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城市化的快速發展，我國城市經濟已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對城市經濟的研究深度和廣度也在向前推進，現擇其要者介紹如下，以達拋磚引玉之目的。之目的。
一、城市與城市經濟
一、城市與城市經濟
1.城市的緣起。城市是人口、資金、產業等的聚集區。一般認為，城市的緣起需要具備如下條件：農業生產剩余，即城市以外的人口必須生產足夠的糧食來養活他們自己和城市居民；城市生產的發展，城市居民必須生產相應的勞務或產品以和城市之外的居民換取所需生活資料；運輸體系的發展，城市與城市以外區域的產品交換必須依賴有效的運輸體系。城市的出現打破了原來經濟發展的平衡，城鄉之間的分野就此開始。縱觀城市發展的歷程，運輸體系的每一次重大革新都會對城市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現代技術體系及運輸體系使城市密度增加，城市規模急劇擴大。
1.城市的緣起。城市是人口、資金、產業等的聚集區。一般認為，城市的緣起需要具備如下條件：農業生產剩余，即城市以外的人口必須生產足夠的糧食來養活他們自己和城市居民；城市生產的發展，城市居民必須生產相應的勞務或產品以和城市之外的居民換取所需生活資料；運輸體系的發展，城市與城市以外區域的產品交換必須依賴有效的運輸體系。城市的出現打破了原來經濟發展的平衡，城鄉之間的分野就此開始。縱觀城市發展的歷程，運輸體系的每一次重大革新都會對城市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現代技術體系及運輸體系使城市密度增加，城市規模急劇擴大。
2.城市經濟。城市經濟是以城市為中心考察稀缺資源配置狀況的學科。城市經濟學屬于地理學和經濟學的交叉學科，主要研究市場在城市發展中的作用、城市土地利用、城市交通、犯罪和公共政策、住宅和公共政策、地方政府支出與稅收（阿瑟・奧莎利文，2007），而我國學者的歸納略顯不同，包括城市土地利用及其空間結構、城市住宅經濟、城市交通、城市物流、城市的環境與污染、城市政府（周偉林等，2004）。隨著城市化的不斷推進，城市規模的日益擴大，城市經濟已成為一門重要的交叉學科，研究成果不斷涌現。
2.城市經濟。城市經濟是以城市為中心考察稀缺資源配置狀況的學科。城市經濟學屬于地理學和經濟學的交叉學科，主要研究市場在城市發展中的作用、城市土地利用、城市交通、犯罪和公共政策、住宅和公共政策、地方政府支出與稅收（阿瑟・奧莎利文，2007），而我國學者的歸納略顯不同，包括城市土地利用及其空間結構、城市住宅經濟、城市交通、城市物流、城市的環境與污染、城市政府（周偉林等，2004）。隨著城市化的不斷推進，城市規模的日益擴大，城市經濟已成為一門重要的交叉學科，研究成果不斷涌現。
二、城市經濟理論
二、城市經濟理論
1.區位理論。中心地帶理論認為城市體系包括N類不同的產出品、N類不同的市場區域和N種不同的城市中心，級別高的產品在對應的級別高的市場區域被出售，每一城市體系都有以一個主要城市為中心的中型城市或小型城市群（克里斯泰勒，1933）；最小費用工業區位理論認為，經營者一般在所有費用支出總額最小的空間進行布局，影響工業布局的區位因子分為一般因子和特殊因子，導致集聚的為集聚因子，導致擴散的則為擴散因子（韋伯，1909）；市場空間競爭理論認為，企業在選擇區位時，都想盡可能占有更大的市場空間，這樣的市場空間的位置和大小受到消費者的行為和其他企業的區位決策行為的影響（霍特林，1929），而生產者占有的市場空間大小將對其獲得的利潤產生影響（帕蘭德，1935）；利潤最大化區位是收入和費用之差最大點，區位均衡取決于兩個基本因素，即對個別經濟而言，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就整體經濟而言，是獨立經濟單位數最大化；前者是內部努力經營的結果，后者是外部競爭的結果（勒斯，1995）。由于存在不完全信息和非最佳化行為，產業區位布局不是一蹴而就的，隨著信息的增加，產業布局逐漸接近最佳區位（普賴德，1967）。出于對市場空間、經營利潤、產業競爭以及經營成本的考慮，各種產業都有向城市集中布局的趨勢。
