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獻綜述
有關經濟增長和金融體系關系的開創性研究始于戈德史密斯(Goldsmith, 1969)，他的相關研究表明: 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同時伴隨著金融發展速度的加快。Levine(1997)經過研究提出: 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存在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正相關, 即擁有發達金融系統的國家經濟增長較快, 反之, 經濟增長較快的國家金融系統通常也比較發達。國內關于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之間關系的實證研究首先是從宏觀方面開始的。楊琳和李建偉(2002)對我國金融結構轉變與實體經濟結構升級的關聯機制進行理論探討和實證研究。范方志和張立軍(2003)把我國分為東部、中部、西部3個區域,分別研究其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得出金融發展影響產業結構升級，并進一步影響經濟發展的結論。張文云和徐潤萍(2004)對珠三角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升級與金融支持的效應進行分析, 得出在珠三角調整產業結構的進程中, 金融支持體系在有效聚集和高效配置金融資源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的結論。葉耀明和紀翠玲（2004）將長三角城市群作為研究對象,得出長三角城市群的金融發展能有效促進該區域的產業結構升級。傅進和吳小平(2005)從資金形成機制、資金導向機制以及信用催化機制角度論述了金融影響產業結構調整的機理。劉贛州（2005）以中部地區為例,得出中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需要區域金融的超常規發展以及金融服務手段的創新的結論。惠曉峰和沈靜（2006）將東北三省作為研究對象, 采用多元回歸分析的方法對東北三省各省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和比較分析。毛定祥(2008)運用實證方法, 對中國金融結構與產業結構、經濟結構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2010年還有很多學者分區域按省份等對金融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此外, 還有多位國內外學者在這方面進行了大量實證分析, 結論不盡一致，這里不再贅述。
二、指標體系與研究方法
(一)變量選擇
1、金融發展指標
(1)金融相關比率（FIR），它是全部金融資產價值與全部實物資產（國民財富）價值之比，是衡量金融上層結構相對規模的最廣義指標，反應一個國家或地區金融深化程度的最重要指標。戈德史密斯認為“金融相關比率”的變動反映的是金融上層結構與經濟基礎結構之間在規模上的變化關系，可以被視為金融發展的一個基本特點。因為在一
定的國民財富或國民產值的基礎上，金融體系越發達，金融相關系數也就越高，所以，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金融相關比率必然會逐步提高，而且可以根據金融相關比率來衡量金融發展達到何種水平。
(2)金融效率指標（FE），金融體系作為一種復雜的網絡體系，金融體系的主體金融中介銀行充分動員國民儲蓄資源，廣泛吸收和積聚社會儲蓄，通過自身金融體系的中間運作提高儲蓄想投資的轉化速度，把資金配置到資本邊際效率最高的項目中去，提高資本的邊際生產率，最終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用金融機構的貸款余額與存款余額之比來衡量金融效率，如圖2所示，在1993年之前，FE指標的波動較大，受我國政策調整的影響比較大，在1993年之后，FE指標趨向平穩，緩慢下降，很大原因是我國證券市場的誕生，很多企業不再純粹是從銀行貸款，而是在證券市場上融資。
(3)金融儲蓄結構（FSS），金融結構作為總體或總量中各個部分的構成狀況與總量同時存在，金融結構是金融發展的客觀結構，金融結構的優化有助于促進資源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有利于降低銀行的成本，提高收益。居民儲蓄是進入機構存款的重要來源，該指標衡量金融機構吸引居民儲蓄的重要指標，用居民儲蓄存款與金融機構存款余額之比來表示。
2、產業結構指標
在產業結構理論中，配第—克拉克定理表述為：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產業國民收入和拉動力的相對比重逐漸下降；第二產業國民收入和勞動力的相對比值上升，經濟進一步發展，第三產業國民收入和勞動力的相對比值也開始上升，并最終超過第二產業的相對比值。相對比值變動越大，表明產值結構變動速度越快，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產值轉化的幅度就越大。
(二)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采用單位根檢驗法（ADF）驗證各個變量是否是平穩時間序列，在此基礎上，用協整檢驗進行回歸，利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法判斷各個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隨后建立誤差修正模型以及進行脈沖響應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討論各個變量的動態特征。
三、實證研究與結果分析
(一)平穩性檢驗
如果對時間序列直接進行回歸分析，很有可能出現偽回歸的現象，所以，本文首先利用Eviews6.0計量經濟軟件，采用Dickey和Fuller于1981年提出的ADF方法對上述五個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以確定變量的平穩性，滯后階數按照AIC和SC準則來確定。
(二)協整檢驗
非平穩的時間序列在同階單整的條件下可能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也就是說，這些變量之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如果一組非平穩的時間序列的某種線性組合是平穩的，也就是該組合不具有隨機特性，那么這個線性組合就反應了變量之間長期穩定的比例關系，即為協整關系。
