而言的華人“關系”與西方的“社會資本”這兩個概念盡管表述不同，但理論的實質存在相通之處。而這也間接反駁了關系論是華人獨有的文化特性這一論點。此外，和以往僅關注僑鄉的投資研究相比，本文的結論應用范圍更廣，更能解釋沒有血緣地緣聯系的新一代新加坡華商的跨國投資成功。
本研究也為社會資本這一理論提供了新的實踐范例，對社會資本的建立和運作進行了探討。其中，關于各種資本之間如何轉換和社會資本如何產生的討論更為社會資本這一理論框架提供了具體的實證，進行了理論上的補充。值得一提的是，這種社會資本的建立和形成結合了不同時代歷史背景的影響。從歷史的脈絡來看，東南亞華商的社會資本經歷了一系列的變化，如從傳統的血緣地緣型轉變成為現代意義的通過交流訪問活動產生的社會資本。
該研究也有現實層面的意義和價值。這種通過社會資本取得跨國投資成功的模式為那些在中國進行投資的商人們提供了靈感和啟示，傅春安建立社會資本的方式也值得商家學習借鑒。然而，隨著中國國內經濟結構的調整，中國自身已經完全融入國際社會，新加坡華商的結構洞優勢逐漸消失。如何積極調整戰略，以新的方式培養社會資本又成了一個新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