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業利差是衡量銀行利潤的重要來源，也是衡量銀行業發展效率的重要指標之一。同時銀行作為金融中介機構，支撐著我國經濟發展，影響著整個社會生活，銀行業利差也由此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銀行業利差越低，金融中介的社會成本就越低，社會福利就會得到提高。因此，對影響銀行業利差的各個因素進行研究分析，不僅有利于提高銀行業本身的經營管理水平，而且可以對社會福利政策的制定提供參考。
一、銀行利差及其影響因素
（一）銀行利差的衡量從不同的角度來看，銀行業利差有不同層次的含義。一般可以分為毛利差和凈利差，也稱為名義利差和實際利差。所謂名義利差（毛利差），是一個差價的概念，既貸款利率減去存款利率之差。而實際利差（凈利差）是銀行的利息收入同利息支出之差比上銀行總資產，這是一個邊際概念，凈利差是利息收入扣除了利息成本（包括不良貸款）的影響，而得到的利潤邊際。同名義利差相比，實際利差扣除了不良貸款的影響，更真實地反映了銀行的利差水平。因此，本文把實際利差（凈利差）作為衡量銀行業的利差。
（二）銀行凈利差的影響因素 影響銀行業凈利差的因素比較多，總體而言，可以分為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內部因素主要是銀行業自身的經營發展，外部因素則主要是我國的宏觀經濟環境。具體而言，則可以分為：
（1）銀行的經營管理能力。銀行的經營管理能力主要體現在高獲利能力和較低的經營費用上，成本收入比和平均運營成本兩個指標能夠較好的反映銀行的經營能力。其中，平均運營成本是銀行的營業費用（主要是業務和管理費用）同總資產的比例；成本收入比是營業費用除以營業凈收入計算得來。這兩個指標的數值越大，說明銀行的運營成本越高，經營能力較低。經營管理水平低的銀行，需要通過更高的利差來彌補銀行的收入。一般而言，銀行的經營管理能力是同銀行的凈利差呈現出負相關的關系。
（2）風險水平。銀行在經營過程中會面臨來自多方面的風險，既有來自銀行自身層面的流動性風險，也有來自貸款者層面的信用風險，還有來自宏觀經濟環境方面的利率風險等等。銀行的利差反映了銀行所面臨風險的溢價，在經營的過程中，銀行所面臨各種各樣的風險越大，利差就相應越高。在銀行所面臨的各種風險中，信用風險，也就是貸款者違約的風險是最主要的風險。不良資產比是衡量信用風險的一個重要指標。銀行對風險的厭惡程度也對銀行利差產生影響，風險的厭惡程度越高，要求得到的風險溢價就越高，利差就越大。銀行的股本越充足，其承擔風險的能力越強，對風險的厭惡程度低。資本充足率這一指標，衡量了銀行股本的充足程度，與風險的厭惡程度呈負相關。
（3）資產結構。反映銀行資產結構的財務指標有很多，如機會成本、貸款占總資產的比例，中間業務占總資產的比例等等。其中，機會成本用流動性準備占總資產的比重來衡量，它反映的是銀行持有現金和法定準備金等非生利資本的多少。而貸款占總資產的比重，則同機會成本相反，衡量的是銀行所持資本生利的能力，貸款占總資產的比重越大，銀行對資產的運用就越充分。中間業務占總資產的比例，反映了銀行業務的創新程度。
（4）宏觀經濟環境。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廣義貨幣供應增長率，以及廣義貨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這些指標反映出國內宏觀經濟環境狀況。GDP的增長會給銀行業的經營到來有利的影響，通過影響銀行經營進而影響到利差；而高通脹率下，銀行必然會抬高利差以求獲得補償；廣義貨幣占GDP的比重，反映了貨幣的流動程度以及金融深化程度，也會對銀行利差產生影響。
二、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 本文設定模型的目的是分析影響銀行業利差的因素，由以上的分析，銀行利差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綜合來看，可以歸結為銀行的經營管理水平、銀行所面臨的風險、資產結構和宏觀經濟環境。并且每一個方面都可以用若干個指標量化衡量。本文從其中選取適當的代理變量，然后建立回歸模型來量化這些因素對銀行利差的影響水平。
銀行的經營管理水平，是銀行以較低的成本來獲得更多收益的能力，因此模型選取其中的兩個指標，成本收入比和平均運營成本作為代理變量，來反映銀行經營的能力。成本收入比（COI）=營業費用/營業凈收入；平均運營成本（AOC）=業務與管理費用/總資本；當然，銀行業務不僅僅局限于資產業務，手續費和傭金體現出銀行在服務上所具的競爭力，也是銀行經營能力的體現，非資產業務收入比（NABI）=凈手續費及傭金/營業收入；此外，資產的總額反映出銀行的規模，也會對銀行的經營管理水平產生影響，模型中用總資產（TA）的自然對數來衡量銀行規模。
