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人民幣“走出去”的新聞頻頻見諸報端，引人關注。先是央行發布的《中國人民銀行關于明確跨境人民幣業務相關問題的通知》稱，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人民幣FDI）已進入試點階段。繼而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出訪香港時宣布，中央將支持香港發展成為離岸人民幣中心，允許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投資境內證券市場。隨后不久，香港證監會署理行政總裁張灼華表示，香港的監管平臺已準備就緒，目前已具備審批和管理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額度下零售基金產品的能力。尼日利亞央行與中國人民銀行簽訂諒解備忘錄后宣布，尼日利亞計劃將5%～10%的外匯儲備轉換成人民幣。這些跡象表明，由中國政府主導的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正在提速。人民幣國際化面臨什么樣的國際環境，在當前的國際金融背景下如何實施人民幣的國際化，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
一、人民幣國際化面臨的國際背景
人民幣國際化面臨的外部環境，包括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經濟停滯。歐美發達國家剛剛經歷了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加劇了債務負擔，在經濟停滯的背景下形成了債務危機，進一步拖累經濟增長。1.金融危機。“全球”金融危機，其實更多是“發達”國家的危機。發達國家的金融市場開放程度高，危機爆發后的連鎖效應波及到這些國家。與次貸相關的產品的投資人，也主要是發達國家的投資機構。相對來說，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發展程度低、開放程度低，受到的影響也較小。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機構有一定的投資損失，但是相對來說不大。受出口下降的影響，發展中國家在2008年年底至2009年年初普遍經歷了經濟低迷或者短暫的蕭條，但是危機過后，大約從2009年下半年，普遍經歷了快速的反轉。2.債務危機。2011年8月初爆發的美國債務危機，使得人們意識到債務問題已經滲透到發達經濟體的每一個角落，包括美國。“債務危機”這個詞，本來是和發展中國家聯系在一起的，前面似乎常常有“拉美”兩個字。2009年9月希臘債務危機的爆發還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認為只是歐洲經濟共同體內部協調不當，財政紀律沒有好好遵守導致。而2011年8月初美國爆發的債務危機，應該讓人們意識到，債務危機不管國家大小，經濟強弱都會發生。3.經濟停滯。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面臨的問題主要有兩個：一是金融危機使得居民的財富大幅縮水，因此消費動力不足，而消費在發達國家經濟中占大約三分之二的比重，消費增長對于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二是缺乏明顯的經濟增長點。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增長靠的是以個人電腦和互聯網為代表的新技術產業，2000年代的增長靠的是房地產行業。而目前，新的經濟增長的支柱產業尚不明朗，經濟增長也就缺乏突破口。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需要防范的是未來一段時間內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的趨勢是否會放緩。可能發生的一種情形是發達國家繼續開放資本自由流動，并競相超發貨幣，發展中國家則關閉短期資本流動的大門，把資本的洪水拒于國門之外。實際上，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許多亞洲和拉美國家，包括韓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巴西、秘魯，已經采取了一些限制短期資本流入的措施。
二、國外貨幣國際化的實踐
