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 史學界對施存統研究缺乏反映，除了幾篇回憶文章外,論文論著基本闕如。80年代后期開始，狀況有所改善，對施存統的研究漸漸增多。據統計，近年來，學術論文有21篇，傳記有1部，而研究施存統對于馬克思主義傳播作用的文章主要有2篇。這些成果使對于施存統研究不斷深入。無論在廣度上或深度上，該課題研究都取得了新的成就。從橫向上看，研究的范圍日益廣泛，涉及了政治、經濟、學術、黨建等多個領域。從縱向上來說，五四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的施存統都納入了人們研究視野范圍。而且學者們不但注意純文本分析，也開始全面考察當時的歷史現實、社會環境、研究對象的社會經歷及其性格對施存統的影響。
一、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科學闡述
陶水木在《施存統對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的貢獻》一文中認為，在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中，雖然施存統的地位趕不上李大釗、李達、陳獨秀等人，但他也做出了重要貢獻，我們應予以肯定。施存統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即（1）宣傳唯物史觀。施存統的貢獻首先在于:他從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的內在聯系出發，強調唯物史觀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的重要地位。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學說最重要的原理有三點，即唯物史觀、階級斗爭、剩余價值，這三者中，“以唯物史觀為根本，離開唯物史觀，階級斗爭和剩余價值都無法理解，換句話說，馬克思主義是以唯物史觀為根底的，撇開唯物史觀，就不成其為馬克思主義。”（2）反擊無政府主義，闡述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自1919年始對馬克思主義發起全面攻擊，他們主張絕對自由，反對一切強權和國家，其要害是反對以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為核心的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以1920年9月陳獨秀發表《談政治》一文為信號，與無政府主義者展開大規模論戰。正在日本留學兼負責東京黨小組工作的施存統積極參加了這場論戰，先后發表了《經濟組織與自由平等》、《我們要怎么樣干社會革命?》、《第四階級獨裁政治底研究》、《無產階級專政與領袖變節》等文。施存統的反擊極富自己的特色，他除了批駁無政府主義的絕對自由論外，還緊緊抓住無政府主義者攻擊無產階級專政這一要害，系統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在這方面，他比其它初具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更深刻、更徹底。（3）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問題，提出了一系列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4）明確提出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提出了一系列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如何改造社會?怎樣進行中國革命？是五四時期一代知識分子始終孜孜探求的問題，在這方面也留下了施存統的足跡，他的長文《我們要怎么樣干社會革命？》堪稱當時中國人探索中國革命的代表作。（5）科學地說明科學社會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區別, 闡述共產主義實現。①
王炯華在肯定了施存統上述類似貢獻的同時，更進一步指出了施存統理論貢獻的首創性和深度。他認為，施存統是中國第一個用馬克思主義強調無產階級、士兵和學生的革命聯盟和武裝奪取政權的人，也是明晰地理解和說明共產主義實現步驟的第一人。闡述實現共產主義的步驟。特別是，施存統在這篇文章中明確提出了既要遵守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則”又不必拘泥枝葉政策這個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他指出，“我以為馬克思主義全部理論，都是拿產業發達的國家底材料做根據的，所以他有些話，不能適用于產業幼稚的國家。但我以為我們研究一種學說一種主義，決不應當‘囫圇吞棗’‘食古不化’，應當把那種主義那種學說底精髓取出”。他以馬克思唯物史觀和經濟學說的基本原理為例,說明在中國實行馬克思主義，“實在沒有違背馬克思主義底精髓，乃正是馬克思主義精髓底應用”。他強調說，馬克思主義本身“并不是一個死板板的模型。所以我以為我們只要遵守馬克思主義底根本原則就是，至于枝葉政策，是不必拘泥的”。在這里，施存統從馬克思主義精髓即基本原理的普遍適性和它的個別結論不適用于諸如中國這種產業落后的國家的正確判斷出發，從馬克思主義本身不是死板的模型即生硬的教條的命題出發，明確提出在中國應用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既要遵守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則，又不必拘泥馬克思主義的枝葉政策, 這正是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很明顯,這種科學態度對于反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保持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及其對于中國革命的正確指導是極其重要的。施存統在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明確提出這個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 這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史和革命史上的意義是重大的和深遠的。②李俊和周軍在《論五四時期施存統的馬克思主義觀》中提出，施存統不僅對于促進共產黨人進一步地研究馬克思主義作出了重要貢獻, 而且是當時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中水平相對較高的一位。施存統認為,馬克思主義使“社會主義才具備了科學的體系”,“馬克思主義底特色,在于注重物質的條件”。但是“馬克思主義底本身，并不是一個死板板的模型”，要注重同各國的實際情況相聯系。至于具體的操作,“一定要參酌中國情形”。③其中，李俊則更加強調施存統在五四時期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和研究，為此他在《五四時期施存統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和研究》中闡述得比較具體。他指出，當時，施存統對于馬克思主義的介紹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翻譯日本社會主義學者的研究論著，二是自己撰文宣傳馬克思主義，然后將這些譯文、專論寄回上海《民國日報》發表，以便國人及時了解馬克思主義以及當時國外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近況。施存統占據天時地利人和, 先后翻譯了山川均的《勞動組合運動和階級斗爭》、河上肇的《見于“共產主義宣言”中底唯物史觀》、《俄羅斯革命和唯物史觀》、《馬克思主義上所謂“過渡期”》、佐野學的《中間階級的社會主義論》等論著。通過翻譯這些文章，既加深了其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與信仰，同時也使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不斷提高。在翻譯日本社會主義學者論著的同時, 施存統也發表了大量介紹、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這些文章重點介紹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和唯物史觀，并強調了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意義。④陳國慶認同李俊對施存統五四時期政治思想及其變化的分析，但他同時強調施存統五四時期政治思想變化是兩個過程的統一，即施存統對無政府主義信仰、批判、拋棄的過程，也是對馬克思主義接觸、信仰、運用的過程。⑤
