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爆發以后，社會公眾對引入公允價值的新會計準則表示質疑。認為公允價值尤其是以市值為基礎的計量方式，無法客觀反映資產價值；在金融危機中，又使公司報表過于“難看”，影響公司業績表現和投資者信心，起到了火上澆油的作用。更有甚者認為，國際會計準則對于公允價值的規定是造成次貸危機的元兇之一。相反，美國消費者組織對此持反對態度，認為如果不按公允價值計量，會讓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按幻想定價”，肆意虛定高價，由此引發了對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更深層次的思考。
一、公允價值在我國的發展歷程及其應用現狀
（一）公允價值的內涵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定義公允價值為：公允價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并自愿的各方之間，交換一項資產或結算一項負債時所采用的金額。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將公允價值定義為：在自愿的各方進行的當前交易中，即在非強制或清算性出售交易中，買賣一項資產（承擔或結算一項負債）所采用的金額。我國的新會計準則也對公允價值計量屬性進行了定義：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交易雙方自愿進行資產交換或債務清償的金額。鮑春生認為以上的定義可以看出，公允價值具有以下幾方面的特征：一是交易雙方必須是在公平交易環境中，并且是在自愿的基礎上，而且熟悉交易的情況，這三個條件構成了公允價值形成的前提；二是在運用公允價值進行會計要素計量時，應當保證所確定的會計要素金額能夠取得并能可靠計量；三是公允價值立足于當前的交易，而不是資產在過去的交易或事項中所形成的價格，也不是資產在未來創造現金流量的現值。
（二）公允價值在我國的發展歷程 公允價值計量模式的真正建立有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它在我國的發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國對公允價值的使用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具體可概括為以下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早在1998年，我國在非貨幣性交易、債務重組等具體會計準則中就運用了公允價值計量屬性。但當時的市場經濟尚不完善，證券市場、公司治理、綜合監管體系、信用中介體系等內外部經濟環境都不成熟，公允價值的信息量不足且不易取得，公允價值的運用存在復雜性、不確定性和高成本性，企業利潤被操縱的現象時有發生，導致會計計量不真實。第二階段：2001年財政部發布的會計準則中強調了真實和謹慎，由于市場環境的不成熟、監管體系的缺失、人們思想認識上存在的誤區，公允價值計量給人為操縱利潤打開了方便之門。基于上市公司濫用這一計量屬性操縱利潤的現象多次發生，明確回避了公允價值計量，但對現值的應用有所增加。準則的修訂減少了我國對公允價值的應用，財政部對公允價值態度的轉變對于防止公允價值的濫用和人為操縱利潤的情況進一步惡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第三階段：按照會計國際趨同的要求，2006年財政部頒布的新企業會計準則大大擴大了公允價值的使用范圍，對公允價值禁而又用。我國已發布的38個具體會計準則中涉及會計要素計量的有30個，在這30個涉及會計要素計量的準則中有17個程度不同地運用了公允價值計量屬性。公允價值的引入有利于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會計哲學觀，使計價與經濟環境和經濟實質相聯系，真正滿足財務報表使用者的核心需求。
