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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韓金融合作存在的問題和對策

��一、序言
  中韓自1992年建立正式外交關系之后,雙方貿易和投資取得了巨大的發展,然而金融合作則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和發展,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金融合作的重要性必要性被官方和學界逐漸認識到,中韓金融合作開始從共同應對金融危機方面逐漸開展起來,并取得了許多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階段性成果。然而中韓金融合作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使得進一步深化合作存在困難。
  國際金融合作從狹義來看主要是指政府金融監管機構之間為維持貨幣穩定等進行的一系列合作。廣義的金融合作包括貨幣體系的建立,金融機構的運行與發展,金融危機的管理,相互之間市場的結合,支付結算體制的建立等微觀與宏觀上的政策互助、互惠互利、商業性條約等。國際金融合作理論主要有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理論,最優貨幣區理論。中韓之間的金融合作目前停留在初級階段,較為適用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理論。
  南守重(2005)總結了中韓金融合作的現狀,提出了中韓之間應該加強會議交流合作、共同探討不良債權處理、加快推進雙方金融機構在對方市場的深化等建議,并且提出了中韓可以在進入其他發展中國家過程中結成聯盟共同開發。呂長江、韓慧博等人(2005)認為中韓金融合作前景廣闊,但由于兩國金融基礎薄弱,不能盲目冒進,而應該以解決現實問題為主線,有步驟、協調的開始和擴大兩國之間的合作領域。范愛軍、魏巍(2007)認為中韓金融合作除了應該在擴大政府機構合作、加大對對方金融市場的進入、加強在處理不良資產方面的合作等外,中韓之間應該注重培育和發展兩國固定匯率制度,不應該把固定匯率制度當作遠期目標來看待。程實、尚永永(2007)認為中韓金融合作中要注意合作過程中的風險和整個合作過程中與其他國家地區、其他國際金融組織的博弈。陳宏(2010)認為中韓之間的貨幣互換不僅對于促進中韓貿易投資有積極作用、對于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也有重要作用。蔡蘇文(2011)認為中韓金融合作需要采取共同抵御金融風險、完善政府首腦和央行行長會議機制、加強央行的合作、加大銀行間業務合作、建立中韓金融合作協調小組等方法。
   ��二、中韓金融合作的歷史進程
  中韓金融合作目前已經取得了許多豐碩的成果,不僅存在國家主體之間的合作,而且具有兩國金融機構之間的合作,還有雙方學術性的研究合作。
  1.國家主體之間的合作
  在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東亞各國發現通過IMF等國際組織在金融危機中提供流動性并不是最好的解決方案,決定通過組建自己的區域性金融合作組織預防危機發生并在危機中提供救援,2000年5月第九屆“10+3”會議在泰國清邁舉行,簽署“清邁協議”(CMI, Chiang Mai Initiative),主要內容是形成一個地區性磋商機制、擴大東盟各國和中日韓相互之間的雙邊貨幣互換規模,清邁協議是目前東亞地區相互之間進行金融合作、建立區域性金融組織的主要里程碑和主要成果。在清邁協議之下,中韓兩國央行于2002年6月在北京簽訂協議,簽署了在必要時向對方提供20億美元資金的貨幣互換協議。
  2002年東亞及太平洋中央銀行行長會議組織(Executives’ Meeting of East Asia and Pacific Central Banks, EMEAP)提出了建立亞洲債券基金(Asian Bond Fund, ABF)的設想。亞洲債券基金作為亞洲國家之間金融合作的內容,中韓金融合作作為其中一個組成部分有機融合在其中。
  2005年5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10+3”財長會議上雙方決定把中韓雙邊貨幣互換規模擴大到40億美元,并且還將兩國實際融資規模與IMF貸款規劃脫鉤部分比例由10%提高到20%。
  作為東亞金融合作的繼續和深化,2008年5月“10+3”財長馬德里會議宣布與會各國同意為共同外匯儲備基金出資至少800億美元,以作為在出現金融危機時候的救助措施。
  2008年12月中國人民銀行和韓國銀行宣布簽署雙向貨幣互換協議,規模為1800億元人民幣/38萬韓元(按2008年12月9日匯率計算),該次貨幣互換時間為三年,到期時經雙方同意可以展期。這是08年經濟危機以來中國人民銀行第一次與外國央行簽署的本幣貨幣互換,以前的貨幣互換主要是在東亞金融合作的大框架下進行的以美元計價的貨幣互換。