二、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的精辟見解
杜芳則重點考察了施存統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貢獻。她認為施存統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路徑上提出了許多精辟的見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包括“當代化”和“民族化”。“當代化”指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時代發展的特征和狀況相結合，具有世界眼光。“民族化”指馬克思主義必須和各自國家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施存統怎么認識20世紀20年代中國革命所處的時代特征呢?在談及為什么要用共產主義改造中國時，施存統指出:“俄羅斯共產主義國家，已經替全世界無產階級開一個新紀元了；從此各國無產階級必然奮起猛進，推倒有產階級，與俄羅斯同志們攜手協力建設共產主義的世界。”施存統的這一認識建立在他對時代特征的準確把握基礎上。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開辟了歷史的新紀元，中國革命已經進入到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新時代，中國革命理應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施存統對時代特征與中國革命關系的分析為以后的共產黨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重要借鑒，即必須要具有世界眼光。施存統以俄國實行的新經濟政策為例說明了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化”要求。施存統指出：“俄國之所以讓步到國家資本主義，乃是為開發實業的一種手段，并非各國都要如此。如果在產業發達的國家實行共產主義，則此種國家資本主義當可免除。”在此，施存統已經注意到馬克思主義必須和各自國家的實際情形相結合。那么中國的現實情形是怎樣的?施存統指出：“中國資本主義雖不發達，而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底沖突，卻仍不免。我們只要看失業勞動軍如此之多，就可以明白。”這種沖突如何解決?施存統號召“一切被掠奪被壓制的階級一同起來”，向“一般軍閥，官僚，政客，紳士，資本家，地主等”實行無妥協的“階級斗爭”。中國社會問題的最終解決必須靠實行社會主義，但實行社會主義必須具備“物質的條件”，那么中國是否具備“物質的條件”?施存統指出：“我們一面知道中國非實行社會主義不可，但一面又知道中國現在很缺乏這個實行社會主義的‘物質的條件’；所以在現在中國要實行社會主義，真是難乎其難。⑥
陶水木也在《施存統對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的貢獻》中提及，施存統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必須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我國初具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在傳播馬克思主義之始，就力圖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學術界一般認為，李大釗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最早提出了“相結合”思想。但陶水木以為:無淪從提法還是從含義看，李大釗在該文中對這一問題的闡述都不甚明確，最早明確闡述這一問題的應是施存統，他在《主義與遺產》、《馬克思底共產主義》、《第四階級獨裁政治底研究》等文中對此都有精辟的論述。⑦
三、在建團建黨活動中的宣傳組織工作
日本學者石川禎浩所著《青年時期的施存統――“日本小組”與中共建黨過程》中提到，1920年6月20日，在戴季陶的資助下，施存統從上海乘船到日本學習和養病。在日本東京，施存統經常與上海的陳獨秀、李達保持通信聯系，商討建黨的有關問題。這一時期的施存統，在日本看到許多國內查禁的書籍，他廣泛涉獵馬克思主義理論書籍。日本共產主義研究者河上肇對他產生巨大的影響，施存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并開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他翻譯的《資本論大綱》和《社會進化論》等，深受讀者贊賞。中共“一大”后，旅日共產主義小組發展很快，成員發展到10多個人，這其中包括后來成為“農民王”的彭湃，該小組的組長依然是施存統。1921年8月，共產國際為召開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共產國際派張太雷來到了東京，由施存統介紹與日本共產黨員取得了聯系，可是很不幸，同年12月，施存統與部分日本共產黨員一起被捕，在東京監獄里關了10多天后，1922年1月，施存統被日本驅逐出境，遣送回國。⑧
除此之外，倪興祥在《五四時期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中提到施存統周佛海和張申府以及周恩來等在日本東京和法國巴黎的中國留學生中也成立了黨的早期組織。這些各地黨的早期組織的主要發起人和組織者，包括這些黨的早期組織的主要成員絕大多數都是五四時期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正是經過他們共同的不懈努力，才迎來了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勝利召開。宣告了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南的，以共產主義為奮斗目標的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的誕生。⑨
施存統從日本回國后，受命于負責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他對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恢復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宋亞文在這方面做了探討。她在《施存統對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貢獻》一文中，將施存統的貢獻歸納為四個方面：全力以赴恢復和發展青年團組織，積極引導青年學生運動，正確對待青年運動問題的論爭，奠定青年團思想建設的基礎。⑩
當然，這些研究也并非盡善盡美。首先是資料整理不夠，作為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施存統無疑是浙江籍里比較重要的一位，但是對于他的生平以及政治活動卻研究甚少，只有一部傳記。連回憶文章都顯得有些蒼白無力，不能準確全面地反映施存統對于建黨及其在傳播馬克思主義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其次，筆者目前尚未發現有任何施存統文集的問世，從而不能集中反映施存統的政治思想，對于施存統的研究極為不利。另外，對于一些具體問題，比如施存統對建團的貢獻及其建國后的活動幾乎沒有涉及，更不要說系統深入的研究了。
總之，近年來對施存統對于馬克思主義傳播的影響研究有了一些發展，但還不盡如人意。這個課題仍然需要進一步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