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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知識分子介入農村反貧困:百年回眸與當代使命

  貧困是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發展中國家表現尤為突出。在傳統的農耕社會里,貧困被視為一種不可改變的自然現象;近代工業革命以后,社會主義思想家開始思考如何使人類社會擺脫貧困{2}。但直到20世紀中后期對貧困現象的研究才受到學者的重視,農村貧困作為最突出的地域性貧困,一直成為關注的重點。我國青年知識分子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開始探索介入農村反貧困的路徑,百年中先后出現波及全國的平民教育運動、上山下鄉運動、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刻畫出20世紀我國青年知識分子介入農村反貧困的主要軌跡。總結這段歷史,對于指導當今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介入農村反貧困,參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與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20世紀20至40年代的平民教育運動
   “五四”運動時期(一直持續到20世紀30~40年代),在民主精神的感召和推動下,許多高校青年知識分子基于“共和國家以平民教育為基礎”的自覺認識,開始了平民教育的嘗試。由于多數民眾不識字,要貫徹平民教育的宗旨,把文化知識普及到民間,就必須“以學教人”。該時期部分高校學生開始運用工讀互助、職業教育、演講團等多種形式推進平民教育,得到了李大釗、蔡元培、陳獨秀等人的支持。在當時學校有限的情況下,平民講演團成為最好的流動式學校。但此時的教育主要針對工人,區域集中在城市。此后不久,隨著平民教育運動的擴大和深入,平民教育運動開始轉向農村。包括許多著名教育家在內的青年知識分子通過積極從事農村教育實驗介入農村反貧困。據統計,1925年至1935年間,各種農村教育實驗區達到103個{3}。其中以陶行知的鄉村實驗師范學校、梁漱溟的“鄉村教育實驗”、晏陽初的定縣實驗等最為典型。
   陶行知(1891-1946)在1923年至1926年主要從事平民教育運動。他認為真正的鄉村教育是建設鄉村實際生活的活教育,而新式鄉村教育的創立和發展首先需要培養具有“農夫的身手、科學的頭腦、改造社會的精神”的新式鄉村教師{4}。1927年3月15日,陶行知與東南大學教授趙書愚等創辦的鄉村實驗師范學校正式開學,標志著中國博士下鄉的開始。梁漱溟(1893-1988)在當時山東省政府的支持下,到山東鄒平開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研究鄉村建設問題,培養鄉村建設人員,規劃和指導實驗區的鄉農教育,為尋求民族自救之路作了艱苦的探索。晏陽初(1893-1990)認識到占全國人口80%以上的鄉村人口是最貧苦的群體,救國必先救鄉,救鄉就必須從鄉民的教育著手。在1924年至1929年在農村地區試驗與調查的基礎上,1929年開始定縣實驗。推行實驗的七年中吸引了各地青年知識分子約400人的加入,他們大多留學海外、學有專長,自愿遠離繁華都市,居住鄉村,深入民間,以農民做師友。當時有海外媒體評論這一現象說,“這是中國有史以來,讀書人士大夫,尤其近一百余年高級知識分子第一次實踐‘回到農村’‘回到民間’的口號。”{5}晏陽初在定縣實驗基礎上總結出的四大教育(文藝、生計、衛生、公民)和三大教育方式(學校、社會、家庭)的整體農村建設方案,雖然在我國沒有最終成功,但對于實驗區農民文化水平的提高、農業科技的傳授和推廣等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探索出的農村反貧困路徑,在此后30多年中為全球各洲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仿效,發揮了重大的作用。以陶行知、梁漱溟、晏陽初為代表的青年知識分子身體力行從城市來到農村,艱苦工作,通過鄉村教育介入農村反貧困,將現代科學思想和方法帶入落后農村,對農村教育的提高、農業生產技術的改良、農村社會風俗的改善,做出了歷史貢獻。
   二、20世紀60至70年代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6}{7}
   20世紀60~70年代歷時20多年,近1800萬城鎮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運動,被稱作“使人震驚而又是世界史上獨一無二的運動”。20世紀50年代初,國家逐步明確了把大批中小學畢業生引導向農村從事生產的思路,試圖把解決城市剩余勞動力問題和改變農村落后面貌、開發邊疆和偏遠山區的事業結合起來,從而找到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就業途徑。20世紀60年代初,城鎮就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在此背景下,開始在全國范圍內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地動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1966年,各地學校停課,大學不招生,工廠基本不招工,上山下鄉成為城鎮初、高中畢業生唯一可行的“就業”途徑。10年間,共有1400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1/10以上的城鎮人口在這種形勢下被送往鄉村。直到1980年,中共中央明確指示停止城市青年下鄉種地,為這場運動打上了句號。
