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實體經濟經營環境逐漸惡化，緊縮性貨幣政策所帶來的效應凸顯，加上人民幣升值，原材料上漲，國際油價高開，勞動力成本上升，信貸成本提高等因素，實體經濟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前兩年為刺激經濟累積了過多的流動性，現在大規模收緊流動性。2010年以來央行試圖讓貨幣進入緊縮周期。歲末年初銀行一方面在大力吸儲，另一方面收緊放貸標準。這種影響逐漸滲透到經濟其他方面，進而下行到企業層面，影響將會逐漸增強。對于在夾縫中生存的中小實體企業，更是雪上加霜，融資之痛予以重創。
我國現行的中小企業劃分標準是在2003年制定的。中小企業在中國經濟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是緩解就業壓力、推動科技創新、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據統計，占企業總數90%的中小企業貢獻了GDP的60%，稅收收入的50%。而且中小企業創造了75%以上的城鎮崗位，為人多地少的中國解決了眾多人的就業問題，對社會穩定做出了貢獻。由于中小企業規模較小、成本投入較低，經營有彈性，能夠適應當前多樣化的經濟發展需要，而且中小企業在滿足居民日趨多樣化、小批量和專業化的需求方面更是具有大企業所無法比擬的優勢。但是對于在夾縫中生存的中小企業，融資難早已是不爭的事實。中小企業貸款僅約占全國金融機構貸款的20%左右，執行從緊貨幣政策后更是提高了中小企業融資的難度。實體經濟競爭環境惡化，融資難、信貸成本高，迫使很多中小企業退出經營。
一、信貸高成本加重中小實體企業的經濟負擔
（一）貸款難導致企業承擔高利率
對于中小實體企業來說，貸款難早已是不爭的事實，也是多年未能解決的痼疾。金融機構貸款實行緊縮政策以后，更是提高了中小實體企業的貸款難度，使之轉向銀行以外的金融機構或者一些地下金融市場。中小企業沒有足夠的固定資產能夠抵押給銀行獲取流動資金貸款，不符合當前銀行在抵押、財務報表等方面的一般性要求，難以獲得貸款，無奈之下轉向小額貸款公司。小額貸款公司的利率是基準利率的4倍，甚至高達銀行貸款基準利率的5～8倍，視不同地域不同情況差別較大，導致了企業信貸高成本。另外有些企業雖然資產不符合銀行貸款標準，但是有還款意愿和還款能力，只是其財產的抵押不符合銀行貸款抵押的要求，由小額擔保公司替其擔保，企業付給小額擔保公司2%～3%的擔保費用，加上銀行的基準利率上浮30%，企業最后承擔的信貸利率大約在9%到10%左右。
江浙一帶的民營企業，大部分屬于中小企業。聞名遐邇的義烏小商品市場的商品，大都源于中小企業。有藏富于民傳統、市場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地下金融市場十分龐大，甚至有效地解決了國有金融機構對民營中小企業貸款不足的難題，成為江浙一帶市場經濟的引擎。據中央財經大學課題組2005年末的抽查數據，中國地下信貸規模已接近8 000億元，地下融資規模占正規途徑融資規模比重達28.07%。2010年溫州市市長趙一德在中國(溫州)民間資本發展高峰會上指出，高達幾千億的民間資本在銀行體系之外循環。這種龐大的體外循環導致地下金融市場的利率為基準利率的數倍，常常按天算或者按月算。銀行資金緊縮后，銀行充當了放貸人與貸款人的中介。投資者把大量的現金放在銀行，由銀行委托貸款，避免了自行借款的風險，也能收到銀行回報投資者8%左右的利率，貸款者承受的利率可見端倪。
（二）金融機構收費花樣百出
信貸成本是指銀行在信貸的過程中所發生的成本，從借款人的角度來看，包括了貸款利率或貼現率，擔保費、評估費、保險費、公證費、抵押物登記費以及其他辦理手續費用。即使企業向正規銀行貸款，由于貸款額度緊，在發放貸款的過程中，銀行為了提高中間業務的收益，完成利潤任務，想方設法地設計各種名目收費，各種花樣層出不窮，增加了企業融資費用，導致了企業信貸高成本。
從規定來說，銀行的貸款利率應該是基準利率上浮不超過30%，但是在執行過程中，有很多信貸成本是屬于“桌子底下的成本”。在發放貸款的過程中，許多銀行都會有各種名目的收費。很多銀行實行了提前收取利息，實際上已經提高了利率。其次，銀行要求企業參與保理業務，要求企業貸款100萬元，同時開出承兌匯票100萬元，然后拿匯票去銀行貼現，付貼現費。還有要求企業把應收賬款交由銀行做保理業務，實際上是空轉。企業無法拒絕銀行的要求，否則就無法貸到款。企業這樣轉了幾圈，信貸成本大大提高。
有些銀行與中小企業簽訂了一些“不平等條約”，收取額外費用，但從銀行和企業簽訂的貸款合同中并沒有體現出額外費用，通常是另外簽一份有關這些費用的合同。例如，銀行給中小企業的貸款利率通常會比基準利率上浮10%～30%，但是為了體現銀行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在貸款合同中簽訂的是基準利率。同時雙方另外簽訂一份“財務顧問”合同，將上浮部分的利息“挪出來”作為“財務顧問費”處理。