日元國際化的過程為中國提供了經驗教訓。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日本經濟異軍突起，成為國際貨幣積極組織的第八條款國，從而開始了日元的國際化進程之路（陳衛東和李建軍，2010）。進入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經濟地位不斷上升，成為當時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從日元的可自由兌換，到開放資本項目，日元國際化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1980年12月，日本大藏省頒布了新的《外匯法》，實現了日元的可自由兌換。緊隨其后，日本加速了金融自由化改革。1984年對外匯交易的兩個規則作了修訂，第一個是外幣期貨交易中的“實際需求原則”，也就是說，任何人都可以進行外匯期貨交易，而不受任何實體貿易的限制。第二個是“外幣換為日元原則”，企業可以自由將外幣換成日元，也可以將在歐洲日元市場上籌集的資本全部帶回日本。此后，日本政府又在東京創設離岸金融市場，開放境外金融市場這些改革舉措為日元在國際市場上的自由流通創造了條件，有力推動了日元的國際化。這一進程一直發展至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歐元的誕生給日元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同時日本經濟泡沫的破滅大大影響了日本的經濟實力，日本轉而追尋以區域金融合作為基礎的日元國際化新戰略。2000年5月，東盟十國與中、日、韓三國合作（10+3）就建立雙邊貨幣互換機制達成了共識。至此，“日元亞洲化戰略”正式形成。盡管日元的國際化已經推行了30多年，但是在全球范圍內，日元并沒有能夠實現其結算貨幣、儲備貨幣、交易貨幣的國際化功能。日本過去30多年一直持續進行的日元國際化之所以成效不顯著，在目前全球儲備貨幣中占比非常低，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日本是貿易順差國，無法通過貿易赤字的形式對外輸出貨幣，而只能通過金融資本渠道進行貨幣輸出。因此，日本在對外貿易中顯著的特點便是“單向的國際化”。另外日本推行日元國際化，主要建立在其出口優勢的基礎上，但是本地金融市場并未得到發展。在資本項目迅速開放的過程中，日本國內的金融改革滯后，如日本對債券市場的管制直到1995年前后才放松，這使得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沒有改變，從而未能給國際化的貨幣提供一個價值儲藏的渠道。日元的國際化進程直接導致了兩個空心化――企業資金流出，居民投資國際化。對于本地市場來說，造成了消費和就業的低迷，影響了本地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日本經濟實力，并對日元的國際地位產生了影響（孫海霞和斯琴圖雅，2010）。
日本采用的也是貿易結算加上離岸市場（資本項目開放）的模式，結果是日元在外匯儲備和貿易結算中的份額都很少，日元成了投機日元升值的工具。在日本資產泡沫破滅，日本實行低息政策以后，日元又成為“套息交易”的載體，在實體貿易結算和外匯儲備中的份額很少，且進入新世紀以來呈下降趨勢。日元國際化的努力，應該說是不成功的。日本的教訓，至少說明開放未必可以促進改革。
回顧歷史，只有英鎊和美元曾經在黃金的幫助下成為基礎性的國際貨幣，在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后，美元的基礎地位沒有改變，馬克、英鎊、歐元、日元等重要貨幣都僅僅是對美元的有限補充，加元、澳元、瑞士法郎等小國貨幣雖然能自由兌換但不占國際貨幣的主角。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應該也定位于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占有一定份額。
三、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
人民幣國際化的實質，是人民幣在國際貿易和投資中被廣泛使用，倘若實現，則對我國有兩大好處。一是降低交易成本，自然規避貿易中的匯率風險，促進對外貿易；二是成為國際間投資和外匯儲備的標的，取得鑄幣收入。因此，積極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是中國的長遠目標，但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決的，需要在以下方面努力：
（一）保持人民幣幣值穩定
人民幣國際化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促進貿易和投資活動的手段。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取決于人民幣國際化能夠帶來的貿易和投資便利，而幣值穩定，是實現這些便利的基礎。幣值穩定是交易媒介的首要要求，幣值不穩定，就難以完成價值尺度、支付手段、交易媒介的功能。幣值穩定同樣是投資職能的基礎。一種觀點認為投資不一定要求幣值穩定。比如，現在一些國外投資者持有人民幣，就是為了在人民幣升值后賣出獲利。這也是一種投資，國際貨幣投資包括利用不同貨幣之間幣值的變化獲利。但是這里面隱含的問題是，人民幣不能總是保持一個升值預期，這樣意味著人民幣總是低估，代價太大，那么升值預期消退以后，人家還會不會持有人民幣？會不會拋售獲利了結？人民幣重新回流國內？若繼續以人民幣為投資介質，那么一定是人民幣資產（如債券，股票，直接投資等）可以提供穩定的收益，而不單單是幣值的上升。在長期內，幣值單邊上升是不可能的，保持相對穩定才是基礎性國際貨幣的首要特征。