（三）新會計準則對公允價值運用 在我國已發布的38個具體準則中有17個程度不同地運用了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盡管新會計準則中公允價值計量的運用范圍已經較為廣泛，但我國對對公允價值的引入采取了適度和謹慎的態度。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相比，在諸多方面做了謹慎的改進，在引用上也只是趨同而不是照搬。公允價值計量在新會計準則中的謹慎運用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1）我國新會計準則在應用范圍上遠遠小于國際會計準則，考慮到中國的發展現狀，新企業會計準則目前主要在金融工具、投資性房地產、非共同控制下的企業合并、債務重組和非貨幣性資產交換等方面采用。（2）公允價值的確認要有嚴格的使用前提，在新會計準則的基本準則中規定：企業在對會計要素進行計量時，一般應當采用歷史成本，也可采用重置成本、可變現凈值、現值、公允價值計量，應當保證所確定的會計要素金額能夠取得并可靠計量，“能夠取得并可靠計量”是使用公允價值的基本前提和條件。這說明在歷史成本和公允價值并存的計量格局中，歷史成本仍處在主導地位，是在堅持歷史成本計量屬性的主導地位的前提下才引入公允價值的。在運用公允價值計量的具體會計準則中，無一例外地規定了在歷史成本與公允價值計量可供選擇時，優先選擇歷史成本計量，歷史成本無法計量時才考慮公允價值計量。（3）我國新會計準則對公允價值在什么情況下可以用，設定了較為苛刻的限制條件。例如，《企業會計準則第3號―投資性房地產》明確規定:企業應在資產負債表日運用成本模式對投資性房地產進行后續計量，但如果有確鑿證據表明其公允價值能夠持續可靠地取得，應當運用公允價值計量屬性；并且規定運用公允價值計量的應同時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必須有活躍的房地產交易市場；二是企業能夠從房地產交易市場上取得同類或類似房地產的市場價格及其他相關信息。再如《企業會計準則第12號―債務重組》，明確規定了公允價值的運用前提是公允價值應當能夠“可靠計量”。而《企業會計準則第7號―非貨幣性資產交換》則規定，可以運用公允價值的非貨幣性交換必須具有商業實質并且換入資產或換出資產的公允價值能夠可靠計量。其中，商業實質是指換入資產的未來現金流量在風險、時間和金額方面與換出資產顯著不同，或者換入資產與換出資產的預計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不同，且其差額與換入資產和換出資產的公允價值相比是重大的。從以上方面可以看出，新會計準則對公允價值的運用采取了非常謹慎的態度，不是任何企業任何情況下都可以運用公允價值，若不能滿足公允價值適用條件，是不能運用的。
我國之所以要謹慎地運用公允價值，是因為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雖然已經基本確立，但這種經濟體制的轉型并沒有完成，非市場化的因素依然存在，活躍市場還會受到種種非市場因素的影響。同時我國的市場經濟環境與國際上較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相比，還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在目前情況下，如果不顧條件地運用公允價值必然會帶來公允價值的濫用，并最終導致會計信息的失真。尤其應當注意的是，在我國，作為活躍市場事后證據的市場價格等交易信息系統還不夠完善，難以為由公允價值計量的會計信息的鑒證提供可以信賴的、必不可少的證據。此外，公司治理、企業高管人員道德觀和會計人員的素質等也是我國不宜以公允價值作為主導計量屬性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目前我國公司治理還存在許多缺陷，一些高管人員的道德觀和誠信意識缺失，會計人員的道德水平和執業能力也還參差不齊。因此，在現實會計環境下，對公允價值的運用持謹慎態度仍是最優選擇。
二、金融危機下公允價值存在的問題及我國應對
（一）公允價值的特殊背景 公允價值會計準則在美國金融界的應用，除了具有提高財務信息相關性和有用性的一般目標外，還有著特殊的背景。20世紀80年代美國曾發生嚴重的儲蓄和貸款危機，一些儲蓄及住房貸款機構利用會計手段掩蓋問題貸款，最終導致400多家金融機構破產，在聯邦儲蓄保險公司無力賠償的情況下，聯邦政府動用1000多億美元聯邦儲備基金予以補救。從那以后，美國金融界就傾向于以公允價值計量金融產品。從某種意義上說，“公允價值”概念正是由于80年代美國儲蓄和房屋貸款危機而引入的，這一原則被2006年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發布的SFAS157號會計準則――公允價值計量推向了高潮。
（二）金融危機下公允價值暴露的問題 此次金融危機爆發后，暴露出公允價值應用的諸多問題，主要有：