（三）人民幣升值，中小出口制造企業雪上加霜
目前中國是貿易大國但并非貿易強國，雖然中國進出口產品結構在逐步優化，但是出口產品中傳統的中低檔商品還是占了很大的比重，而這些出口產品的制造商恰恰是中小企業。出口退稅的緩慢占壓了資金，加上人民幣升值侵蝕了本來就很微薄的利潤空間，更是雪上加霜。
金融危機發生后，原本采用銀行信用證結算方式的出口貿易，因進口商銀行縮減了授信額度，要求改為賒銷（O/A）或遠期付款交單（D/P）結算方式，這種結算方式會占壓出口商資金并承擔進口商的信用風險，對于資金本來就不寬裕的中小出口企業來說，形成了有單不敢接的尷尬局面。
（四）信貸高成本可能是壓跨中小企業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經濟繁榮、利潤空間較大的情況下，由于信貸成本在企業成本中的比重小于勞動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的增加，因此企業尚能承受和消化高利率負擔。但是在發生金融危機以后，企業的利潤空間一再受到擠壓，企業成本結構大幅度改變，企業承受著成本大幅度上升的壓力，信貸成本增加的惡果就顯現出來。銀行增加融資費用，提高企業信貸成本，加上對企業不斷加重的財政稅收的包袱，既可能壓垮企業，也可能逼得貸款人賴賬。信貸成本過高，窮企業貴信貸的融資模式使中小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經營成本增加，經營實力削弱，削弱企業長期的可持續的融資能力，企業發展難以為繼。對于經營環境惡化，勞動力成本提高、原材料價格上揚的中小企業而言，信貸成本的增加很可能是壓倒他們的最后一根稻草。
二、資金撤離中小企業的惡果
（一）中小企業撤出資金轉向房地產，為高房價推波助瀾
在中小企業盈利可能性越來越小的情況下，投資萎縮，資金從企業撤離，轉向房地產業，大量的資金流向房地產。在素有“低壓電器之都”之稱的柳市鎮，由于缺地、缺水、缺電，70%以上規模企業的利潤不再進一步投資本地產業，而轉移到外省開發房地產、買樓、開礦等，成為短期博利的游資。
從中小企業撤出的資金投入到房地產，進一步為高房價推波助瀾，導致政府房價調控失效。溫州目前的高房價與高地價觸目驚心，工業用地價格已經漲至200萬元/畝的高位，而溫州商品房價格超過了以景色優美和高房價著稱的省會城市杭州。實體經濟環境的惡化導致中小企業迷惘與被動地轉型，溫州傳統制造業正面臨著越來越嚴重的空心化現象。溫州的實體經濟，大部分是由民營經濟所組成，溫州的實體經濟環境惡化實際上是代表了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經營環境的惡化。眾所周知，溫州的炒房團有很多詬病，但是如果不改善中小企業的經營環境，那些隨著經營環境惡化而從中小企業撤出的游資，只能徘徊在邊緣地帶，伺機進入每一個可以獲得利潤的行業。而目前，只有房地產還有利潤空間，很多余錢不得不投向房地產，導致政府調控房價的措施無法見效。溫州一個不搞任何實體經濟的人，無意中在上海買了一套房，嘗到升值的甜頭，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加入了溫州太太炒房團，大有斬獲。實際上唯有這個不懂任何經濟和經營的人盈利最高，坐享其成。
（二）實體經濟環境惡化將波及金融環境
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遠比實體經濟復雜且脆弱得多，敏感度也更強，如果國民經濟靠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支撐，就會存在崩潰的危險。更不要說中小企業為人多地少的中國解決了眾多人的就業問題，對社會穩定做出了貢獻。此外，實體經濟經營環境惡化還將波及金融環境，導致惡性循環。實體經濟經營環境惡化導致銀行風險增加，迫使銀行惜貸，從而實體經濟的經營生存環境更加惡化；實體經濟生存環境惡化，導致銀行資產質量下降，銀行更加惜貸，銀行監管要求進一步提高，實體經濟環境更加惡化，首當其沖受到沖擊的又是中小企業。如此惡性循環，最終是實體經濟大面積破產，若實體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同時發生，后果將不可設想！
在中小企業經營環境惡化的情況下，改善中小企業經營環境，讓經濟走上正常的發展道路，亟待有關部門考慮，政府在支持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融資方面應該有所作為。一方面要讓企業貸款與民間資金盡快找到市場化的出口，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貸款難問題。另一方面，必須規范金融機構的信貸行為，杜絕或至少減少“桌子底下的成本”，防止暗箱操作，為中小企業提供低廉而便利的信貸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