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上的具體表現形式以及產生的原因，其實我們一直都未脫離兩大主題—“發展”和“規范”。第一個主題是“發展”，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必然要求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從無到有，從有到大，從大到強。雖然，目前我國的資本市場還稱不上“強”和“大”;但是，我國的資本市場正朝著這個方向在不斷前進。而且，作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并有望在未來百年內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的國家26，其資本市場的“強”和“大”是可以預測的，是必然趨勢。另外一個主題是“規范”，中國資本市場持續健康地發展必然依賴其監管體系、運作模式、投資行為不斷地規范，日益完善。缺乏“規范”的“強大”，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強大”，因為無法抵御金融風險的沖擊。這一點，1997年到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就是最好的例子.因此，要建立經濟學模型研究我國特定制度背景下的上市公司尋租行為的演化路徑，就必須把握好這兩大主題，抽象化這兩大主題到模型之中。
一、經濟學示意圖 在參考了張宗新(2002)和宋威(2006)研究的基礎上，筆者進行修改和補充，27提出如下圖解模型來解釋政府主導制度變遷下的上市公司尋租行為演化路徑。在圖4.1中，縱軸OR表示上市公司通過資本市場尋租獲得的收入，橫軸OP表示上市公司正常經營獲得的收入。S表示上市公司在資本市場上的預算線，其在圖中的位置由資本市場的規模決定。即當資本市場規模發生變化時，S線向外擴張表示資本市場的規模擴大，S線向內收縮表示資本市場的規模縮小。直線OI的斜率等于兩種經濟活動凈收益的比值，其傾斜程度反映資本市場制度安排對上市公司資本市場尋租行為的影響，也就是說，直線OI的斜率越大，現行的制度安排促使企業更傾向于通過資本市場尋租獲得收益，而不是從事實際的經營活動獲取正常的利潤，資本市場尋租收益在總收益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大。下面，筆者將以圖4.1解釋我國資本市場制度安排與上市公司尋租行為和收益之間的關系。
(1)我國的資本市場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孕育，并且伴隨著國有企業公司制改革快速成長起來。1990年11月和1991年4月，深圳證券交易所和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成立標志著我國資本市場的正式誕生。在我國資本市場發展初期，其具備以下兩個特征: 第一是資本市場規模過小—S，線所示。根據國家統計局編撰的《中國統計年鑒》顯示，1992年，我國滬深兩市上市公司共計53家，股票市值1048億元，僅占當年GDP的4.63%。同年，我國債券市場發行企業債券350億元，僅占當年GDP的1.55%0 第二是由于資本市場制度安排存在諸多缺陷，政府對資本市場進行全方位的過度干預一一Oh線所示。由于我國資本市場從誕生之日起就肩負著為國有企業融資解困的任務;因此，初期資本市場中的上市公司全部是國有企業，政府行為占據了主導性地位。而對于證券發行的制度安排，我國資本市場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基本上采用行政審批和計劃額度相結合的證券發行制度。這種制度保證了國有企業取得上市資格，致使絕大多數上市公司的融資行為并非源于資本市場供求雙方的自發性交易安排，資本市場出現大量非生產性獲利機會. 上述兩大特征導致出現圖4.1中A;點所表示的狀態，上市公司尋租所獲得的收益遠遠大于正常生產經營的收益。由于巨額租金的誘惑，且配套的審計和監管體系漏洞諸多，加之缺乏違規尋租被查處后必要的懲罰力度;因此，當某個上市公司將概念租金轉化為巨額現實收益時，勢必引起尋租的“羊群效應”—市場中的上市公司皆有尋租的動機和實現租金的把握。此時，資本市場成為一個尋租場.
(2)在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大背景下，國內資本市場容量逐步擴充。而作為制度變遷的主體，我國政府不斷加大資本市場制度建設的力度，規范市場經濟參與主體的行為，通過強制性制度變遷，力圖縮減起步較晚的資本市場與發達國家的成熟資本市場之間的差距，從而更好地為經濟增長服務。 上述經濟現象在圖4.1中表現為—曲線S,向S2再向Ss移動。在股票市場，從上市公司數目來看，1992年上市公司數量為53家，而2006年已達1434家，增加了27倍多:另一方面，從股票市場交易數量來看，總成交股數從1992年的37.95億股增加到2006年的16145.22億股，增長T425倍多。企業債券市場雖然相對于股票市場的發展較為滯后，然后其規模也取得了長足的增長.我國企業發行債券從1992年的350億元增加到2006年的5594.30億元，翻了近16倍。
資本市場的急速擴容不斷創造出更多的尋租機會，而上市公司通過尋租活動獲取更大的凈租金收益額。當資本市場達到一定的規模，其制度的市場化要求會越來越突出:而市場的制度環境如果不能得到相應的改善和規范，必將產生資本市場內在發展和政府外在制度安排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即政府主導型制度安排與資本市場自身發展規律之間的矛盾。因此，制度的規范成為政府的唯一選擇。于是，我國政府逐步健全完善資本市場法律、法規，提高市場透明度，增強市場自我調節的能力，具體表現在證券發行制度、定價制度、信息披露規則以及各種違規對應的懲處等方面規范化。這在圖4.1中表現為OI曲線逐漸向右下方旋轉。
可以看出，在A2點，雖然尋租的凈收益在提高，由R1上升到RZ;但是，兩種經濟活動凈收益的比值(尋租凈收益/正常生產經營凈收益)卻在下降。隨著資本市場制度安排的不斷規范，即使資本市場規模不斷擴大，當尋租的凈收益達到某個最高臨界值之后便開始下降，由Rz降到R3;并且租金總體規模呈現萎縮。在這樣一個過程中，通過機會成本的比較，越來越多的相對業績優良并且厭惡風險的上市公司會逐漸將稀缺的生產要素投入到凈收益更高的正規生產經營活動之中。
(3)由于制度缺陷對資本市場機制的扭曲，最終影響到資本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作為改革主要推動力量的政府，必然有動力繼續推進資本市場制度變遷，矯正資本市場的制度缺陷，推動資本市場向市場化方向發展，即OI線不斷向右下方旋轉。最終實現資本市場高度(或者完全)的市場化，從而資本市場的尋租行為也就基本消失(或者不復存在)，上市公司均通過從事正常的生產經營獲利。
實際上，上述推理論證了謝平等(2005)的觀點:“改革打破了傳統計劃體制，引進了市場交易，但是也造就了‘中間利益集團’—他們不喜歡傳統計劃體制，因為計劃體制不能賦予他們尋租的機會:他們也不喜歡真正的市場體制，因為市場體制剝奪了他們賴以尋租的權力;同時他們還不喜歡透明度，因為在光天化日之下，任何腐敗都無法進行。因此，他們喜歡中間狀態，喜歡長時間的轉軌，喜歡所謂‘中國特色’，喜歡用神秘的國家金融機密阻斷存款人和納稅人的知情權，掩蓋自己的私人利益。”根據圖4.1可以，只有處在中間狀態，只有處在長時間的轉軌過程中，“中間利益集團”才能實現租金收益最大化(O RZAZ PZ )，而傳統的計劃體制抑或完全的市場體制都無法實現租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