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現狀與思考
近年來，隨著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意識的逐步提高，在證監會、環保部和其他部門的積極推動下，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機制取得較大進展。但令人遺憾的是，2010年紫金礦業銅酸水滲漏污染事故，2011年美國康菲石油公司渤海灣油田溢油事故，仍能看出部分上市公司在環保意識和環境信息披露工作上表現出的傲慢、冷漠和不負責任。目前，上市公司在環境信息披露方面主要存在三個問題：第一，環境信息披露的隨意性較大，管理層多選擇披露對企業有利的環境信息（孫艷輝等，2011）。由于環境信息披露的非強制性約束會使得上市公司就“是否披露、何時披露？怎樣披露？披露多少？”表現得莫衷一是（肖淑芳、胡偉，2005；周一虹、孫小雁，2006），結果導致環境信息質量整體偏低。第二，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強度前后不一。懾于國家證監會、環保部等政府機構的監管壓力，上市公司首次上市時基本都能在招股說明書中較全面、真實地披露環境信息。可一旦成功上市，很多公司就不愿過多地披露環境信息，使社會公眾普遍懷疑其對環保投入的承諾。這一點在耿建新（2002）和盧馨（2010）的實證研究中也得到印證。第三，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有賴于環境會計要素的確認、計量和報告。而我國環境會計起步較晚，大多數公司基于成本或商業安全考慮，不愿啟用環境會計核算體系，造成環境信息處理與披露的規范性難以把握，使業已在年報或專項報告中披露的環境信息缺乏公信力。由此造成上市公司雖然披露環境信息，但信息質量參差不齊、難以比較的尷尬現狀。那么，怎樣才能促使上市公司自愿增加環保投入、自覺開展節能減排，實現環境信息記錄、處理和報告過程的標準化、透明化和制度化，從而形成對企業和社會都具有“帕累托效率改進”的環境信息披露機制呢？
二、市場競爭對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的作用機制
筆者以為，提高上市公司披露環境信息質量的關鍵是將環境資源作為生產要素納入企業的成本函數和目標函數，使其在競爭機制作用下考慮資源使用效率和環境治理效益問題。眾所周知，環境資源是“公共產品”（Public Good）。在沒有私有產權保護情況下，其消費及使用的非競爭性（Non-rivalry）、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不可再生性（Irreversibility）和稀缺性（Scarcity）等特點，決定了人們可以在低（零）成本下恣意開發、耗費，從而造成生物資源幾近枯竭、礦產資源過度開采的局面；其次，由“公共產品”屬性帶來的“外部性”（Externality）問題，使得企業在發生與環境資源有關的生產經營活動時，可以不通過市場交易的方式影響（妨礙）到其他人，形成低效率的“租值耗散”。因此，上市公司出于自身利益考慮不愿披露高質量環境信息（張勁松、何學軍，2002）。
但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由于上市公司在競爭激烈
的市場環境下，任何信息變化都會改變其爭取資金和市場的機會。正如Verrecchia（1983）所說：“如果企業披露信息的成本低于所得時，只有握有壞消息的經理才會拒絕披露信息。”環境保護工作作為上市公司社會責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如能及時、有效地加以披露無疑能夠減少公司與社會公眾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增加公司運作的透明度（孫艷輝、姚彥麗、岳賢峰，2011），在塑造負責任的正面形象同時有利于公司價值宣傳和市場推廣（周一虹，2003），從而為其在資本市場和產品市場獲得加分。這樣一來，是否會有上市公司自愿披露高質量環境信息以博取市場更多的關注和投入呢？
市場競爭其實是上市公司在彼此博弈中基于自身利益不斷調整行為選擇的過程。通過建立博弈模型考察經濟行為主體在發生相互作用時如何作出理性決策（張維迎，2004），以及每個主體如何基于自身利益不斷修正其信念和行為來達成均衡（青木昌彥，2001），這不失為一條有效的分析路徑。為此，筆者借鑒古諾模型（Cournot，1838）的研究思路，考察上市公司如何在環境信息披露的博弈問題上達成“納什均衡”？為使問題簡化，我們描述下面一種情況：
⑴假設市場上披露環境信息的上市公司只有2家。
⑵上市公司1和2可選擇的策略是：Ⅰ.披露環境信息的數量qi，滿足策略空間Si={qi:qi≥1}。假設環境信息的市場價格為P（該價格可視為信息需求方付出的搜尋、鑒別成本），根據供求原理P是Q的減函數，令P＝P（Q）＝a－Q，（a＞Q）（1式），這時市場上提供的環境信息總量為Q＝qi＋q2；Ⅱ.制作并披露環境信息需要的成本為Ci（ci：ci≥0），令C（qi）＝C（qi），（i＝1，2），其中CH代表制作并披露高質量環境信息所花費的會計成本、CL代表制作并披露劣質環境信息的相關成本。由于信息不對稱，各自只知道自己的成本函數，不知道（或不能確定）對方的成本函數。但出于決策需要，雙方會設定對方的成本函數概率分布。現假設上市公司1知道2的行為選擇有兩種可能，即制作并披露高質量環境信息的概率δ，成本函數為C（q2）＝CHq2；制作并披露劣質環境信息的概率為（1－δ），成本函數為C（q2）＝CLq2。理論上“企業與環境信息有關的會計成本＝制作成本＋披露成本”。其中“制作成本”指上市公司利用環境會計核算體系對環境事項進行確認、計量和報告所發生的各種支出，相對比較固定；而“披露成本”波動較大。比如當上市公司發布高質量環境信息時，就意味著因披露真實信息而有可能遭受來自政府、媒體和社會公眾更多的關注、監控或干預，若真的發生環境污染事件，則高質量的環境信息反而會加重政府處罰的力度和市場上的實際損失。所以對于上市公司1和2而言，制作并披露高質量環境信息遠比劣質環境信息代價更大（或成本更高），故表示為CL＜CH。
⑶弈局中的上市公司1和2都會做出帕累托最優選擇。假設支付效用為π，令πi＝πi（q1，q2）＝Pqi－Cqi，將（1式）代入得πi＝πi（q1，q2）＝Pqi－Cqi=[a-c-(q1+q2)]qi(2式）。此時若上市公司1推斷2的行動選擇為：Ⅰ.上市公司2制作并披露高質量環境信息，成本為CHq2，披露的最佳環境信息數量為q2*(CH);Ⅱ.上市公司2制作并披露劣質環境信息，成本為CLq2，最佳環境信息數量為q2*(CL)。與此對應，上市公司1制作并披露的最佳數量為q1*。于是Ⅰ滿足max[(a-q1*-q2)-CHq2]（4式）；Ⅱ滿足max[(a-q1*-q2)-CLq2]（5式）。設上市公司1知道2制作并披露高質量環境信息的概率為δ，制作并披露劣質環境信息的概率為（1－δ），據此，上市公司1決定自己的最佳供給數量應滿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