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和私營經濟的迅猛發展，中小企業己日益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對國民經濟的健康、持續、穩定發展，對社會的安定團結，對創造就業機會、推動技術創新、加快市場化進程都發揮著日趨重要的作用。
然而這些年中小企業的發展前景并不樂觀，很多中小企業的存在時間很短，據調查中國中小企業的平均壽命也只有5年左右，究其原因，融資難一直是制約中小企業做大做強的重要因素。為此，抵押貸款、信用擔保等融資方式應運而生，甚至出現了“地下錢莊”這種非法民間金融組織。近年來，該金融組織在市場經濟的溫床里“茁壯成長”，尤其是在溫州、鄂爾多斯等民營資本雄厚的地區，地下錢莊的發展勢頭更是銳不可當。據統計，溫州GDP占全國總量不到1%，但擁有超過40萬家企業，其中多數為小型企業。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發布的《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中顯示，截至2011年6月底，溫州民間借貸規模已達到銀行信貸總量的20%，即1100億元左右，比一年前的800億元有較大增長;民間借貸利率也處于階段性高位，年綜合利率水平為24. 4%。另外，根據該銀行于2010年年底進行的一次民間借貸問卷調查結果所示，在接受調查的對象中，有89%的家庭個人和59. 67%的企業均參與了民間借貸〔l]。由此可見，在有“中國民營經濟發源地”之稱的溫州，民間借貸正“蓬勃發展”，不僅數量極大，而且涉及面廣。這種現象不得不引發我們的思考:在借款利率如此之高的情形下，為什么大多中小企業仍然對民間借貸趨之若鶩呢?答案顯然是因為缺乏銀行等金融機構融資支持所致。具體來說，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特征常常表現為短、頻、快，有著極強的季節性和臨時性，同時風險較大;而我國銀行歷來按指令行事，對市場要求反應滯緩，甚至無動于衷，加之手續繁多，從而導致中小型私營企業及民營企業很難得到正規金融機構的貸款支持〔2]“地下錢莊”也正是在這種融資困境中孕育出的一個“怪胎” 。
由以上不難看出，雖然民間借貸在某種程度上能解燃眉之急，但其高利率和高風險的特點還是令很多中小企業望而卻步，可見它并不是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的良策。那么到底如何才能從根本上突破中小企業融資“瓶頸”呢?眾所周知，我國資本市場有著嚴格的準入制度，中小企業規模小、資金有限，一般都達不到主板市場上市的條件;加上中小企業板的上市條件雖已有所放寬，但審批程序等與主板市場差異不大。因此，在大多數中小企業看來，“入市門檻”依然過高，被拒之門外的現象甚為普遍，故我國中小企業通過股票市場融資的希望也很渺茫。綜上所述，唯有向銀行等金融機構借款融資才是突破中小企業融資困境的主渠道。面對巨大的資金缺口，雖然各級政府在支持中小企業健康發展方面己做了不少努力，例如國務院專門出臺了促進小微企業發展的九條政策‘3J，許多金融機構也逐步認識到開展中小企業融資的重要社會意義和重大經濟價值，但由于我國中小企業內部自身的局限性，加上外部市場環境的監管力度不夠，很多金融機構出于貸款“三性原則”(安全性、流動性、效益性)的考慮，無法真正落實抵押貸款和信用擔保政策。如此看來，中小企業只有依靠自身信用貸款，金融機構大力發展信用融資，或許才是破解融資難局面的一劑良藥。 然而實際上，當眾多中小企業向銀行等金融機構申請信貸融資支持時，大多數會因“信用等級太低，未達到信貸標準”而被拒絕，結果只有少數幾個信用評價良好的中小企業才能得此殊榮。其實銀行對此情況倒是頗為滿意，因為貸款程序的繁簡和貸款金額的大小并不成正比關系，故為數不多的信貸對象不僅節約了勞動成本，而且還可以堵住國家乃至社會的“悠悠眾口”。只是這樣一來，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
事實上，造成中小企業信貸融資難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自身信用水平:一方面，相對于大企業而言，中小企業的資產數量少、質量差，信用狀況也相對較差，商業銀行出于資金安全性的考慮不愿意向中小企業放貸;另一方面，大多數銀行等金融機構目前執行的企業信用等級評定標準無論是從評級方法、評級指標的選擇，還是從指標的權重來看都是為國有大型企業“量身定做”的。倘若用這套標準來評價中小企業信用等級，它既不能全面反映出中小企業的發展狀況和發展前景，即還款能力，更談不上反映中小企業的還款意愿，因此也就不能客觀反映出中小企業的真實信用狀況。那么銀行等金融機構在面對中小企業申請信用貸款時，總是持有謹慎態度，采取“惜貸”甚至“恐貸”策略，以避免“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出現。事實上，中小企業能從銀行等金融機構獲得的信貸支持確實非常有限，其生存和發展環境不容樂觀。 在此背景下，本文立足于生命周期理論，將企業生命周期與信用評價緊密結合，對中小企業信貸融資進行研究。同時根據企業所處各個成長階段的特點，建立中小企業基于生命周期的信用評價指標體系，并用此指標體系來幫助銀行等資金提供者作出正確的貸款決策，以真正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