（1）公允價值的“順周期”特征導致“不公允”。華爾街的銀行家們曾經享受過公允價值帶來的快樂，在此次金融危機爆發后卻談虎色變，認為公允價值計量的新會計準則，在市場大跌和市場定價功能缺失的情況下，導致金融機構過分對資產按市價減計，造成虧損和資本充足率下降，進而促使金融機構加大資產拋售力度，使市場陷入交易價格下跌――資產減記――核減資本金――恐慌性拋售――價格進一步下跌的惡性循環之中。主要參考“市價”的公允價值會計準則具有“順周期”特征，即在經濟繁榮時期市場估值偏高時，公允價值也會出現高估，并通過放大再融資規模等途徑加劇泡沫的形成，而在市場低迷時，公允價值又會出現低估，并通過緊縮信貸等途徑加劇市場的低迷。“順周期效應”遮蔽了金融機構防范和化解風險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市場行情好時，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產品在利潤表上顯示大量浮動收益，誘使企業管理層滋生片面樂觀情緒。一旦經濟下滑，相關金融資產價值看低，金融機構就要計提高額減值準備，這勢必影響金融機構的盈利水平和資本充足率水平。正是由于公允價值會計準則的“順周期”特征，有不少市場參與者，甚至立法部門專家，認為以市值計價的會計準則對本次金融危機起到了推波助瀾和加劇危機的作用，要求改革這一會計準則。
（2）美國第157號準則中公允價值的問題。金融危機也暴露出美國第157號準則《公允價值計量》（以下簡稱FAS157）的一些缺陷。FAS157將公允價值定義為“市場參與者在計量日的有序交易中，假設將一項資產出售可收到或將一項負債轉讓應支付的價格”。這個最新定義假設所計量的資產或負債存在著一個習以為常的交易市場。但次貸危機表明，這一假設并非永遠成立。例如因為投資者過度恐慌和信貸極度萎縮，CDO的市場交易已經名存實亡。同樣地，FAS157也沒有考慮流動性缺失的資產對公允價值計量的影響問題。不幸的是，次貸危機中的ABS、MBS和CDO由于信貸萎縮大都變成了流動性缺失的金融資產。更為致命的是，當市場巨變和信貸萎縮導致次債相關產品從第一或第二層次掉落至第三層次時，FAS157卻未能就這種情形下如何確定公允價值提供技術指引，導致第三層次的公允價值計量結果差距很大。按“市值計價”的會計準則要求企業根據當前市場價格確定其資產負債表上相關資產的賬面價值，取代過去的歷史成本會計。但這種會計方法會導致資產價格的不斷下滑和低價出售套現，使金融穩定性進一步惡化。因為企業在泡沫時期的資產負債表水漲船高，容易采取進取擴張的策略；而在金融危機時期，由于持有的投資工具（如基金、股票等可交易的衍生產品）大幅貶值，按市值入賬將會產生巨額損失，企業在資產貶值、盈利下跌的情況下難以尋找到融資，放大了財務困境的程度。
（三）金融危機后我國對公允價值處理方法 金融危機后我國對公允價值的處理采取相應的處理方法，以清除其不利影響。
（1）上市公司公允價值變動收益進入利潤表。美國爆發金融危機后，沒能及時改變會計計量屬性，導致了金融危機的進一步加劇。我國新會計準則的上市公司利潤表中設置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科目，綜合反映交易性金融資產、投資性房地產等公允價值變動對上市公司當期損益的影響。對于交易性金融資產，取得該資產時以當時的公允價值入賬，持有期間由公允價值引起的變動計入公司當期的損益。這一舉措會對那些擁有大量交易性金融資產的上市公司產生極大的影響。若當期股票或債券的價格大幅上升，公司當期利潤就會大幅增加；若股票或債券價格大幅下跌，則公司當期利潤就會大幅減少。擁有大量金融工具業務的上市公司若采用公允價值計量，其當期利潤將受較大影響。一些無力清償債務的公司，一旦獲得債務全部或者部分豁免，其收益則將直接反映在當期利潤表中，可能極大地提高每股盈余。新會計準則規定公司進行債務重組時不僅支付的對價與債務的差額可以計入當期損益，而且所支付的非現金資產的公允價值與其賬面價值的差額也計入損益。這樣，績差公司或債務重組負擔嚴重的公司可能通過債務重組行為增加當期利潤。金融類企業是引入公允價值進行資產重估的重點，并且在經濟形勢樂觀背景下，金融類企業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用公允價值計量會直接影響到當期收益或者所有者權益，從而改寫上市公司凈利潤或者凈資產。金融類企業自身主營收入的增加觸發了自身業績預增、估值提升、股價上漲等連鎖反應，最終通過公允價值傳導給上市公司。
