０ 引 言
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２９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我國網民數已達到５．１３億，其中４８．７％的網民開通了微博應用，微博用戶達到２．５億，較前一年增長２９６％。另據際通寶消息數據顯示，在開通微博的賬戶中，約７２．３％是大學生。微博對大學生的學習和生活方式影響越來越大。由上海交通大學輿情研究實驗室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輿情藍皮書《中國社會輿情與危機管理報告（２０１１）》（下面簡稱藍皮書）中認為，微博的興起徹底打破了傳統媒體的“專業主義壁壘”，為普通公眾提供了一個更為便捷的話語表達平臺，微博已成為大學生信息交流、記錄生活、抒發情感與獲取信息資源的主要渠道。
美國社會學家紐易斯·科塞首先提出社會安全閥這一概念，他指出，安全閥可以使過量的蒸汽不斷排出，而不至于使蒸汽不斷淤積壓力過大而對鍋爐的安全構成威脅。社會安全閥可以充當發泄敵意的出口，及時排泄積累的敵對情緒。［１］微博被評價為“殺傷力最強的輿論載體”，也是自媒體時代社會的“安全閥”之一，但同時微博也容易成為危機信息傳播的源頭和輿論快速多向發酵的平臺。由于“強烈關注時事”，由普通網民臨時客串的“公民報道者”，趕在傳統媒體報道和政府新聞報道的前面，第一時間在微博上公布第一手信息，對突發事件進行現場直播。微博成為了危機輿情事件曝光的主渠道之一。“因為有了微博，可以說信息處在一個全面爆發的效應下。”［２］
微博的井噴式發展和廣泛運用給高校危機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戰。
１ 微博與高校“內源性”危機
高校危機不外乎兩種類型： ① 是外源性危機，指由于教育關系外的因素產生的危機，如自然環境的突然變化、公共衛生事件、外部人為災害等； ② 內源性，跟教育的主客體關系有關的如師生矛盾、學生心理失衡等、教師學術造假等丑聞等。隨著中國社會轉型、高校的連年擴招、大學生就業壓力增大、媒體渠道的增加等原因，教學質量與管理面臨新的挑戰，高校的危機也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人們面前。光是廈門某一所省級高校，在２０１１年下半年就發生了“軍訓士官激吻大一女生”（簡稱“激吻門”）“妖嬈哥”、學生上吊及兩女畸戀導致情殺等突發性事件，這些事件無一例外對該校的聲譽產生巨大的殺傷力，屬于我們經常討論的危機范疇。如果再加上其他高校所爆發出來的如廈門大學“如花姐”、泉州仰恩大學老師索賄、西安交大教授科研成果造假……就更數不勝數了。上述高校的危機事件，基本上是由在校大學生微博首發，之后引起人們的紛紛關注和轉發，傳統媒體跟進，愈演愈烈后變成影響范圍廣泛、后果嚴重的危機事件。例如上述提到的“激吻門”事件，事情的真相是該事件確實發生過，但發生地是在南京，經由廈門某高校大學生的微博轉發，盡管該生加了很多不確定的用語：“可能、也許、不一定……是×大”。由于其關鍵詞比較敏感“大學生”、“軍訓”、“士官”，因而在網上瘋傳，最終《廈門晚報》等傳統媒體未加證實報道出去后對該校產生巨大的影響。
“一種信息傳播的新方式隨社會所帶來的社會變遷，絕不止于它所傳遞的內容，其更大意義在于它本身定義了某種信息的象征方式、傳播速度、信息的來源、傳播的數量以及信息存在的語境。”［３］以微博的方式承載的高校的喧囂與躁動深深地反映著當前社會的功利浮躁心態，是當前劇烈社會變革的反映。
２ 高校“內源性”危機的傳播困境
“只有你我知道的秘密不是危機，它只是潛在的危機。只有當所有的人都知道了，你的員工、你的消費者、你的公眾和媒體都知道了，并且夸大了危險，形成恐慌，才成為危機。因此，危機管理的核心是傳播，是由少數人知道到多數人知道的過程。傳播的速度，傳播的內容，通過什么傳播，傳播給誰都很重要。危機事件一旦發生了，你我都無法改變。我們能做的一是減少損失，二是影響傳播。我們說的影響傳播并不是掩蓋，而是客觀理性地告知公眾。”［４］危機管理的關鍵是傳播，而內源性危機較之外源性危機而言，傳播上又有其不同點。
２．１ “三Ｔ”原則的盲區
英國公關專家里·杰斯（Ｍ． Ｒｅｇｅｓｔｅｒ Ｍｉｃｈａｅｌ）在Ｃｒｉｓｉ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一書中提出危機傳播中的“三Ｔ”，即：以我為主提供情況（Ｔａｋｅ ｙｏｕｒ ｏｗｎ ｔａｋｅ）；提供全部情況（Ｔａｋｅ ｉｔ ａｌｌ）；盡快提供情況（Ｔａｋｅ ｉｔ ｆａｓｔ）。即盡快地開誠布公，需要時可采用新聞發布的方式進行澄清和說明。
應該說上述危機傳播管理的理論在大部分情況下是適用的，那就是外源性的危機、內源性的非產品性的危機，即危害的施加者來自校園外部或者源自于無中生有的謠言等，這樣的危機如上述“激吻門”事件是可以通過上述“三Ｔ”原則迅速予以澄清和解決的。
相對于外源性危機，內源性危機的解決和應對更顯棘手，既不能采取企業危機管理中的產品召回，也無法完全切割信息“傳染源”，或者像艾維·李于１９０３年在《原則宣言》所提到的現代公關的理念之一：“組織要獲得良好聲譽，不能依靠欺騙，而須坦誠與媒體、公眾溝通。”有時坦誠與公開、溝通只能是“火上澆油”，反倒滿足了“傳染源”（如“妖嬈哥”、“如花姐”等）渴望出名的愿望，對高等教育人才培養不僅無益，反倒起到更壞的榜樣示范作用。因此明知事情會向壞的方向發展，卻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其不斷演變卻只能保持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