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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測算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36 個工業細分行業2000 ～ 2009 年的技術效率，并對其進行比較和分析。對企業技術效率的測算和分析將通過間接方式進行，即通過分析工業企業的行業數據( 加總數據) 對國有和非國有企業這10 年期間技術效率的發展與改善情況加以判斷。( 一) 變量選取及數據來源1. 投入產出變量。工業細分行業的生產函數模型中投入產出變量的選取以工業增加值為產出指標，以行業年均從業人員數量及固定資產凈值為投入指標。下文中，工業增加值、行業年平均從業人員數以及固定資產凈值將分別用Y、L、K 表示。工業細分行業國有企業投入產出數據采用了2000 ～ 2009 年《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中的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細分行業相關數據。由于產出變量工業增加值2004 年、2008 年和2009 年的年度數據《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及工業普查資料均沒有提供， 2004 年度當年價工業增加值數據采用2004 年度當年價工業總產值與2003 年度工業增加值率計算得到; 2008 年和2009 年當年價工業增加值數據采用比例法計算得到，即用本年度的當年價工業總產值乘以上一年度當年價工業增加值與當年價工業總產值的比值。以2000 年為基期，產出變量工業增加值根據行業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進行平減; 投入變量固定資產凈值用年度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進行平減。另外，工業細分行業非國有企業2000 ～ 2009 年投入產出數據，本文以《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中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企業工業細分行業相關數據與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工業細分行業相關數據的差值計算得到。2. 技術效率的影響因素變量。① 影響工業企業技術效率的因素變量很多，本文選取的影響因素變量如下:A. 資本比重，記為F1。其中，國有企業資本比重用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資產總計/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資產總計的商表示; 非國有企業資本比重定義為: 1 － 國有企業資本比重。B. 資本密集度，記為F2，用可比價固定資產凈值/年平均從業人員的商表示。其中，可比價固定資產凈值為根據行業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對固定資產凈值進行平減所得。C. 企業平均規模，記為F3，用可比價資產總計/企業單位數的商表示，其中，可比價資產總計為根據行業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對資產總計進行平減所得。D. 產出稅率，記為F4，用稅收總額/當年價工業總產值的商表示。其中，稅收總額缺失的年份用主營業務稅金及附加與本年應交增值稅的和代替。該指標可以間接反映政府通過稅收手段對工業企業技術效率的影響作用。上述四個技術效率的影響因素變量是分別利用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行業相關數據計算得到，在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相同年份和相同行業中變量值是不同的。對以上四個影響因素變量的相關分析表明，這四個變量的相關性較低，不會導致回歸模型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需要說明的是，影響工業企業技術效率的因素變量很多，我們的選擇難免會有疏漏。考慮到技術效率是相對效率，SFA 模型只是分析DMU( 決策單元) 之間效率的相對差異，并研究造成這種差異的影響因素的具體作用，因此，SFA 模型并不要求囊括所有影響因素變量。即使遺漏了重要變量，相比之下，SFA 模型也不會像在OLS回歸分析中那樣導致整個分析結果穩健性差的后果。此外，國有企業技術效率均值低于0. 115 的行業包括有色金屬礦采選業( 行業4) 和專用設備制造業( 行業29) ; 非國有企業技術效率均值低于0. 115 的行業有塑料制品業( 行業23) 、非金屬礦物制品( 行業24) 和普通機械制造業( 行業28) ; 而兩者技術效率均值均低于0. 115 的行業則包括煤炭采選業( 行業1) 、非金屬礦采選業( 行業5) 、紡織業( 行業10) 、服裝及其他纖維制品制造( 行業11) 、皮革毛皮羽絨及其制品業( 行業12)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業( 行業13) 、家具制造業( 行業14) 、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 行業17) 和金屬制品業( 行業27) 等。由此可見，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在這些行業技術效率改善的空間和余地很大; 同時這些行業的低技術效率與所有制無關。為了降低強壟斷行業對年度技術效率均值的影響，同時也進一步考察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技術效率在競爭性行業的表現，我們分別就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在20 個競爭性工業細分行業的年度技術效率均值進行了比較。① 這20 個行業具有競爭性較強、外部環境異質性相對較低等特點，根據這20個行業的年度技術效率均值得到的20 個工業細分行業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年度技術效率均值比較的線形圖( 見圖1) 。由圖1 可知，在這20 個競爭性工業細分行業中，國有企業的年度技術效率均值在2003 年前低于非國有企業，但在2003 年以后已經趕上并超過了非國有企業。從總體上來說，國有企業的行業技術效率在近十年來表現為遞增的態勢。即使不考慮國有企業中的國有控股部分，國有企業的技術效率已經趕上并超過非國有企業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起碼我們可以說，兩者之間技術效率差距的顯著性在過去的十年間得到了有效的降低。由此可見，隨著國企改革的不斷深入推進，國有企業的技術效率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和提高。年甚至有超越非國有企業的趨勢。這一趨勢在競爭性領域也表現得十分明顯。① 由此可以認為，經過1999 年以來的深化改革，我國的國有企業已經進入良性發展階段，改革成效逐步顯現。研究同時也顯示，企業相對效率的變動是一個動態過程，效率比較的格局不可能凝固不變。市場競爭不進則退，國企改革尚需努力。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當前的改革應當從兩個方向繼續推進: 一方面，放開市場競爭，縮小壟斷范圍，強化政府規制，限制集團利益，降低壟斷利潤，改變壟斷行業技術效率虛高的格局。另一方面，繼續推進競爭性領域國有經濟的市場化改革，目前特別要關注國有資產管理體制與資本市場的“無縫對接”。我們的建議是，通過充分利用信托財產的法律制度、建立社會信托投資基金的方式，使得國有資本的產權代理“去政府化”。［9］這是進一步改善國有企業公司治理的有效途徑。這方面國有企業的改革還有很大空間，國有企業技術效率還有進一步提升的可能。本文基于我國工業細分行業2000—2009 年行業加總數據，運用SFA 模型從工業細分行業層面測算了我國36 個國有和非國有企業工業細分行業的技術效率，分析了其四個影響因素，并對兩者技術效率的水平及其十年來的變遷情況作了分析和比較。技術效率的影響因素分析結果表明，從整個工業行業來說，變量“資本密集度”和“企業平均規模”對技術效率有正效應，而變量“國有比重”、“產出稅率”對技術效率效應不顯著。因此，為了提高工業企業的技術效率，大中型企業要繼續推進技術設備的升級換代，在提高投資效率的前提下，采用資本密集技術，趕超世界先進水平; 要繼續鼓勵競爭性領域企業做大做強，有些行業可以考慮扶植大型企業集團，提高所在行業的技術效率。研究表明，“資本密集度”和“企業平均規模”是影響企業技術效率的重要經濟變量，并且這兩個變量與企業技術效率直接相關，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技術效率的行業面板數據比較結論，在很大程度上受這兩個變量影響。那么，企業技術效率究竟是主要取決于所有制，還是主要取決于包括“資本密集度”和“企業平均規模”在內的企業技術水平? 這是本文涉及的一個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