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資本投資獲取控制權收益的相關理論
隨著公司治理研究發展，相關研究已經從美國和英國這樣具有典型股權分散結構的國家向其他國家不斷延展，除美國和英國等少數幾個典型股權分散結構的國家以外，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股權集中或者說相對集中已經成為大多數國家公司中的一個普遍現象，大股東控制成為了普遍的企業所有權實踐形態，股權分散下的傳統代理沖突逐步被控制性股東與中小股東間的沖突所取代。更為重要的是：在大股東的控制權與所有權的偏離在世界范圍內也廣泛存在的情況下，一方面，大股東在同外部中小股東共享現金流收益；另一方面，大股東還會獨占來源于大股東控制權所產生的經濟價值，即控制權私有收益（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1）。控制權私有收益又稱控制權私下收益（PBC），其含義是：控制權所有者利用控制權所占有的全部利益（ Grossman，Sanford and Oliver Har，1988）。一方面由于股權結構二元設置在我國具有長期性而另一方面由于股權分置改革具有漸進性，以及控制性股東與同源代理人投資擴張利益一致性的驅動。因此，大股東資本投資更傾向于擴充企業的控制性資源進行而進行資本投資。國內現有文獻以西方的公司治理和控制權理論為基礎，仍滯留在較泛化的理論和規范研究層面研究股權結構下的公司非效率投資的較多，但是研究從終極控制人角度分析大股東為了獲得控制權利益而進一步擴充企業的控制性資源進行資本投資的尚不充分。
二、資本投資獲取控制權收益的分類分析
依據王化成等（2007）在研究中指出：按照終極控制權的傳導機制，終極控制人才是實際掌握公司財務政策的主體。因此我國的公司可以按照股權性質可以分為兩類即國有公司和非國有公司：國有公司的終極控制人是國家，進一步講控制權是由各級政府代替國家來具體實行的；非國有公司的終極控制人是自然人（或家族）、集體所有制企業和外資企業。由于集體所有制企業和外資企業作為終極控制人的公司所占比例很小，因此本文暫不研究。同時，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對所控制的企業有著不同的監管政策和利益取向，因此將本文進一步細分終極控制人是國家的公司。綜上所述，本文最終確定按所有者的屬性將我國的公司分為三類：終極控制人是中央政府的公司、終極控制人是地方政府的公司和終極控制人是自然人的公司，并按這三類終極控制人對公司通過資本投資獲取控制權收益進行了分類分析。
首先，公司的終極控制人是中央政府時，由于這樣的公司一般都是涉及采掘國家重要自然資源或是建設重大民生基礎設施的決定國民經濟命脈的大型國有公司，因此這些公司是眾多媒介與媒體所關注的焦點，這樣就使得這些公司的信息披露更為充分、更為透明，其終極控制人中央政府對公司的經營狀況、財務決策的監管力度更為充分。另一方面，由于終極控制人為中央政府的上市公司有多任務特性，因此這種公司的投資目標多元化，公司的運營效率可能不是首位，無效率的過度投資有存在的必要。當中央政府作為公司的最終控制人時，由于此類公司的稅收主要上繳中央政府，因此提高當地政府稅收的目的性效果并不明顯。因此終極控制人是中央政府的公司很可能投入更大規模的資本以獲得更多的控制性資源，也即是可能通過資本投資來獲得了更多控制權收益，但程度并不太大。
其次，公司的終極控制人是地方政府時，因為地方政府通常都會對這類公司的資本投資給予資源配置和地方性政策支持，因此這有利于控股股東通過進一步擴充企業的控制性資源進行資本投資來獲取不為其它中小股東所共享的控制權收益。進一步分析，終極控制人為地方政府的公司的過度投資行為很可能是政府控制的結果，由于終極控制人為地方政府的上市公司有多任務特性――解決就業、提高稅收等任務，因此這種公司的投資目標多元化，公司的運營效率可能不是首位，無效率的資本投資有存在的必要。因此終極控制人是地方政府的公司很可能投入更大規模的資本以獲得更多的控制性資源。而且由于最終控制人是地方政府的公司還承擔著提高當地政府稅收的任務，因此，此類公司比中央政府作為公司的最終控制人的公司更可能投入更大規模的資本以獲得更多的控制性資源，更可能通過資本投資來獲得了更多控制權收益。
最后，公司的終極控制人是自然人時，由于這類公司的產權界定一般都比較清晰；公司的獲得利益的動機更單純；公司的運營體系相對獨立；公司不太可能會得到政府給予的資源配置和地方性政策支持。因此，控股股東充分考慮獲取控制權收益的成本和風險，不會一味地為了追求控制權利益而進行無效率的投資行為。相比而言，終極控制人是自然人的公司處于國有經濟體系的自保系統之外，受政府的援助和補貼較少，力度有限。另一方面，公司的終極控制人是自然人時，政府官員也沒有充足的能力要求這類公司進行資本投資來提高當地的政府稅收，公司不會單純為了提高當地的政府稅收而進行資本投資。終極控制人為自然人的上市公司由于受到的各級政府控制較少，這類公司并不十分關注解決當地的就業和促進當地的稅收，不太可能為了促進當地就業提高而投資凈現值為負的項目。因此，當自然人作為上市公司的最終控制人時，上市公司可能為了獲得更多的控制權收益而進行資本投資，但不會投入過大規模的資本以獲得更多的控制性資源。
綜上所述，終極控制人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自然人的公司，其資本投資規模都與控制權收益水平成正相關，但不同終極控制人下公司的控制權收益與資本投資規模的關系不同。
三、相關政策建議
因此，應該制定相關政策，從而不斷提高監管水平和完善法律體系，達到規避和節制不同終極控制人的股東通過過度自利性資本投資來獲得控制權收益行為的目的。本文針對這一問題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完善財務報告體系，提高信息披露水平和質量。公司管理層與投資者之間客觀上存在著信息不對稱，消除這一不對稱的主要方式是有效的財務報告。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企業社會責任的日益加強，一方面現有財務報告體系需要進一步完善；另一方面，企業應該加強信息披露的透明度與完整度，使利益相關者能夠更全面準確地了解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能力，促進利益相關者監督企業的資本投資。
第二，完善股權激勵機制，提高經理持股比例。目前，由于我國上市公司中經理持股水平非常低，這增加了經理們為了自身利益進行自利性資本投資的動機，只有使經理利益和股東利益趨于一致，才能達到降低經理的過度自利性資本投資的效果，而通過提高經理持股比例，完善經理激勵機制可以達到這一目的。因此，應當適當提高經理持股比例，對其進行股權激勵。
第三，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強化對投資活動的外部監督與控制。只有相應的法律頒布并得以實施，才能從根本上遏制不同終極控制人的股東為了自身利益進行自利性資本投資的動機，加上有效的外部監督與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