   “十年浩劫”前,動員城市青年上山下鄉只是解決城市人口就業問題的多種手段之一。許多地方對中學畢業生采取強迫做法,完全不顧青年本身及家庭的具體情況和困難,給全社會帶來了嚴重消極后果。大批知識青年被迫中斷學業,所學知識走向退化。許多青年的人身權利得不到保障,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受到歧視和迫害;女知青受到性侵犯的案件也很多。知識青年盡管給農村帶來一些新氣象,但不足以彌補農民的實際損失,在許多地方不過是壯大了當地剩余農業勞動力的隊伍,直接損害了農民的利益。盡管這場運動沒有根本改變廣大農村貧困落后的面貌和實現緩解城市就業壓力的經濟目標,但客觀上廣大知識青年在推廣農業科技、傳播農機知識、普及文化教育、為農民送醫送藥、改變貧困地區落后面貌等方面加快了農業科學技術的普及推廣,促進了農村的文化建設,提高了農村集體經濟的管理水平,其農村反貧困的大范圍社會實驗也帶給后人教訓和反思。
   三、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
   大學生是我國當代青年知識分子的主體力量。20世紀80年代以來,團中央發起的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引導高校學生深入經濟社會發展主戰場,特別是農業、農村和農民一線,成為農村反貧困一支強勁的力量(表1)。每年數以百萬計的大學生深入到農村鄉鎮、田間地頭、農戶家中,發揮知識、信息、技能等優勢,從貧困農村的實際出發,有針對性地組建專業團隊,采取靈活多樣的活動形式,“保護與改善生態環境以應對生產資源貧困,改善人力資本狀況以應對知識貧困,促進農村市場主體的培育與完善以應對經濟貧困,推動制度的創新與運行以應對制度貧困”,實現了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與農村反貧困工作的有機結合{8}。
   四、青年知識分子介入農村反貧困的當代使命
   我國知識分子歷來有著“以天下為己任”的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青年知識分子尤其如此。平民教育運動發生在五四運動后,青年知識分子在“民主與科學”精神的影響下,通過獨立進行鄉村教育實驗和理論研究,以期從改變占人口最多數的廣大貧困農村開始,實現教育救國的夢想。上山下鄉運動主要發生在“十年浩劫”期間,起初根本動因來自于政府解決城鎮勞動力就業問題的考慮,后來演變成為具有鮮明政治色彩的強制行動。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則發生在改革開放之初,大學生介入農村反貧困具有自發性、主動性、自愿性,反映出“十年浩劫”后的第一批青年知識分子自我意識的蘇醒。在20世紀的舞臺上,青年知識分子以鄉村復興、鄉村建設為使命,通過平民教育運動、上山下鄉運動和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深層次多角度介入農村反貧困,描繪出青年知識分子介入農村反貧困的主要軌跡,形成了廣泛而深遠的社會影響。盡管不同時期青年知識分子介入農村反貧困的背景、方式、目的和效果等方面各具特點,但在參與主體、精神內核、終極目標等多方面表現出同一性,顯示出內在相承的演變脈絡關系。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開始將農村反貧困工作納入政府統一規劃,農村貧困狀況得到了迅速改善,到20世紀末已基本解決了2億多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9}。與此同時,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從自發組織到政府引導,緊密契合農村反貧困進程(表2),已經成為我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社會保障和社會服務體系的有益補充,成為農村反貧困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
   但要看到,我國目前對貧困人口的界定標準是非常低的{10},同時由于社會保障體系仍沒有完全建立,農村人口文化素質普遍較低,農村人口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因失地致貧、因沒有一技之長致貧的現象仍將普遍存在。隨著城市化、工業化戰略的“急行軍”,在2020年之前我國每年至少有1000萬以上的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11},這都將為社會帶來巨大的壓力。在我國仍有7億農村人口的背景下,我國能否完成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能否最終實現現代化、城市化戰略,能否實現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村反貧困事業在經濟發展、民主法治、文化教育等方面是否實現提升和突破。在新的時代背景下,介入農村反貧困成為社會生活中最活躍、最積極、最富有生氣的大學生青年知識分子群體的光榮使命。各高校學生黨團組織應以史為鑒,不斷完善機制,充實內容,提高質量,不斷提升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介入農村反貧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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