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作為巴塞爾系列協議以及各國監管當局的監管指標，對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進行監管被認為能夠約束商業銀行的風險行為，增強其穩定水平。資本充足率越高，銀行承擔的風險越低。本文使用銀行風險加權資產作為商業銀行資產風險的度量指標，通過分析影響銀行資產風險水平的不同因素，建立理論模型，對資本充足率和銀行資產風險的關系做實證檢驗，并以實證結果為依據提出對策和建議。本文選取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交通銀行、中信銀行、中國光大銀行、華夏銀行、廣東發展銀行、深圳發展銀行、招商銀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興業銀行、中國民生銀行的2004年至2010年的面板數據。使用的數據來自商業銀行的年報以及中國金融年鑒。
二、變量選取
1、風險度量
Shrieves和Dahl（1992）認為銀行的資產風險主要由銀行資產的質量和各種資產的組合所決定，提出采用風險加權資產比，即風險加權資產總額除以總資產來衡量銀行的資產風險。本文同樣使用這一比值作為資產風險的度量值，數值越大表明銀行承擔的資產風險越高。
2、資本充足率
資本充足率監管強調了資本在商業銀行資產組合配置中的作用，限制了商業銀行的風險資產的過度擴張，降低金融系統的風險。從資本的定義和用途上可以認為資本充足率與風險水平負相關。資本充足率越高，銀行承擔的資產風險水平越低。但是從各種文獻中不難發現，資本充足率的監管是否降低了銀行的風險至今仍然沒有定論。
3、其他變量
研究資本充足率與銀行承擔的資產風險的關系時，需要對影響銀行承擔的風險的因素進行綜合分析，這樣才能有比較客觀和清晰的認識。其他變量包括：銀行規模SIZE：本文引入銀行資產的對數，考察規模因素對銀行承擔的風險的影響；規模越大的銀行一般擁有較多的營業網點，能面向更廣泛的客戶群，享有更多的顧客、更低的成本，更容易取得規模效應。財務杠桿率LEV：本文使用資產負債率作為商業銀行的財務杠桿率，資產負債率等于負債余額與資產余額的比值，反映了企業的舉債水平。資產收益率ROA：ROA為凈利潤與總資產之比，該指標反映了銀行的獲利能力。貸款占比LAR：LAR就是用貸款及墊款余額與總資產的比值，反映了貸款在總資產中的比重；貸款占比越高，銀行的信用風險就越高，資產風險就越高。GDP增長率GDP：GDP增速反映了一國的整體經濟水平，本文使用滯后一期的GDP增速作為影響風險的因素。
三、實證檢驗
本文建立以下實證模型：
RISK(it)=a0+a1CAP(it)+a2size(it)+a3lev(it)+a4ROA(it)+a5LAR(it)+a6GDP(it-1)+E(it)
根據本文研究的對象的特性，選擇面板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實證結果為：資本充足率（CAP，系數：-0.673985，Prob值：）；銀行規模（SIZE，系數：0.002279，Prob值：0.9106）；財務杠桿率（LEV，系數：-2.323963，Prob值：）；資產收益率（ROA，系數：0.377146，Prob值：0.8850）；GDP增速（GDP，系數：-0.510586，Prob值：）；貸款占比（LAR，系數：0.437288，Prob值：）。
從實證結果分析可得到：
1、資本充足率和資產風險的關系。
我國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與銀行承擔的風險呈較穩健的負相關關系，說明資本充足率的提高能降低商業銀行承擔的風險。這與吳俊、張宗益和徐磊（2008）以及陳冠華和楊曉奇（2010）的結論相近：提高資本充足率對降低商業銀行承擔的風險有正面作用。
2、其他變量和資產風險的關系
財務杠桿率與風險呈穩健的負相關關系，與本文的假設相反。這與本文對財務杠桿率的定義有關，本文的財務杠桿率的定義為：總負債除以總資產。銀行業與普通企業的很大不同正在于其高負債。資產負債率作為衡量企業財務風險的指標同時也從側面反映了企業融資能力。負債吸收的越多能夠利用的資金越多，以此創造更多的利潤。就能有越多的資本來抵抗風險，銀行的承擔的資產風險就越低。貸款占資產比與銀行風險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貸款作為銀行較高風險的資產，貸款占總資產比例越高，資產組合的風險就越大，銀行承擔的風險就越大。滯后一期的GDP增速與風險呈顯著負相關。當GDP增速回落時，由于滯后效應，各部門的需求在來年可能會減少。相應的，銀行的利息收入和中間業務收入會隨之減少，同時經濟不景氣會影響企業的效益或生存，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可能會提高。這些影響都會使第二年商業銀行承擔的風險水平上升。
銀行規模和資產收益率與風險正相關，但不顯著。
四、對策與建議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為確保我國商業銀行的穩定運營，針對我國資本充足率現狀，結合當前形勢，本文認為銀行需提高盈利能力，降低風險水平。加強資本管理，建立多渠道的資本補充機制。監管層應完善資本監管，嚴格執行相關規定；加強信息披露，推動市場約束機制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