幣值穩定的含義有兩個，一是對外幣值穩定，即匯率穩定；二是對內幣值穩定，即穩定且較低的通貨膨脹水平。對外與對內這兩方面的幣值穩定是聯系在一起的，會互相影響。夯實幣值穩定的基礎，一方面要實現人民幣的對外幣值穩定，人民幣匯率不能有顯著的升值或者貶值趨勢；另一方面要實現對內幣值穩定，尋找長期穩定通貨膨脹的政策機制，把通貨膨脹穩定在較低的水平，不能有大起大落（戴金平，2011）。2005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從1美元兌8.27人民幣元上升到1美元兌6.35人民幣元，升值約30%，且依然存在強烈的升值預期。人民幣升值的根源在于，1990年以來的改革開放促進了我國的技術進步，特別是貿易部門的技術進步，這一技術進步是人民幣升值的客觀基礎。另一方面，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直到2005年7月21日匯率改革啟動，人民幣匯率一直盯住美元沒有調整，累積了升值壓力。而且，2002年以來沒有處于貶值的趨勢當中，導致盯住美元的人民幣跟隨貶值，進一步增加了人民幣的升值壓力。這一壓力在2005年7月21日匯改以后才開始慢慢釋放，而且在金融危機爆發以后還停止了一段時間。剩下的就是通貨膨脹目標制。我國的貨幣政策操作中，一直把控制通貨膨脹作為最重要的政策目標，也已經具備了一些“通貨膨脹目標制”的特征。在通貨膨脹率升高以后，我們往往采取緊縮性政策，包括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提高存貸款利率，對抗通脹。但是，嚴格的通貨膨脹目標制，遠非如此簡單，還要包括：1.保障物價穩定的制度性承諾和安排；2.公開透明的貨幣政策策略，包括在政策計劃與目標方面加強與公眾和市場的交流；3.央行達成通脹目標的可置信性。在這些方面，改進的空間依然很大。2011年7月，通貨膨脹又上升到6.5%的水平，8月雖然降低了0.3%，但還是遠超過能夠容忍的溫和通脹的程度。短短兩年間通脹出現大起大落，說明現行的貨幣政策機制無法保障穩定的低通貨膨脹。
（二）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
企業的成長、金融市場的發育和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并行的進程。這個進程中，需要宏觀經濟管理當局放松人民幣流出和流入的管制，允許企業在貿易和投資當中使用人民幣，不要妨礙自發的、合理的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所以，允許企業在貿易結算當中使用人民幣的政策本身沒有問題。問題是，匯率政策改革嚴重滯后，貿易結算中使用人民幣的政策試驗發生了扭曲。因為貨幣當局還在不斷大規模地干預外匯市場，人民幣一直保持單邊升值預期，人民幣貿易結算不僅給貨幣當局帶來了嚴重的損失，而且促成了人民幣國際化的虛假繁榮。
應該盡快結束基于套利動機的人民幣外流。為此，要么加快人民幣匯改，形成有彈性的、雙邊波動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要么放緩或者停止人民幣進口貿易結算。比較而言，前者是進步，更加可取。
加快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消除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我們將會看到：1.中國企業打消了對外投資中的匯率損失顧慮，企業加快走出去步伐，人民幣也將跟著中國企業一道走出國境；2.投機資本減少，宏觀經濟管理當局面臨更有利的政策環境，宏觀經濟穩定和人民幣幣值穩定得到更大保障，國際社會對人民幣的中長期價值更有信心；3.人民幣自由兌換和進一步的資本項目開放松綁，國際社會對人民幣資產的投資需求得到滿足；4.套利動機驅動下的人民幣外流下降，但是出口貿易結算中更多使用人民幣。如此，才是可持續的、能帶來長遠利益的人民幣國際化。
（三）發展香港成為人民幣離岸市場或影子市場的地位
就像當年美國走向全球化的過程中出現了歐洲美元和石油美元，應把香港作為海外人民幣市場的一個目標來做。相應地，在香港除了制造人民幣資產外，還可以允許亞洲地區乃至全球人民幣在香港市場回流，比如香港可以發行人民幣債券，組建一個人民幣股票市場，允許大陸企業到香港直接用人民幣發行股票。影子市場的好處，一是形成人民幣國際市場標桿，二是成為內地人民幣管理市場化發展的引導方向和參照系統。
（四）國內金融機構的改革
中國金融體系的改革是滯后于經濟改革的，有很多例證，如金融市場化程度、“走出去”戰略、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等，在金融領域里還存在相當多的管制。很多時候我們假設市場失靈所以進行市場干預，但有時候該相信市場的時候卻沒有相信，所以某種程度上管制還是偏多。金融改革滯后當然有其原因，改革前期，如1994年以前，國務院出臺金融體制改革決定之前是把金融業當作實體經濟改革的支撐、服務于經濟體制改革的。當時國有銀行背了很多國企改革的包袱，這些包袱其實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本和代價，由金融部門來承擔，最后由國家消化。改革后期，中國政府對風險看得比較重，從監管角度來說，除了比較擔心系統性風險，對于微觀的小機構風險也看得比較重，經常把個別機構的風險夸大，總擔心會引發社會的不穩定，所以要加快金融機構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