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Fisman在研究印尼企業與蘇哈托家族的關系時最早提出了政治關聯這一概念以來，政治關聯對企業業績、財務政策和資本市場影響的相關研究一直是國外研究的熱點內容，而國內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進行較晚，對于政治關聯的研究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谖覈F階段轉軌資本市場的制度特征和中華民族悠久的“關系”文化與傳統，政府仍充當著資源分配的重要角色，企業為了獲取有利的政策支持或者廉價的公共資源往往會主動建立政治關聯，政治關聯在我國也是普遍存在的。目前國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關聯的動機、政治關聯對企業價值的影響上，而政治關聯對企業會計信息質量影響的研究尚未進一步深入。本文主要是對政治關聯與會計信息質量的國內外文獻進行回顧，介紹企業建立政治關聯的衡量指標，重點對政治關聯對會計信息質量影響的研究進行綜述，以期能增加人們對企業政治關聯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并對進一步研究政治關聯提供一些思路。
一、國外研究綜述
（一）政治關聯的定義與衡量方法
政治關聯在其他文獻中也被叫作政治關系或者政治聯系，源于英文“political connection/political relationship/political-connected”。政治關聯的定義與衡量方法是研究政治關聯的難點問題，也是實證研究中能否準確檢驗政治關聯對企業影響的關鍵。政治關聯到目前為止也沒有一個統一明確的界定，對公司政治關聯的各種衡量方法，總體上可以劃分為兩類（杜興強等，2009）：一類是以高管的政治關聯衡量公司的政治關聯，一類是以公司的其他特征來衡量公司的政治關聯。
第一，以高管特征為基礎的衡量方法。國外較多使用Faccio（2006）的定義，以公司的大股東、高管（包括CEO、董事長、副董事長和董事會秘書）或董事會成員是否現在或者曾經在政府或者議會工作為衡量標準（Agrawal&Knoeber,2001； Johnson&Mitton，2003； Faccio，2006； Fan et al.，2007；Boubakri，2008），如果公司的高管曾有或者現有政治經歷，則虛擬變量取1，否則取0。這也是應用最普遍的一種方法，但是該方法并不能衡量政治關聯的強度。
第二，以公司其他特征為基礎的衡量方法。政治關聯的替代衡量標準主要包括以下四種：
1.以公司政府股權比例作為政治關聯的衡量標準（Adhikari et al.，2006）。該方法使用政府股權比例作為替代變量，只能間接反映公司與政府官員之間的某些政治聯系，而且由于某些公司沒有國有股份，比如家族企業和民營企業，或者在某些國家公司的國有股比例很低，導致該方法無法準確衡量政治關聯情況，因此該方法使用較少。
2.以公司在政治競選中對候選人的政治捐贈為衡量標準（Khwaja&Mian， 2005； Jayachandran， 2006； Claessens et al.，2008）。以公司提供捐贈的金額、捐款比例來衡量公司是否存在政治關聯以及政治關聯的強度，缺點在于政治捐贈可能代表的是公司的一種政治偏好而不是政治影響（Goldman et al.，2009）。
3.以公司股價作為政治關聯的衡量標準。Leuz&Oberholzer-Gee（2006）計算蘇哈托身體狀況的壞消息公布時公司的累計回報，用累計回報來衡量政治關聯程度，負向累計回報越大，則政治關聯程度越高。
4.以公司注冊地是否與政府官員的生活地或出生地相同為衡量標準（Roberts，1990；Faccio&Parsley，2007）。該方法的前提假設是，由于政治人物需要重新競選，朋友、家庭和當地企業的緊密聯系，對當地就業的關注及個人投資組合的“戀家效應”（home bias），政治人物一般會傾向于支持當地企業。因而，“地理位置”是社會和政治關系的一個重要基礎和衡量方法。該方法相對于其他幾種衡量方法來說對政治關聯的定義過于寬廣，且并非所有此類公司都屬于真正意義上的政治關聯公司。
（二）政治關聯對會計信息質量影響的實證研究