1.區位理論。中心地帶理論認為城市體系包括N類不同的產出品、N類不同的市場區域和N種不同的城市中心，級別高的產品在對應的級別高的市場區域被出售，每一城市體系都有以一個主要城市為中心的中型城市或小型城市群（克里斯泰勒，1933）；最小費用工業區位理論認為，經營者一般在所有費用支出總額最小的空間進行布局，影響工業布局的區位因子分為一般因子和特殊因子，導致集聚的為集聚因子，導致擴散的則為擴散因子（韋伯，1909）；市場空間競爭理論認為，企業在選擇區位時，都想盡可能占有更大的市場空間，這樣的市場空間的位置和大小受到消費者的行為和其他企業的區位決策行為的影響（霍特林，1929），而生產者占有的市場空間大小將對其獲得的利潤產生影響（帕蘭德，1935）；利潤最大化區位是收入和費用之差最大點，區位均衡取決于兩個基本因素，即對個別經濟而言，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就整體經濟而言，是獨立經濟單位數最大化；前者是內部努力經營的結果，后者是外部競爭的結果（勒斯，1995）。由于存在不完全信息和非最佳化行為，產業區位布局不是一蹴而就的，隨著信息的增加，產業布局逐漸接近最佳區位（普賴德，1967）。出于對市場空間、經營利潤、產業競爭以及經營成本的考慮，各種產業都有向城市集中布局的趨勢。
2.聚集經濟理論。早在1926年，黑格就充分討論了集聚經濟對城市形成的影響，在黑格的啟發下，許多經濟學家對城市經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集聚經濟有兩種基本形式，即本地化經濟和城市化經濟，前者指單一產業集中程度的外部經濟，后者是反映城市規模的外部經濟（胡佛，1990），在產業集聚的基礎上，形成產業集群（某一特定領域中，大量產業聯系密切的企業以及相關支撐機構在空間上集聚，并形成強勁、持續競爭優勢）（波特，1998）。新經濟地理理論認為，在內部規模經濟與運輸成本的綜合作用下，企業趨向于將全部生產活動集中在接近大城市的地方，企業的區位選擇又會影響市場的分布，并吸引上下游企業的集中（藤田昌久等，1999；克魯格曼，2000；藤田昌久和蒂斯，2004），有學者對城市產業集聚的原因歸納為投入共享、知識溢出、勞動力市場共享、本地市場效應、消費、尋租等（羅森塔爾等，2003）。城市因經濟要素集聚而產生、壯大，城市規模的擴大進一步提升了其市場潛力，從而吸引更多的生產要素。區域經濟增長理論中的階段論認為，任何區域的經濟增長都存在相同的發展階段，即自給自足階段、鄉村工業崛起階段、農業生產結構轉換階段、工業化階段、服務業輸出階段（胡佛和費希爾，1949），而與此相對應的劃分是傳統社會階段、起飛準備階段、起飛階段、成熟階段、高額群眾消費階段、追求生活質量階段（羅斯托，1991）。我國學者的概括是待開發階段、成長階段、成熟階段和衰退階段（陳棟生，1993），階段論描述了區域經濟增長的結果和城市經濟崛起與繁榮。
2.聚集經濟理論。早在1926年，黑格就充分討論了集聚經濟對城市形成的影響，在黑格的啟發下，許多經濟學家對城市經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集聚經濟有兩種基本形式，即本地化經濟和城市化經濟，前者指單一產業集中程度的外部經濟，后者是反映城市規模的外部經濟（胡佛，1990），在產業集聚的基礎上，形成產業集群（某一特定領域中，大量產業聯系密切的企業以及相關支撐機構在空間上集聚，并形成強勁、持續競爭優勢）（波特，1998）。新經濟地理理論認為，在內部規模經濟與運輸成本的綜合作用下，企業趨向于將全部生產活動集中在接近大城市的地方，企業的區位選擇又會影響市場的分布，并吸引上下游企業的集中（藤田昌久等，1999；克魯格曼，2000；藤田昌久和蒂斯，2004），有學者對城市產業集聚的原因歸納為投入共享、知識溢出、勞動力市場共享、本地市場效應、消費、尋租等（羅森塔爾等，2003）。城市因經濟要素集聚而產生、壯大，城市規模的擴大進一步提升了其市場潛力，從而吸引更多的生產要素。區域經濟增長理論中的階段論認為，任何區域的經濟增長都存在相同的發展階段，即自給自足階段、鄉村工業崛起階段、農業生產結構轉換階段、工業化階段、服務業輸出階段（胡佛和費希爾，1949），而與此相對應的劃分是傳統社會階段、起飛準備階段、起飛階段、成熟階段、高額群眾消費階段、追求生活質量階段（羅斯托，1991）。我國學者的概括是待開發階段、成長階段、成熟階段和衰退階段（陳棟生，1993），階段論描述了區域經濟增長的結果和城市經濟崛起與繁榮。