從上市公司2007中報看，共有316家上市公司的公允價值變動凈損益科目本期發生額不為零，其中240家上市公司存在公允價值變動收益，76家上市公司出現公允價值變動損失。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主要來自股票、基金、債券等金融資產，平均為上市公司增加了巨額利潤，占上市公司稅前利潤的59.44%，而具有公允價值凈收益的上市公司則利潤增加更高，平均占稅前利潤的79.78%。金融行業因公允價值的引入而受益最深。如中國人壽（6001628）直接增加了64.59億人民幣的巨額利潤，占其稅前利潤的三分之一強；排在第二位的中國平安也獲得了30.94億人民幣的利潤，占稅前利潤的34.87%；排在第二十位的中海發展也獲得了6000萬以上的直接利潤。隨之而來的就是這一類涉及各個行業的上市公司賬面利潤或者資產的增加， 股價上漲。統計顯示，2008年上半年，A股上市公司投資收益與公允價值變動凈收益，對于可比公司利潤增長的負貢獻約為6.26個百分點；而上年則提升利潤增長約為10.76個百分點。
（2）金融危機后我國對公允價值采取的措施。金融危機后我國在引入公允價值計量屬性時，充分考慮不同經濟發展階段應采用的會計計量屬性。如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有可能導致資產價值的虛增，從而加速經濟發展，在經濟本身具有泡沫的情況下進一步擴大泡沫。或在經濟萎靡情況下，又有可能發生像美國金融危機這樣的情況。當市場發生突變的時候，信息披露透明化程度、傳遞速度日益提高的現代金融市場中，市場價格的波動會迅速通過這種計價機制，反映到主體的財務報告等，并沖擊公眾投資者的心里預期，在一些非理性的因素作用下，原來的價格波動信號被放大，并即刻影響到實際交易，又迅速成為下一報告期的計價基礎。由此可以看到，應用“市值計價”、“公允”的善意已被扭曲，計價機制實際上在市場波幅較大時會起到助漲殺跌的幫兇作用。而在全球金融一體化、自由化進程日益加速的當今，波動已成為一種常態，投資者心里預期變動的非理性因素也是客觀存在，經歷了諸多波折問世的公允價值似乎仍太過于理想化，與現實經濟仍存在著巨大的差距。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確定公允價值需要考慮兩個方面： 一方面要有資產或者負債的市場價格，存在活躍市場，有實際市場的報價，有最近交易日的市場價格；另一方面要考慮估值技術，類似資產的交易價格、行業的基準價格、未來現金流量折現法，還有期權定價模型等。如果需要采用估值技術，應該選擇市場參與者普遍認同，且被以往市場實際交易價格驗證具有可靠性的估值技術。由于公允價值具有計量屬性上的不確定性和可操縱性，因而其形成的會計計量模式必然帶來新的問題和實際應用上的困難，其主要表現：一是信息質量的可靠性難以保證； 二是公允價值計量的實際操作難度大；三是公允價值計量可能增加財務報表項目的波動性。
三、金融危機后公允價值的走向及完善對策
（一）金融危機后公允價值的走向 公允價值究竟該何去何從？是摒棄公允價值，回到歷史成本等傳統的計量屬性，還是改進公允價值應用以適應現實？赫茲在2008年公允價值圓桌會議上指出，FASB完全是應投資者清楚而明確的要求才規定金融資產應當按公允價值進行計量，金融界對公允價值會計的指責明顯置投資者的信息需求于不顧，公允價值向投資者提供了更加透明的信息。事實上，金融界制造了房地產泡沫，并通過不受監管、不透明的資產證券化等金融創新手法放大金融資產泡沫，才最終釀成災難深重的次貸危機。會計借助公允價值計量模式，及時、透明、公開地披露金融資產泡沫，促使金融界、投資者和金融監管當局正視和化解金融資產泡沫。倘若沒有采用公允價值會計，投資者可能永遠被掩蓋在金融界創設的虛幻泡沫中。顯然金融危機與會計準則并沒有必然關系，而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本次金融危機中，正是由于公允價值的運用，才使得金融風險得到了充分地暴露。顯然歷史事實已表明：其他的計量屬性與公允價值相比，更無助于真實地反映企業的情況，產生更大程度的信息誤導。因而改進公允價值應用以適應現實已成為需要關注的問題，我國的學者對此也做了不少研究。
2008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發布了針對第157號會計準則的指導意見，在非活躍與非理性市場情況下，企業可以通過內部定價，包括合理的主觀判斷來確定金融資產公允價值。SEC強調，不能簡單依賴不活躍市場情況下的交易價格，公司需要更多地通過對價格下滑時間長短、跌幅以及市場流動性的判斷，以及借助內部估值模型和假設條件，來確定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郭健認為具體的做法有待于進一步探討，例如：區別公允價值應用的經濟環境，就一些特殊市場情況（如特別樂觀或悲觀的市場條件，以及流動性極度匱乏的市場條件），對公允價值計量技術作特殊修正；就目前廣泛應用估值模型重新做深入剖析，改進其對經濟預測參數的估計技術，減少主觀夸大經濟波動的傾向，區別各種市場條件，擬訂更細化更嚴密的應用條件、應用方式；多元化的信息披露，在公允價值為主導的計量基礎上，增加其他計量屬性的參考信息，矯正非理性因素的夸大效應。