  2009年5月,亞洲開發銀行年會上,中日韓及東盟十國財長就建立亞洲區域外匯儲備庫達成共識,同意組建一個1200億美元的亞洲區域外匯儲備庫,在緊急時提供流動性以應對全球金融危機,1200億中中日韓承擔其中80%,東盟其他國家承擔剩余20%。
  2.兩國金融監管部門及金融機構之間的合作
  2002年12月,中國主要金融監管部門與韓國金融監督院簽訂了業務合作諒解備忘錄,次年12月韓國金融監督院與中國人民銀行召開金融業務會議。
  中國主要資產管理公司與韓國資產管理公司(KAMCO)之間就不良債權處理等金融改革方面簽訂了咨詢條約。截至2002年,中國四家主要資產管理公司均與KAMCO簽訂了相關協議。 據FT中文網報道,2006年KAMCO宣布在歷經九年基本處理完畢韓國國內不良資產后將推動收購中國不良資產的計劃。
  2003年韓國銀行在北京設立了代表處,是第一家在中國設立代表處的外國央行。
  中韓兩國金融機構在對方國家業務拓展的狀況也隨著中國對金融業的逐步放開和中國金融機構的國際化而邁開步伐,并取得了不錯的效果。銀行業方面,截止2008年12月,在華投資的韓國銀行總數為22個,其中分行15個,法人銀行3個,代表處4個,大部分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和交通銀行也先后在韓國開設分行。保險業方面,已經有9家韓國保險公司在上海、北京、青島等地設立代表處和分公司,主要業務集中在財險和壽險方面。證券業方面,在華投資的韓國證券公司已經有6家(何喜有,2010)。根據程實、尚永永,韓國證券交易所于2003年3月與上海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簽訂了諒解備忘錄,而且同年10年開始每年舉行以中國企業為對象的上市說明會。根據何喜有(2010)統計,截止2009年8月已經有7家中國公司在韓國證券交易所上市。
  3.會議和學術合作
  由中國人民銀行和韓國財經部牽頭,每年舉行一次“中韓金融合作會議”,該會議由雙方輪流主辦,雙方代表團由金融監管當局代表組成,成為兩國金融監管當局的定期磋商渠道。
  由KIEP(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日本財務綜合政策研究所等國策研究機構協商決定定期召開有關三國之間的金融合作討論。
   ��三、中韓金融合作的特點和問題
  
  中國外資
  
  1.中韓金融合作主要以危機預防和救援為導向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催生了建立亞洲內部危機管理和救助機制的清邁協議,在此之后的中韓金融合作主要是在清邁協議以及東亞金融合作的框架下進行;2008年金融危機后中韓兩國中央銀行第一次歷史性進行了較大規模的本幣貨幣互換,本次合作的直接原因是由美國次債危機演化而來的全球金融危機。由此可見中韓金融合作的導向仍然是風險救助,而不是基于金融市場正常運行時的考慮和衡量。要實現更高層次的合作,中韓兩國金融決策機構必須首先從合作的高度和動向上進行明確,把中韓金融合作從危機導向型的合作推向常規化和戰略性合作。




  2.中韓金融合作缺乏制度性約束
  中韓金融合作是一個比較松散的會議、研討等形式的聚合體。中韓金融合作的一個主要載體是中韓金融合作會議。雖然中韓金融合作會議對于兩國信息交流、人員培訓、深化合作等能夠起到促進的作用,但是其偏重交流而缺少一個明確的目標和為該目標而采取的有序的計劃和措施。中國不良資產管理公司與韓國資產管理公司之間簽訂的主要是咨詢協議,并沒有制度上的約束力。在中韓金融合作中具有制度性約束的事項,如中韓之間的美元計價和本幣價格的貨幣互換,對亞洲共同基金的出資,對亞洲債券基金的建設等,都是上文提到的基于危機救助為導向的,都是在東亞金融合作的大框架下的延續和落實,并不是中韓兩國之間直接的合作內容。
  3.中韓金融合作的基礎是中韓之間的貿易投資的發展
  自中韓1992年正式建交以來,中韓之間的貿易取得了極大的發展,根據中國海關統計,兩國貿易總額從1992年的50億美元增長到2010年的2000億,增長40倍;中國對韓國出口從1992年的24億美元增長到2010年的688億美元,增長近30倍;中國從韓國進口額從1992年的26億美元增長為2010年的1384億美元,增長超過50倍。2010年韓國是中國繼美國、日本、中國香港之后的第四大貿易伙伴,與韓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量占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量的7%,占中國與亞洲進出口貿易總量的13%。同時中國也成為韓國的最大貿易伙伴,中國已經多年成為韓國第一出口國,2009年,韓國向中國出口額占韓國總出口額24%,;從2006年開始中國取代日本成為韓國第一大進口國。巨大的貿易總量將推動中韓兩國的金融合作。