3.增長極理論。增長理論中的平衡增長理論認為，為了使經濟從低水平的均衡轉向更好的均衡，可以在經濟中的許多部門同時進行協作性投資（羅森斯坦―羅丹，1943），但這對資本極度稀缺的發展中國家是難以承受的。因此，有意識地培育增長極，利用增長極的推動效應和產業之間的連鎖效應帶動全局的發展，但需要以創新為前提（佩魯，1988）。循環累積因果論指出，社會經濟的變動是由技術進步、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和傳統等多種因素決定的，經濟發展不是單純的產出增長，而是社會各方面的變化，但首先需要產生一個初始變化，如城市經濟發展，而后產生次級強化，最后產生上升或下降的結果，反過來又影響初始變化，呈現出一種循環累積的演化過程（繆爾達爾，1991）。
3.增長極理論。增長理論中的平衡增長理論認為，為了使經濟從低水平的均衡轉向更好的均衡，可以在經濟中的許多部門同時進行協作性投資（羅森斯坦―羅丹，1943），但這對資本極度稀缺的發展中國家是難以承受的。因此，有意識地培育增長極，利用增長極的推動效應和產業之間的連鎖效應帶動全局的發展，但需要以創新為前提（佩魯，1988）。循環累積因果論指出，社會經濟的變動是由技術進步、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和傳統等多種因素決定的，經濟發展不是單純的產出增長，而是社會各方面的變化，但首先需要產生一個初始變化，如城市經濟發展，而后產生次級強化，最后產生上升或下降的結果，反過來又影響初始變化，呈現出一種循環累積的演化過程（繆爾達爾，1991）。
這些理論為我們了解城市經濟產生和發展壯大的市場路徑提供了有益的啟示，但隨著城市的急速發展，城市病日益顯現，城市經濟集聚與擴散的理論不足以適應新的發展形勢。健康城市理念、緊湊城市理論、精明增長理論、理性增長理論相繼出現，引導城市經濟發展合理利用城市空間，優化各種要素配置，保持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以人為本，為城市居民提供一個清潔、安全的生產生活環境。
這些理論為我們了解城市經濟產生和發展壯大的市場路徑提供了有益的啟示，但隨著城市的急速發展，城市病日益顯現，城市經濟集聚與擴散的理論不足以適應新的發展形勢。健康城市理念、緊湊城市理論、精明增長理論、理性增長理論相繼出現，引導城市經濟發展合理利用城市空間，優化各種要素配置，保持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以人為本，為城市居民提供一個清潔、安全的生產生活環境。
三、城市經濟在我國的發展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經濟研究逐漸展開，至今已取得豐碩的成果。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源于城市問題的需要（陳柳欽，2008）。隨著農村改革的啟動，農村經濟活力逐漸得到釋放，改革重心隨之轉移到城市來，城市經濟發展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城市就業、基礎設施建設、企業改革等問題，對城市的研究日漸加深，主要體現出版的學術專著增多，研究內容日益擴展，研究手段更為多樣化，對城市經濟的影響和指導作用增強。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經濟研究逐漸展開，至今已取得豐碩的成果。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源于城市問題的需要（陳柳欽，2008）。隨著農村改革的啟動，農村經濟活力逐漸得到釋放，改革重心隨之轉移到城市來，城市經濟發展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城市就業、基礎設施建設、企業改革等問題，對城市的研究日漸加深，主要體現出版的學術專著增多，研究內容日益擴展，研究手段更為多樣化，對城市經濟的影響和指導作用增強。
四、我國城市經濟集聚與擴散
四、我國城市經濟集聚與擴散
關于我國城市經濟發展一直存在兩種路徑的爭論，即以政府為核心的行政主導和以企業為核心的市場主導，這與所謂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路徑的爭論是一致的。
關于我國城市經濟發展一直存在兩種路徑的爭論，即以政府為核心的行政主導和以企業為核心的市場主導，這與所謂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路徑的爭論是一致的。