目前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關聯對企業經營業績和企業價值的影響上，較少研究政治關聯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Watts&Zimmerman（1986）研究了政治活動對會計程序的影響，認為規模越大的企業，政治敏感性越強，企業面臨的政治成本越大，從而規模大的企業存在遞延盈利動機。Ball，Robin&Wu（2003）、Bushman&Piotroski（2006）認為，政治因素會對會計政策選擇乃至盈余的穩健性產生影響。政治關聯企業的會計信息質量較低。
Ahmed Riahi-Belkaoui（2004）研究發現，收入不透明與有政治關聯的上市公司所占的比例正相關，與有政治關聯的公司所占的市值比例和法律實施程度負相關，而與披露水平、每萬人中審計師的數量、對國際會計準則的采用沒有顯著關系，這表明通常是政治環境而非技術環境影響會計質量。
Chaney et al.（2008）分析了20個國家的6 794家公司的政治關聯與會計信息質量關系。研究發現，政治關聯是影響會計信息質量的一個重要因素，關聯公司的會計信息質量顯著差于非關聯公司，且對于那些通過大股東關聯及與高層政府官員關聯的公司，會計信息質量更差。此外，伴隨會計信息質量的下降，非關聯公司的債務成本升高，但關聯公司的債務成本不受影響，因此具有政治聯系企業的管理者對市場壓力更不敏感以至于不去提高信息質量，使得有政治聯系的企業報告盈余質量也顯著低于同類沒有政治關聯的企業，而在有政治關聯的企業中，政治關聯越強的企業其盈余質量也越低。Guedhami et al.（2008）認為政治家有很強的動機去隱藏轉移公司資源于政治目的之中，導致國有企業對會計透明度的要求較低，而Bushman et al.（2004）也發現，國有股權會損害信息透明度。此外，Chen et al.（2007）發現，政治關聯對分析師有關盈余的預測有負面影響，分析師對關聯公司的盈余預測更加困難。
Chaney、Faccio & Parsley（2011）基于19個國家的 4 500家公司會計數據的分析，認為即使是在加入了幾個常用的國家層面的控制變量（腐敗的整體水平或股東權利指標變量）和企業層面的控制變量（所有權結構、規模、銷售增長、經營杠桿、市值對賬面價值的比例、現金流量或銷售增長波動）之后，政治關聯仍然是會計信息質量重要的預測指標，雖然政治關聯和前期較差的應計利潤質量相關，但是，卻沒有得到前一年較差的應計利潤質量會導致企業更趨向于建立政治關聯這一結論。
總體而言，國外學者的研究表明政治關聯企業與會計信息質量存在負相關關系。
二、國內研究綜述
（一）政治關聯的定義與衡量
由于無法區分企業獲得的好處到底是來自于高管的政府背景，還是來自于國有企業本身大股東的政府背景，我國學者主要針對民營企業的政治關聯進行了研究。在研究我國公司的政治聯系相關問題時，學者普遍采用的是以高管特征為基礎的衡量方法，但是結合中國的制度背景對公司政治聯系的衡量方法作出了一些調整。具體來說可以分為以下三種方法：
1.虛擬變量法。以公司的大股東、高管或董事會成員是否現在或者曾經在政府或者議會工作為衡量標準，如果公司的高管曾有或者現有政治經歷，則虛擬變量取1，否則取0（吳文峰等，2008；鄧建平和曾勇，2009）。
2.比例法。以公司高管中具有政治關聯高管的比例作為政治關聯的衡量標準，比例越高，則政治關聯程度越高（陳冬華，2003；羅黨論和唐清泉，2009；鄧建平和曾勇，2009）。
3.評分法。對公司高管的不同政治身份級別賦予不同的分值，必要計算后作為公司政治關聯指標。不同層次政治身份的影響應當是不同的；而虛擬變量法把不同層次的政治聯系都賦值為1，這與中國的實際情況不吻合。胡旭陽（2006）將浙江省民營企業家按照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級別分別賦以0到5的分值，并且“考慮到不同企業家政治身份傳遞信息的能力不是線性遞增而是以級數方式遞增的”，又將這些分值平方后作為政治聯系變量。鄧建平和曾勇（2009）采取了類似的評分方式（沒有取平方）。王慶文和吳世農（2008）按照公司高管曾經或現在在行政系統任職的最高行政級別對其政治影響力進行賦分，并將公司每個高管的得分簡單加總，作為公司政治影響力指數得分。杜興強等（2009）拓展了胡旭陽（2006）、王慶文和吳世農（2008）的方法，對政府官員類的政治聯系和代表委員類的政治聯系進行明確區分，然后根據行政級別進行評分。