  4.中韓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首先,經濟方面中國目前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韓國為世界上第十四大經濟體,目前中國GDP約為韓國GDP的5倍多。然而中韓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較大,根據世界銀行數據,目前韓國人均GDP為20757美元,中國人均GDP為4393美元。所以中韓之間又是處于經濟發展不同層次的兩個國家,在人均收入、產業結構、經濟發展模式等各方面有很大不同,這一點與歐洲金融合作中的國家不同。此外,中韓兩國在政治利益、政治立場方面也存在著差異。
  5.中韓兩國的巨額外匯儲備可能成為合作的手段
  中韓兩國巨額的外匯儲備和官方儲備可能成為中韓金融合作的有力手段和合作基礎。外匯儲備是指一國中央銀行等貨幣當局持有的外幣現金、債券等可以用于清償對外債務的貨幣資產,外匯儲備本身不能很好的衡量一個國家在發生清償危機時的支付能力,還必須考慮該國的其他支付手段(包括黃金儲備、在IMF的頭寸、持有IMF特別提款權)和發生危機時在國際金融市場融資的能力。相比之下官方儲備或者國際儲備是衡量一國在發生金融危機時支付能力的更好指標。官方儲備不僅包括外匯儲備,還包括黃金儲備, 特別提款權和在IMF的儲備頭寸。2010年末中國官方儲備總額28760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位,韓國官方儲備總額2920億美元,居世界第六位,中韓兩國的巨額官方儲備可以成為中韓金融合作的有力的條件,在推動亞洲共同基金、亞洲債券建設等各方面發揮重大作用。
   ��四、中韓金融合作的對策和展望
  對于中韓金融合作的前景,建立共同貨幣區不會是近期討論的目標,中韓金融合作的整體方向是在東亞金融合作背景和框架下的多邊合作,而不是中韓之間的雙邊合作。本文從下面幾點提出合作的建議:
  1.轉變兩國金融合作的目標
  由單純的預防國際金融危機轉變為預防金融危機和促進經濟增長兩個目標并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金融危機已經過去,但是目前的國際貨幣體制下許多固有問題依然存在,國際貨幣體系是動蕩不安的,歐債危機便是最好的作證。因此中韓金融合作永遠不能放棄共同抵御金融危機的合作目標,共同應對金融危機的目標不應該只是在危機發生時的目標重點,而應該本著“居安思危”的思想在金融市場平和時同樣穩步推進。兩國可以發揮各自擁有巨額的外匯儲備和官方儲備的優勢,提高共同外匯儲備庫的資金規模;同時中韓兩國應該擴大兩國貨幣互換的規模。
  同時中韓兩國應該確立促進兩國經濟長期增長的發展目標,這一目標具有長遠性、戰略性和前瞻性。兩國金融當局應該從戰略高度上確立這一目標,并為實現這一高層次目標制定相應計劃和策略。中韓兩國的外交關系已經由“全面合作伙伴關系”提升為“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中韓兩國同樣應該在金融領域建立高層次戰略合作。
  2.中韓應該加強金融機構在對方市場的滲透
  作為微觀的市場主體,中韓金融機構之間的相互滲透不僅是兩國貿易、投資等實體經濟運行的潤滑劑,而且也是金融合作的一種重要形式。宏觀上兩國金融當局之間加強合作的同時,金融機構更要積極加強在對方金融市場的擴張和發展。
  隨著中國金融業的全面放開,韓國銀行應該將業務重心從為在華韓資企業和韓國居民服務轉向發展人民幣業務,并且在地域上進行擴張和發展。韓國的保險公司也應該積極拓展在華業務,中國的財險壽險市場規模巨大,韓國企業應該力爭取得一定的市場份額。在證券業方面,韓國企業也應該積極推進,根據外匯管理局數據,截止2010年12月31日,申請QFII資格的韓國金融企業只有8家,申請QFII累計獲批金額為10.45億美元,僅占全部QFII總額的5.3%。韓國金融機構雖在進入中國市場中面臨更具綜合實力的歐美金融機構的競爭;韓國金融機構一方面應該發揮與中國文化相似、地域相近、經貿交流頻繁等自身優勢發展在華業務,另一方面可以積極與中國金融機構合作,借助各種形式進入中國市場,同時韓資金融機構可以與歐美金融機構合作共同開發中國金融市場。同時,中國金融企業也應該加強在韓國的業務活動,中國金融企業也都懷揣自身的國際化夢想,并開始逐步以香港等地為跳板走向國際化,在國際化過程中,中資金融機構不應該忽視韓國,畢竟韓國經濟規模巨大。
  3.中韓應該就如何共同合理利用外匯儲備進行合作
  中韓分別擁有世界上排名第一位和第六位的官方儲備,巨額的外匯儲備成為在發生金融危機時候補充流動性的保證。然而在巨額外匯儲備的持有形式需要在安全性、流動性、收益性之間進行均衡抉擇,目前國際儲備貨幣中美元獨大卻面臨貶值風險。中韓首先應該在如何有效的使外匯儲備保值增值的方面做更多的研究,確保兩國巨額的外匯儲備合理投資在各種不同的幣種和資產上。其次,中韓應該在如何更好地安排外匯儲備來抵御金融危機方面進行合作。例如可以在亞洲共同外匯儲備大框架下建立中韓兩國雙邊的外匯儲備機制和危機預防機制。再次,中韓兩國可以加強在利用巨額外匯儲備進行對外投資、對其他國家進行開發時候進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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