1.行政化集聚與擴散。我國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政府層級之間的權力與責任是逐級授予的，權力大小與地方政府的行政級別有非常密切的關系，而行政權力的大小將涉及制度壟斷程度和所覆蓋的范圍，城市作為地方政府發號施令的中心，自然形成以大管小的城市行政級別體系，造成城市建設資源沿行政層級向大城市集中，行政級別越高的城市具有更多的自主權（弗農・亨德森等，2007）。這種現象在改革開放前以典型的計劃經濟形式實現對資源的配置，國家取代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中心，由于建設資金的不足，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的方式從農村抽取城市經濟發展所需的資金等資源，并且附以戶籍等計劃手段加以固化，城市經濟的集聚效應帶有明顯的行政化特色。政府集體意志對資源的配置具有決定性作用，如“三線建設”時期產業布局的“山、散、洞”特征就與城市經濟發展的集聚規律截然相反，這一僅有的擴散效應帶有非常明顯的行政化特征；改革開放后，農村改革首先啟動，城市改革繼之，實行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但前期側重計劃手段，采用價格“雙軌制”對經濟增量部分進行資源配置，這種雙軌制逐漸過渡到單軌制，繼續先前的剪刀差和農村稅費等形式推動農村資源向城市的集聚，這一過程持續到上世紀末期。21世紀始，城市經濟的集聚與擴散發生了較為顯著的變化。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市場化改革取得了實質性的突破，基本上實現了社會資源配置的單軌制，城市從農村抽離資源的方式也發生了轉變，由于產權的未定，政府通過壟斷的資源抽取城市發展所需的資源，對農村資源有選擇性的抽取，特別是對土地資源獨占權使得城市“土地財政”現象非常明顯，城市經濟進一步快速發展，表現為城市基礎設施大幅改善，經濟規模日益擴大，但城鄉差距日益擴大。這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經營城市現象，有研究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對城市化進程行政干預的導向逐步從限制轉為積極推進，中國的城市化也因此取得了高速發展的顯著績效，但同時也產生了明顯的城市化泡沫以及較高的社會總成本（徐琴，2004）。同時，21世紀開始實行的以城帶鄉、以工補農政策與上述抽離現象同時并存，兩種相對的力量博弈結果如何是可以想象的，如果在資源等關鍵領域沒有重大突破，城市經濟行政集聚效應將進一步強化。
1.行政化集聚與擴散。我國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政府層級之間的權力與責任是逐級授予的，權力大小與地方政府的行政級別有非常密切的關系，而行政權力的大小將涉及制度壟斷程度和所覆蓋的范圍，城市作為地方政府發號施令的中心，自然形成以大管小的城市行政級別體系，造成城市建設資源沿行政層級向大城市集中，行政級別越高的城市具有更多的自主權（弗農・亨德森等，2007）。這種現象在改革開放前以典型的計劃經濟形式實現對資源的配置，國家取代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中心，由于建設資金的不足，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的方式從農村抽取城市經濟發展所需的資金等資源，并且附以戶籍等計劃手段加以固化，城市經濟的集聚效應帶有明顯的行政化特色。政府集體意志對資源的配置具有決定性作用，如“三線建設”時期產業布局的“山、散、洞”特征就與城市經濟發展的集聚規律截然相反，這一僅有的擴散效應帶有非常明顯的行政化特征；改革開放后，農村改革首先啟動，城市改革繼之，實行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但前期側重計劃手段，采用價格“雙軌制”對經濟增量部分進行資源配置，這種雙軌制逐漸過渡到單軌制，繼續先前的剪刀差和農村稅費等形式推動農村資源向城市的集聚，這一過程持續到上世紀末期。21世紀始，城市經濟的集聚與擴散發生了較為顯著的變化。