（二）政治關聯與會計信息質量的相關研究
相對于國外的研究而言，我國學者對于政治關聯對會計信息質量影響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相關文獻較少。
質量較高的會計信息能夠降低債務契約潛在的代理成本。然而，一些研究發現政治關聯能夠為公司帶來融資便利，如余明桂和潘紅波（2008）發現具有政治關聯的民營公司更容易得到金融機構的貸款并擁有更長的貸款期限，胡旭陽（2006）和吳文峰等（2008）也發現政治關聯能為民營公司帶來融資便利。既然政治關聯降低了債權人對公司債務契約的要求，那么可以合理地推知，政治關聯能夠降低債權人對會計信息質量的需求。
杜興強、周澤將（2009a）研究發現，政府官員類政治關聯降低了信息透明度，但不顯著；代表委員類政治關聯顯著提高了民營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此外，民營上市公司的銀行關系顯著降低了信息透明度。杜興強、周澤將等（2009b）利用2004―2007年期間的數據研究表明，民營上市公司的政治聯系降低了會計穩健性；民營上市公司關鍵高管的政治聯系，對會計穩健性的影響更為顯著。
上述研究的基本結論是：政治關聯一定程度上可以給企業帶來融資便利，為企業爭取更多的貸款并擁有更長的貸款期限，降低了對會計信息質量的要求。
三、文獻述評
通過文獻回顧可以發現，盡管政治關聯已成為當前我國相關研究的熱點，但是已有文獻對這一問題的制度背景和現實根源仍缺乏深入的考察，對政治關聯的影響仍缺乏全面的審視，與國外研究尚存在差距，未來研究還可以在以下方面拓展：
?。ㄒ唬┱侮P聯的衡量問題
政治關聯是公司與擁有政治權力的個人之間形成的隱性政治關系（吳文鋒、吳沖鋒和芮萌，2008），這種“隱性關系”給搜集數據帶來了一定困難。因此多數研究以董事長或者總經理等主要高管是否曾經或者正在政府部門任職作為政治關聯的替代，但這顯然大大縮小了政治關聯的范疇。董事、監事以及公司管理層的政府背景也可以納入政治關聯的統計范疇，另外，在反腐敗力度不斷加大以及各國對官員權力監管逐步加強的背景下，政治聯系可能通過中介或者代理人實現，這將使政治關聯呈現出不同的特征?，F存文獻對政治關聯和公司業績相關性問題的研究結論不一致，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未嚴格地區分政治關聯的方式。已有文獻對政治關聯的考察，大部分將政府任職背景、軍隊任職背景、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工青婦聯等各種身份背景同等對待。但是不同背景的政治關聯對企業的影響是不同的，同等對待顯然有失偏頗。因而，未來的研究方向可以從“有無政治關聯”轉向“政治關聯強弱”的分析，并尋求“政治關聯”更準確的衡量方法。
（二）政治關聯的樣本選擇
目前已有文獻多局限于已上市的民營企業，對因股權國有與政府存在天然政治關聯的國有企業研究文獻較少，這些樣本并不能反映具有政治聯系企業的全貌。而如何度量國有企業的政治關聯一直是該領域懸而未決的難題，因此，未來研究應拓展到國有企業，分析政治關聯的影響是否因企業性質不同而存在差異，注重分析企業主動尋求的政治關聯與因政府持股等原因被動形成的政治關聯對企業是否存在差異性的影響。而且，目前主流的民營企業仍然是以小規模、家族化、集群化為主要特征，這些“小”的民營企業與政府的關系究竟怎樣？他們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如何，以及如何形成，其機理與已經完成從小到大資本和規模積累的上市民營企業有很大不同，這也是后續的研究方向之一。
（三）政治關聯研究的方法
目前針對國內企業政治關聯的研究多為政治關聯與會計信息質量之間關系的“靜態”考察，側重于分析政治關聯與會計信息質量的關系，鮮有學者采用國外學者普遍采用的事件研究法，動態考察企業建立或失去政治關聯前后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實證研究結果的可信性不足。因而未來研究可重點分析從“無政治關聯”到“有政治關聯”公司會計信息質量的變化，并研究為何有些公司建立政治關聯，而有些公司沒有建立政治關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