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銀行作為各國經濟活動中最主要的資金集散機構和金融活動主體，比一般企業負有更重要的社會責任。在我國由于銀行業長期依賴政府的支持，加上我國正處在經濟起飛的特殊情況中，銀行對于社會整體的影響已不僅僅于經濟層面上的影響，對于我國商業銀行的社會責任與外國商業銀行相比較，目前更是在剛起步階段。然而社會大眾對于銀行機構的社會責任確給予了更多的關注。200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胡錦濤總書記明確提出“引導企業樹立現代經營理念，切實承擔起企業社會責任”的戰略要求 (穆麗娟，2008)。2008年7月20日，在廣東考察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與企業家座談時說：“企業家不僅要懂經營、會管理，企業家的身上還應該流著道德的血液。”；商業銀行在各國作為一種特殊的企業，在調整自身運營中，應客觀履行了其特殊的社會責任。花旗集團和匯豐集團分別從2000年和2003年開始發布獨立的社會責任報告，明確闡釋自己對于社會責任的觀點以及履行社會責任的有關情況。我國浦東發展銀行也在2006年6月23日在我國銀行業界率先發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這是我國商業銀行發布社會責任發展的一大步，之后工商銀行、招商銀行等陸續定期發布社會責任報告，中國銀行協會更在2008年首次發布了《中國銀行業社會責任報告》，同年12月，中國金融網第一次以媒體的角度發布了《社會責任・贏未來�2008中國城市商業銀行社會責任報告》，這些企業和媒體等自發性的行為說明了我國上市銀行和社會公眾對社會責任重要性的認識在不斷加深，并積極付諸于行動 (宋繼水，2010)。
在倡導和履行社會責任方面，國外商業銀行起步較早，成效顯著。大部份知名國際銀行具有較明確的社會責任規劃，它們將社會責任列入銀行的戰略目標管理，主動的加入國際社會責任機構以約束銀行自身的經營活動，按照國際社會責任標準經營業務主動定期的對外公布銀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等。至2010年底，已有巴克萊銀行、匯豐銀行集團、花旗銀行集團、美洲銀行、德意志銀行等68家國際大銀行加入“赤道原則”，而我國目前只有興業銀行在2008年10月加入了赤道銀行的活動(銀行家雜志舉辦2010年中國銀行家論壇)。這些國外知名商業銀行中都具有實實在在的履行社會責任的舉措和成效，例如匯豐銀行2005年被英國《銀行家》雜志評為“全球最佳銀行”，其創始人稱這一榮譽得益于“最大限度地維護客戶和股東的利益”；德意志銀行在2003年和2004年，每年的慈善捐款均超過6 000萬歐元，并建立“微觀信貸發展基金”，支持投資者向非贏利事業部門發展，還建立“亞洲基金”，援助泰國和越南感染艾滋病的兒童；花旗集團作為企業公民的典范，在社區服務、投資建設中低收入社區、全球教育計劃和環境保護等方面均有非常好的成效，對于銀行的自身品牌形象也得到了更多社會大眾的認可 (曹涌濤、王建萍，2008)。銀行的客戶對銀行在社會責任方面的努力會影響客戶對銀行的品牌形象，同時也會綜合自身和外界對銀行的評價而影響對銀行的信任感，這些感知互動都對銀行的品牌持續發展策略是重要的。
徐君(2008)研究中指出商業銀行社會責任的提升對于銀行的品牌形象有正面積極的效益，然而國內銀行在社會責任上的廣度與深度遠遠不及國外的銀行。目前銀行業大多有自己的社會責任報告書，但內容大多較為空洞，大部份集中在企業的慈善活動與捐款。因此建議我國商業銀行在社會責任的提升中首要的任務是加強銀行人員自身的社會責任理念與實質意義的認識與倡導，加強社會責任的培訓，由其是銀行的高層管理人員應充分了解社會責任的涵養與意義內涵及其意義， 逐步在商業銀行企業文化中融入社會責任的觀念。
我國銀行的社會責任報告并無法完全取信于社會大眾，這中間存在社會大眾對銀行社會責任中捐贈款項信任感缺乏，銀行財務的不透明化很難取信于社會大眾。對于社會責任的定義與揭露皆為銀行董事會等人員，有球員兼裁判的作法，難以信服大眾。因此在社會責任與品牌影響的建設中，銀行需建立嚴格的問責機制和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制度。商業銀行必須健全和完善責任追究機制，對董事會、管理層、監管機構等各利益相關者制定明確的與之相匹配的具體責任。根據責任追究制度，一旦出現違背企業社會責任的問題， 立即進行嚴厲查處。除此之外，商業銀行還應積極建立健全相應的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機制， 及時公布銀行的重大決策信息，確保財務和重大決策的透明度， 以使銀行高層管理者的決策處于嚴密的公眾監督之中，從而有效保護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另外我國還需建立屬于我國商業銀行的社會責任有效的評價體系，加強對商業銀行的有效引導，以提升銀行和社會間的雙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