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市場化改革取得了實質性的突破，基本上實現了社會資源配置的單軌制，城市從農村抽離資源的方式也發生了轉變，由于產權的未定，政府通過壟斷的資源抽取城市發展所需的資源，對農村資源有選擇性的抽取，特別是對土地資源獨占權使得城市“土地財政”現象非常明顯，城市經濟進一步快速發展，表現為城市基礎設施大幅改善，經濟規模日益擴大，但城鄉差距日益擴大。這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經營城市現象，有研究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對城市化進程行政干預的導向逐步從限制轉為積極推進，中國的城市化也因此取得了高速發展的顯著績效，但同時也產生了明顯的城市化泡沫以及較高的社會總成本（徐琴，2004）。同時，21世紀開始實行的以城帶鄉、以工補農政策與上述抽離現象同時并存，兩種相對的力量博弈結果如何是可以想象的，如果在資源等關鍵領域沒有重大突破，城市經濟行政集聚效應將進一步強化。
2.市場化集聚與擴散。改革開放以來，以農村為先導的改革激活了市場力量，城市經濟向鄉村擴散，鄉鎮企業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的繁榮就是明證，隨著改革進程的向前推進，市場力量逐漸強大，出于對經濟利益的追求，區位條件占優的城市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城市政府強力規劃引導只是順乎時勢之舉，工業園區、高新技術園區等規劃使城市集聚作用增強，這種人為推動使城市對產業結構的調整具有引領作用，城市化推進對第一產業的優化作用、對第二產業的提升作用及對第三產業的帶動作用十分明顯，而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同樣需要以城市為載體（張魁偉，2004）。為推動城市經濟平穩發展，必須革除市場化進程中的各種制度障礙，促進資源在城鄉之間流動，只有加快市場化進程才能發揮城市經濟集聚和擴散效應。 2.市場化集聚與擴散。改革開放以來，以農村為先導的改革激活了市場力量，城市經濟向鄉村擴散，鄉鎮企業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的繁榮就是明證，隨著改革進程的向前推進，市場力量逐漸強大，出于對經濟利益的追求，區位條件占優的城市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城市政府強力規劃引導只是順乎時勢之舉，工業園區、高新技術園區等規劃使城市集聚作用增強，這種人為推動使城市對產業結構的調整具有引領作用，城市化推進對第一產業的優化作用、對第二產業的提升作用及對第三產業的帶動作用十分明顯，而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同樣需要以城市為載體（張魁偉，2004）。為推動城市經濟平穩發展，必須革除市場化進程中的各種制度障礙，促進資源在城鄉之間流動，只有加快市場化進程才能發揮城市經濟集聚和擴散效應。
五、關于城市經濟的幾點思考
五、關于城市經濟的幾點思考
城市經濟已成為我國經濟的增長極，且有加速發展的趨勢，在一定時期內，隨著城市基礎設施的改善和城市群的出現，這種集聚效應會進一步強化。在這種背景下，我們不必過于強調政府主導的行政化集聚與擴散效應，或是企業主導的市場化集聚與擴撒效應，現代經濟發展歷程表明，政府與市場都是調節經濟的重要手段，只是我們需要根據不同的發展階段而有所側重。但不容忽視的是，現階段城市經濟的集聚效應遠超過擴散效應，城鄉差距日益拉大，我們應同時采取市場化和政策手段對這種差距加以平衡。這也提出了一個問題，城市經濟集聚與擴散的邊界應如何確定。
城市經濟已成為我國經濟的增長極，且有加速發展的趨勢，在一定時期內，隨著城市基礎設施的改善和城市群的出現，這種集聚效應會進一步強化。在這種背景下，我們不必過于強調政府主導的行政化集聚與擴散效應，或是企業主導的市場化集聚與擴撒效應，現代經濟發展歷程表明，政府與市場都是調節經濟的重要手段，只是我們需要根據不同的發展階段而有所側重。但不容忽視的是，現階段城市經濟的集聚效應遠超過擴散效應，城鄉差距日益拉大，我們應同時采取市場化和政策手段對這種差距加以平衡。這也提出了一個問題，城市經濟集聚與擴散的邊界應如何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