銀行所面臨的風險有很多，上文中也提到，最常見的是貸款者違約風險，不良貸款率是對違約風險的直接衡量，不良貸款率（NPL）=貸款和墊資減值損失準備/不良客戶貸款和墊資總額。另外，風險因素中也涉及到銀行自身對風險的偏好，模型中用資本充足率（CAR）來衡量銀行的風險厭惡程度。值得注意的是，這里資本充足率同銀行風險厭惡是負相關的，既資本充足率越高，銀行的風險厭惡程度越小。
銀行的資產結構對銀行利差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銀行所持資本的生利能力，銀行用于生利的資本越多，盈利能力就越強。資產結構直接影響到銀行的收入，并由此對銀行利差產生影響。模型中選取貸款占總資產比例（LOTA）這一指標作為資產結構的代理變量。
至于宏觀經濟方面，衡量的指標比較多，模型中筆者選取了GDP相對于上年的增長率（RGDP）以及廣義貨幣的增長率（RM2）作為代理變量。
綜上，模型的因變量是銀行凈利差（NIM），自變量為反映銀行經營管理水平的指標，成本收入比（COI）、平均運營成本（AOC）、非資產業務收入（NABI）和取自然對數的總資產（TA）；反映風險的指標，不良貸款率（NPL）和資本充足率（CAR）；反映銀行資產結構的指標，貸款占總資產的比例（LOTA）；反映宏觀經濟方面的指標，GDP增長率（RGDP）和廣義貨幣增長率（RM2）。各變量說明如表1所示：
本文設定的關于銀行凈利差和影響因素代理變量間的回歸模型為：
NIM=?鄣+?茁1COI+?茁2AOC+?茁3NABI+?茁4TA+?茁5NPL+?茁6CAR+?茁7LOTA
+?茁8RGDP+?茁9RM2+?滋
其中，NIM是因變量凈利差，等式右邊則都是表1中的解釋變量。
（二）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本文選擇五大國有商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和中國交通銀行，以及九家發展比較好的股份制銀行，中信銀行、興業銀行、廣東發展銀行、浦東發展銀行、深圳發展銀行、民生銀行、招商銀行、華夏銀行和光大銀行作為研究樣本，從這14家銀行的年報中提取表1中選取的指標進行研究。時間上選取的跨度是從2006到2011年，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光大銀行從2006年進行報表調整，使得2006年的數據同以往數據不具可比性，為了數據的一致性，本文采用2006到2011年的數據。
關于數據來源，模型中的所有變量，除了反映宏觀經濟環境的兩個指標，GDP的增長率和廣義貨幣增長率，來源于《中國金融年鑒》（2006年~2011年）之外，其他所有指標的數據均來自各大銀行的從2006年到2011年的年報。
三、實證分析
本文運用stata軟件對以上的面板數據進行分析。提供樣本數據的銀行分為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考慮到兩類銀行間在規模和經營管理等多個方面可能會存在差別，因此在回歸的過程中， 本文把五大國有商業銀行分為一類樣本，剩下九個股份制商業銀行歸為另一類樣本，分別作銀行利差與其影響因素代理變量的回歸， 然后觀察兩個回歸之間的異同點，結果如表2和表3所示。
從分析的結果，可以得到以下幾點結論：
（1）反映銀行經營管理方面的指標，如成本收入比（COI），平均運營費用（AOC），都與銀行凈利差呈負相關。這同前文的預期是一致的，在分析影響凈利差因素的時候，我們預期銀行的經營管理水平越高，獲利能力越強，控制成本的水平也越高，銀行就可以不必通過十分高的利差來獲得收入。
（2）反映風險程度的兩個指標，不良貸款率（NPL）和資本充足率（CAR），在國有銀行的樣本里均不顯著。根據利息理論，利息的確定其中很重要的就是風險因素，獲得風險溢價。這一回歸結果同Angbazo（1997）的觀點截然相反，他認為風險同存儲利差呈正相關。其中原因，筆者認為同我國的體制相關，國有銀行的最大股東是政府，有政府的擔保，銀行對風險因素不是很敏感，因此在模型中就出現了風險指標在國有樣本里不顯著的現象。
（3）資本結構指標，貸款占總資產的比例（LOTA）也與銀行凈利差呈負相關。這點同銀行經營管理水平很類似，資本中用于貸款的比例越高，說明銀行對生利資本的運用越充分，銀行業就不必通過高昂的利差來獲取收入。