鄒慷行認為對我國會計準則而言，應對三個方面進行調整：首先，有選擇地增加有關估值的信息。會計估值本身需要補充其他信息，比如公允估值方法預計存在的變動、建模技術以及假設，從而讓使用者能夠適當地評估機構的風險。其次，提高資本緩沖和備付金。增加緩沖資本和采用前瞻性準備金計提，將有助于防止周期下降。為了完全抵御周期下降，模擬顯示為了抵御最嚴重沖擊需積累的資本緩沖，要比正常水平高30%-40%。最后，提供有的放矢的風險披露。公司可以考慮提供更有針對性的報告，以滿足不同用戶的不同需要，頻率較高的簡短報告可能比頻率較低的長報告更好。
（二）金融危機后我國應用公允價值的完善措施 從美國爆發并蔓延到全球的金融危機，使公允價值不斷暴露出其存在的問題，促使我國必須進一步完善公允價值的應用。（1）我國公允價值會計的發展一定要與我國目前的金融業發展水平相協調，既要不斷提高信息的相關性、透明度，更要保持金融系統的穩定。會計準則制定部門在制定有關公允價值會計準則時應保持足夠的謹慎，積極與金融監管部門進行充分地溝通，充分了解公允價值究竟會對金融業發展帶來怎樣的影響，考慮金融監管部門對于公允價值會計發展的意見，共同解決銀行信貸資產的公允價值計量問題，不斷提高金融企業會計信息的透明度。同時，金融業和金融監管當局應積極采取措施以避免公允價值的使用所帶來的不利影響。（2）建立公允價值計量準則及其框架體系。目前，我國涉及公允價值的相關準則分布較為零散，隨著我國資本市場不斷成熟，新的金融工具不斷涌現，傳統歷史成本計量的弊端已嚴重制約著會計信息的決策價值和會計行業的發展，以公允價值計量為代表的計量屬性是會計計量改革的方向。在此背景下，理論界應著手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公允價值計量會計準則和公允價值計量框架體系，以更好推動理論研究和指導會計實務的發展。（3）提高全體會計人員的職業水平。公允價值在實務操作過程中需要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為確保會計計量的可靠性，就需要增強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能力，而職業判斷又取決于職業水平。因此，要通過學校教育、職業教育、各種培訓等加強會計人員的知識更新，擴大知識面，同時要加強會計人員的職業道德意識，增強會計人員職業責任，從而使采用公允價值計量屬性所產生的會計信息更加可靠。（4）建立應用公允價值的風險控制機制。公允價值計量作為一種新興計量工具，將對會計核算產生重大影響，如準則規定衍生金融工具一律以公允價值計量，并從表外移到表內反映。這些規定將對企業利用金融工具進行風險管理的行為產生重大影響。這就要求上市銀行和證券公司善用衍生工具這把“雙刃劍”，因為表內將對企業利用衍生金融工具進行風險管理的行為產生重大影響。企業不但要考慮現金流等經濟因素，還要考慮衍生金融工具對報表的影響，以避免給報表帶來過大的波動。（5）建立實施公允價值計量的良好環境。隨著企業新業務不斷涌現，未來會有很多業務涉及公允價值，因此，必須加快具體準則的制定步伐，進一步完善相關法規，建立公平、開放、自由、誠信的交易規則體系；通過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和內部控制制度，加強對企業管理層的約束；建立監管部門定期檢查制度，充分發揮證監會、注冊會計師和國家審計部門的作用；鑒于會計造假的違規機會成本遠低于其預期收益，證券市場監管機構應借鑒美國高昂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對會計造假進行嚴懲，以震懾企業利用公允價值操縱利潤的心理；加強注冊會計師的行業自律，給公允價值的實施創建一個良好的環境。
四、結論
力推公允價值應用的金融機構，在此次危機中將公允價值推到了罪魁禍首的位置。但公允價值計量模式不是引發這場金融海嘯的主因。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公允價值的推廣和應用仍將為社會廣泛接納和認可。我國引入公允價值計量符合國際趨勢，是會計發展的巨大進步，新會計準則既吸收借鑒國際會計準則的經驗又充分考慮了我國的國情，盡管在公允價值的運用方面較為謹慎，但隨著我國會計內外環境的逐步完善和各項法律制度的健全，會計按公允價值計量將會在我國得到更廣泛的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