非平穩的時間序列在同階單整的條件下可能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也就是說，這些變量之間可能存
在協整關系。如果一組非平穩的時間序列的某種線性組合是平穩的，也就是該組合不具有隨機特性，那么這個線性組合就反應了變量之間長期穩定的比例關系，即為協整關系。
下面表1展示了上海產業升級率與金融相關比率、金融效率和金融儲蓄結構之間的協整檢驗結果。跡統計量為43.696395，大于10%水平下的臨界值42.49359，四個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第二行和第三行中關于協整關系方程個數的假設也被拒絕，因此，我們認為這四個變量之間存在3個協整關系，協整關系的對應的長期方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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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協整檢驗結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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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檢驗，這兩個回歸方程的殘差序列在5%的顯著水平下均平穩。協整方程表明：上海市產業結構調整和金融發展水平之間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從數學方程式可以看出，LNFIR與LNISR呈負相關，與LNISU呈正相關，表明金融深化程度的加強對產業結構升級有很好的促進作用；LNFE的系數在兩個方程式中均為正，表明金融體系配置資源的效率的提高有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且對產業升級的促進作用較大。LNFSS與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均呈反向關系，而且對產業結構升級率的影響較大。
(三)格蘭杰因果檢驗
協整檢驗結果顯示，產業結構優化和產業結構升級與金融發展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但這種均衡關系是否構成因果關系，方向怎樣，還需要根據格蘭杰因果檢驗法進一步驗證。
(四)誤差修正模型
向量誤差修正（VEC）模型是對諸變量施加了協整約束條件的向量自回歸模型。VEC模型只能用于有協整關系的序列建模。在誤差修正模型中，解釋了因變量的短期波動是如何被決定的。選擇滯后期為1，建立誤差修正模型：
通常我們更關心VEC模型的整體效果，上式的AIC和SC值分別為-8.529057和-8.248818，都較小，修正效果顯著，誤差修正項的系數為0.02009，這說明金融發展和產業結構優化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對短期波動的影響不大。
對LNISU與金融發展之間的關系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如下：
該模型中的AIS和SC值分別為-2.806832和-2.526593，都比較小，修正效果較好，誤差修正項的系數為0.001265，很小，說明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對短期波動的影響甚微。
四、政策建議
通過實證分析，上海市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上海的金融產業集聚是很明顯的，其在全國的專業優勢也是很顯然的，隨著上海逐步成為全球金融中心，上海的第二三產業產值在GDP中的比重也在不斷提高，而第一產業比重在下降，同時，第三產業的增速快于第二產業。從數學統計看，上海市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較大，這主要是因為上海的金融市場發展導致第三產業快速發展，使得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的比值不斷提高，即產業升級率提高。但是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優化的作用不是很顯著，說明上海金融應有的促進產業結構優化的功能并沒有得到很好的發揮。總體來看，上海市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調整之間存在一定的依存度，這對上海的金融工作和產業結構調整有一定的理論指導和現實意義。為進一步促進上海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調整協調發展，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加快產業結構調整
城市的發展離不開城市的經濟職能，產業結構和布局是城市發展的核心要件。城市產業結構調整既決定了城市的經濟功能轉變，還將對城市空間結構產生重大影響。
(二)打破政策與體制瓶頸，促進金融中心加速發展
城市規劃要大膽創新理念，實現“內部跨部門，外部跨領域”，多了解和掌握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對金融等高端第三產業門類發展走向做出準確判斷。處理好國家戰略和上海目標、產業轉移和向外擴張、高新技術產業和先進服務業、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的關系。
(三)進一步提高證券市場對上海經濟增長的貢獻度
證券市場具有發現資源合理價格的功能、投融資功能、轉移風險的功能等。要充分發揮證券市場的各項功能，尤其是證券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和促進產業結構調整與轉型的功能。證券市場具有高效、穩健、透明、公平等特點，有利于加快上海經濟的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的步伐。
(四)加快地方金融改革和發展
積極推進金融體制改革，推進地方金融業的充分發展壯大，增強地方金融資源的反哺能力。同時，充分發揮資本市場和民間資本的作用，為地方經濟增長拓寬新的融資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