（4）宏觀經濟環境對銀行凈利差的影響方面，GDP的增長率同銀行凈利差是呈正相關的。經濟發展越迅速，企業對資金的需求量越大，銀行所面臨的資金需求也越大，銀行更容易獲得較高的貸款利息，獲得較大的利差。由此也可見，在當前仍以貸款為主的融資模式下，銀行的凈利差同宏觀經濟環境緊密相關。
在銀行經營能力和宏觀經濟環境對銀行凈利差的影響方面，股份制銀行同國有銀行基本一樣，但風險程度對銀行凈利差方面，股份制銀行同國有銀行截然不同。在股份制銀行這類樣本中，衡量風險程度的兩個指標，不良貸款率（NPL）和資本充足率（CAR）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5%的顯著水平），并且這兩個指標都同凈利差呈正相關關系，即風險越高，風險溢價就應該越高，凈利差越大，這同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一致。相比國有銀行，股份制銀行沒有政府的注資和強有力的擔保，因此股份制銀行在經營的過程中，更加注意控制風險。
同時，本文選取樣本數據的時間跨度是從2006年到2011年，這之間全球經歷了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金融危機。銀行作為最為重要的金融部門，毫無疑問會受到金融危機的巨大影響，因此筆者覺得有必要對金融危機前后的銀行業利差受影響的情況分開研究。首先，是金融危機發生前的2006到2011年，結果如表4所示。金融危機發生前的樣本數據，包括了國有銀行和股份制銀行，從表4來看，此回歸得到的結果同上面的分析基本上相一致，銀行的經營影響能力，資產結構同銀行凈利差負相關，GDP的增長同銀行凈利差正相關。由于樣本數據中包括了股份制銀行，反映貸款者違約風險的不良貸款率（NPL）也通過了顯著性檢驗（5%顯著水平）。
經歷金融危機之后的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對比金融危機前后，銀行凈利差受影響的程度并不是很大，筆者認為可能存在這兩方面的因素減弱金融危機的影響：一方面是我國的利率并未市場化，存貸款利率還是以中國人民銀行的制定為基準，這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風險，減弱了金融危機對我國銀行業的打擊，但同時也使銀行業缺乏多樣化的競爭；另一方面，金融危機很大程度上是影響銀行的不良貸款率以及民眾的信心，由于我國特殊的體制，國有銀行對風險不敏感，民眾對銀行也比較放心，發生擠兌的風險很小。綜合看來，金融危機對銀行業凈利差的沖擊不是十分明顯。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通過分析我國商業銀行的凈利差的影響因素，采用2006年~2011年間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結果發現在當前我國，對銀行凈利差影響比較明顯的因素是銀行的經營管理能力和宏觀經濟環境，資產結構也會對凈利差有所影響，而風險因素對股份制銀行的凈利差會有影響，對國有銀行的影響則不明顯。另外，通過對比金融危機前后，凈利差的同影響因素代理指標的回歸結果，本文也發現金融危機對凈利差的影響并不明顯。
根據本文的研究結果，結合我國銀行業發展的現狀，促進我國銀行業的發展，提高銀行業競爭力，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第一，進行利率市場化改革。利率的非市場化不利于銀行間充分競爭的展開，進而也影響了銀行業的競爭力的提升。央行應該放開利率市場，讓存貸款利差由商業銀行在市場競爭中決定。同時，利率市場的放開也有利于銀行多元業務的發展和業務創新。更重要的是，利率市場化和銀行業務的多元化可以使中小企業以及個人相對容易地獲得貸款，進而推動實體經濟發展。第二，增強風險意識，提高風險控制水平。對影響銀行凈利差的主要因素的分析結果表明，國有商業銀行對風險不敏感，風險控制意識沒有建立，這同現代經濟的發展是不相適應的。 長遠看來，我國的國有商業銀行不僅肩負著為我國經濟發展籌資的責任，還必須要與國際金融機構競爭。銀行業的發展關系到整個經濟的穩定、 持續發展， 因此增強風險意識，抬高風險控制水平是我國銀行業尤其是國有商業銀行必須要做到的。
最后，本文在兩個方面還存在不足，一方面是數據限制，本文只選取了6年的數據，和14個樣本銀行，樣本比較小，可能會影響到結果的準備性；另一方面，本文在考慮影響凈利差的因素時，沒有考慮市場結構問題，這也是今后進一步研究的重要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